中國還會不會出現第二個毛澤東？外國專家：天才的出現具有偶然性

在一個風雲激蕩的世紀，他以一人之力，將一個沉睡的東方巨人從屈辱的泥潭中喚醒，徹底改變了國家的命運和世界格局。

他是一位戰略家，也是一位哲人，其思想的深度與個人魄力的強度，至今仍令世界為之探究。

就連曾與他數次交鋒的基辛格也感嘆，天才的出現具有偶然性，毛主席是那個特定時代的產物，不可複製。

如今，當我國站在新的歷史十字路口，面臨著與往昔截然不同的全球格局與內部挑戰時，一個深刻的問題也隨之浮現。

在未來的風浪中，還會不會有另一個身影，以同樣的方式深刻地影響這個國家的命運？

從韶山沖走出來的年輕人

少年時代的毛主席不像父親期望的那樣，安於做一個只懂得珠算和農事的繼承人。

私塾里的《三字經》、《百家姓》固然是啟蒙，但真正點燃他內心火焰的，是那些古典小說中的英雄豪情與叛逆精神，如《水滸傳》里的梁山好漢，《三國演義》中的權謀與忠義。

為了能夠走出韶山，去見識更廣闊的天地，他與父親發生了激烈的爭執，甚至以離家出走相抗爭。

他成功了，他來到了湘鄉的東山高等小學堂，第一次接觸到了改良主義思想和關於外部世界的知識，梁啟超等人的文章讓他眼界大開。

隨後，他考入長沙的湘鄉駐省中學，長沙這座省會城市，正處在新思潮激蕩的前沿。

在這裡，他貪婪地吸收着各種新知識，從嚴復翻譯的《天演論》中理解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殘酷法則，也從報紙上讀到了孫中山領導的革命事迹，內心的激蕩可想而知。

辛亥革命的炮聲，徹底中斷了毛主席平靜的求學生活。他毫不猶豫地剪掉辮子，投身革命軍，成為湖南新軍的一名士兵。

革命的果實很快被袁世凱竊取，這讓包括毛主席在內的許多有志青年感到失望和迷茫。

他退伍後，在選擇未來道路時一度陷入了困惑，他嘗試報考過警察學堂、肥皂製造學校、法政學堂等，最終選擇了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

在這裡，他遇到了對他一生影響深遠的恩師楊昌濟。

楊昌濟是一位學貫中西的教育家，他向學生們傳授西方哲學和倫理學，並鼓勵他們砥礪品行、強健體魄、關心國事。

毛主席與蔡和森、蕭子升等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學，在楊昌濟的指導下，組建了“新民學會”，這個團體的宗旨是“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

他們一同議論時政，探討救國方略，進行冷水浴、風雨中徒步等艱苦的身體鍛煉，實踐着“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的信條。

畢業後，經楊昌濟介紹，毛主席首次來到北京，在北大圖書館擔任助理員。

在北大這個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他有幸結識了李大釗和陳獨秀，這是我國最早接觸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

在李大釗的影響下，毛主席開始系統地閱讀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書籍，他的思想迅速地從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等各種思潮中脫穎而出，轉向了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

從那時起，毛主席的人生軌跡便與我國共產黨的創建和發展緊密地交織在一起。

與中國共產黨緊密相連

大革命的失敗，血的教訓讓毛主席深刻認識到，沒有自己的武裝，就無法保衛革命的果實。

於是，他毅然發動了秋收起義，在起義受挫後，他審時度勢，做出了一個石破天驚的決定——放棄攻打大城市，率領部隊向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進軍。

這就是“上井岡山”的開始，在井岡山，毛主席和朱德領導的紅軍創建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

在極端艱苦的環境下，他撰寫了《我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井岡山的鬥爭》等光輝著作，從理論上闡明了這條道路的可行性和必然性。

他締造的紅軍，實行“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強調官兵平等，軍民魚水情，這支新型人民軍隊與舊軍閥的部隊形成了鮮明對比，贏得了民眾的廣泛擁護。

黨內“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一度使他被排擠，紅軍也因此付出了慘重代價，被迫進行戰略轉移——舉世聞名的長征。

在長征途中，慘烈的湘江戰役讓紅軍損失過半，也讓廣大指戰員認識到錯誤路線的危害。1935年1月，在貴州召開的遵義會議，成為黨的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會議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的統治，確立了毛主席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此後，他指揮紅軍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飛奪瀘定橋，爬雪山，過草地，擺脫了數十萬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勝利到達陝北。

在延安的窯洞里，毛主席度過了十三個春秋。這是他思想理論創作的巔峰時期。

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全面入侵，他發表《論持久戰》，精準地預言了抗日戰爭的三個階段，駁斥了“亡國論”和“速勝論”，為全國人民指明了抗戰勝利的方向。

他還系統地總結了我國革命的經驗，撰寫了《矛盾論》、《實踐論》、《新民主主義論》等一系列哲學和政治著作，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我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形成了完整的毛主席思想理論體系。

抗戰勝利後，為了爭取和平、民主，他親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展現了共產黨人的誠意與膽識。

但國民黨反動派悍然發動內戰，他領導人民解放軍，以“小米加步槍”對抗美式裝備的敵人，通過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摧枯拉朽般地消滅了國民黨的主力。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在基辛格眼中，他是一位不可複製的時代巨人

當中美關係那扇塵封了二十多年的大門緩緩開啟時，整個世界都屏住了呼吸。

對於當時的美國人，乃至整個西方世界而言，新我國和她的締造者毛主席，始終被一層神秘而厚重的面紗所籠罩。

究竟真實的我國是什麼樣子？那位領導着佔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領袖，又有着怎樣的性情與思想？

帶着這些深藏心底的疑問，時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亨利·基辛格，作為破冰之旅的先行者，懷着既期待又忐忑的心情，踏上了這片陌生的土地。

他即將見到的，是那個被西方媒體描繪成“全能革命者”的傳奇人物。

他後來在自己的回憶錄《白宮歲月》和專著《論中國》里，不吝筆墨地記錄下了這些歷史性的會面。

毛主席的會客室，位於中南海一個游泳池畔的書房，陳設極其簡單。

基辛格的目光所及之處，幾乎都被書籍所佔據，書架上、桌子上、地上，堆滿了線裝的中國古籍和各類現代書籍，儼然是一個學者的隱居之所，而非世上人口最多國家的最高領導人的辦公室。

基辛格寫道，毛主席一出現，便自然而然地成為全場的中心，他身上散發出的那種壓倒性的魄力，是“幾乎可以觸摸得到的”。

在他們之間的談話中，毛主席從不拘泥於外交禮節的繁文縟節，談話方式天馬行空，富有哲理。

基新格感到，與毛主席交談，你必須全神貫注，因為他“指點了一個方向，但卻不規定前進的道路”，你需要從他那充滿隱喻和暗示的話語中，去領悟他真正的戰略思想。

在基辛格這位資深的現實主義外交家看來，毛主席是一位頂尖的戰略思想家，

其謀略的根基深深植根於我國數千年的歷史文化之中。

他發現，毛主席極其善於運用我國古代的智慧來處理當代的國際關係。

在錯綜複雜的國際力量博弈中，毛主席精於分析力量對比，巧妙地利用矛盾，實現力量的平衡，讓敵對勢力相互牽制，從而為我國爭取到最大的戰略空間。

這在當時中美蘇“大三角”關係的處理上表現得淋漓盡致。

面對蘇聯的巨大軍事壓力，毛主席果斷地決定改善對美關係，形成了“一條線”的戰略構想，即聯合從我國、日本、歐洲到美國的一系列國家，共同抵禦蘇聯的擴張主義。這個大膽的戰略構想，徹底改變了冷戰的格局。

中國還會出現毛主席嗎

回到那個核心的問題：我國還會不會出現第二個毛主席？

基辛格的觀點，也代表了許多深入研究過那段歷史的外國專家的看法：天才的出現具有偶然性。

他認為，毛主席這樣的歷史巨人，是特定時代的產物。

他的成長，貫穿了從帝制崩潰到軍閥混戰，再到抗日烽火和解放戰爭的整個動蕩時期。

正是這些獨特的經歷，塑造了他複雜而多面的性格，錘鍊了他無與倫比的意志力和鬥爭藝術。

他的成功，在於他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我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前所未有地緊密結合起來，找到了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革命道路。

他所面對的歷史任務——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一個統一、獨立的新國家——是前無古人的。

基辛格曾這樣評價毛主席的貢獻，他認為毛主席“將我國帶進了一個新的時代”，是“自我國統一以來第一位奉行消滅舊勢力、打破舊傳統的執政者”。

他掃除了傳統中那些阻礙國家進步的牽絆，以雷霆萬鈞之勢重塑了我國的社會結構和民族精神。

這樣的歷史人物，其形成的條件是不可複製的。

今天的我國，已經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上，面臨著與當年截然不同的機遇和挑戰。

國家已經實現了穩定和繁榮，社會結構、經濟基礎和國際環境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時代不再需要一位“打破舊世界”的革命家，而是需要建設和發展新時代的領導者。

因此，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看，每一個時代都會孕育出其所需要的英雄人物，但試圖在完全不同的土壤里，去尋找同一顆種子的重現，本身就是不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的。

毛主席作為一個歷史現象，他的獨特性和偶然性，決定了他的不可複製。

參考資料：基辛格眼中的毛澤東“畢生為徹底改變中國社會而努力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