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曼帝國與早期德國的交往史：對奧地利和普魯士，有何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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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穆罕默德二世攻陷君士坦丁堡後，奧斯曼帝國就已與以奧地利與普魯士為代表的德意志諸邦有所聯繫。其中奧地利與奧斯曼帝國的交往以對抗為主，而普魯士與奧斯曼帝國的交往相對溫和偏向合作，涉及軍事，外交和文化等領域。

奧地利長期活躍在抗擊伊斯蘭世界入侵的一線，不僅軍事力量得到提升，而且在基督教世界享有很高的聲望。在奧斯曼帝國停止擴張以後，逐漸崛起的普魯士對奧地利統一德意志形成威脅，但因力量不足以與奧地利相抗衡，因此產生與奧地利宿敵聯繫交往的需要。

奧斯曼帝國與奧地利的交往

戰爭是奧斯曼帝國與奧地利早期交往的主要形式。奧地利與奧斯曼帝國的早期接觸，大概可追溯至1453年奧斯曼帝國人攻克君士坦丁堡的戰爭中。

至1521年，奧斯曼帝國素丹蘇萊曼大帝先後佔領貝爾格萊德與地中海的羅得島，打開了那扇野蠻人通過它進入歐洲大陸蹂躪匈牙利的大門，開啟了與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戰爭。

1685年，奧斯曼帝國人在格蘭戰敗，德國人繼續推進，陸續收復奧芬、齊本彪根、貝爾格萊德等地。1699年哈布斯堡王朝吞併整個匈牙利。

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間，奧斯曼帝國人與歐洲人經歷了大大小小許多次戰爭。奧斯曼帝國第二次圍攻維也納失敗，標誌着土耳其停止擴張。在攻守易勢之前，維也納一直是歐洲抵抗伊斯蘭勢力的橋頭堡與中心。

1500-1793-年間，由於歐洲各君主忙於須繁的宗教糾紛或者王朝戰爭，奧斯曼帝國在被哈布斯堡王朝視為威脅的同時，也被其他歐洲宮廷視作潛在的盟友，或中立夥伴。

在阻擊異教徒進犯的過程中，基督教世界在奧地利的領導下團結一致共御外辱，取得巨大的成功，也使哈布斯堡家族在德意志諸邦中的聲望達到頂峰。隨着奧斯曼帝國進攻勢頭的銳減，原本一致對外的基督教世界又開始宗教戰爭的內耗，爭奪神聖羅馬帝國領導權。這一時期逐漸崛起的普魯士，成為奧地利統一德國的主要競爭者。

奧斯曼帝國與普魯士的交往

奧斯曼帝國普與魯士人的正式交往始於1701年。這一年，奧斯曼帝國派出一支由薩伊德·艾芬迪率領的15人的代表團，前往慶祝弗里德里希一世登基成為普魯士的皇帝。從那時起，兩國的關係開始緩慢的發展。

當初還是一個小國的普魯士，竟然可以在七年戰爭中戰勝俄國，這使奧斯曼帝國統治者穆斯塔法三世感到震驚，他認為必有秘訣。因此他派遣大使前往普魯士王國請教。弗里德里希大帝讓大使轉告他整軍備戰，保持國庫充盈便是取勝的秘訣。

到18世紀末，普魯士與奧斯曼帝國都因與沙俄存在矛盾而親近，特別是普魯士在結束1768年至1774年的俄土戰爭的和平談判中給予了奧斯曼帝國相當的幫助。

1791年1月，普魯士和奧斯曼帝國締結盟約，普魯士承諾幫助奧斯曼帝國對付俄國和奧地利，收復克里米亞和其他失地。這說明普魯士與奧斯曼帝國在早期的交往過程當中，在抗擊俄國和奧地利方面有共同的利益，成為促進兩國後續交往的基石。

從1841年起，普魯士派遣新教傳教士前往奧斯曼帝國行省巴勒斯坦。一年以後，厄內斯特·古斯塔夫·舒爾茨成為普魯士駐耶路撒冷的領事。1848年，約翰·維特茨斯坦因駐大馬士革成為他的同事。

1846年，薩克森的國會議員羅伯特·格奧爾基支持埃及新蘇伊士運河的想法，促進了相關研究的發展。1847年，安德魯斯·默德特曼成為駐伊斯坦布爾的漢薩同盟的總領事，從此普魯士與奧斯曼帝國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

這一階段普魯士與奧斯曼帝國的文化交往也開始發展，主要涉及科學研究方面。儘管普魯士不可能像法國在1789年拿破崙征服埃及一樣的控制中東。但是，普魯士的東方學研究，從其他歐洲人的研究成果中獲利不少。

法國的東方學研究手稿、拿破崙·波拿巴統治下的埃及社會秩序，深刻影響了普魯士的坊及學、考古學、伊斯蘭研究和伊斯蘭教法領域的研究，並形成自己的傳統。1748年，約翰·雅各布·雷斯克在萊比錫城建立了阿拉伯歷史、文學和文化學科，或稱阿拉伯學。

1845年，海因里希·列博萊希特·弗萊舍爾成為《德國東方社會》的共同創辦者。在德國開始介入東方時，政客圖古新特文編了一本《和罕歡德阿技伯時期的文化》，以推廣伊斯蘭學者的研究成果。可見，普魯士與奧斯曼帝國在文化上的交往逐漸興起。

文化上的交往還包含廣泛多樣的藝術、建築和文學。前往阿拉伯的旅行家和探索家經常將他們的見聞告訴畫家們，約翰·路德維格·布克爾哈特傳遞了有關麥加和麥地那最早的認識。

普魯士的東方熱產生的原因大致可以歸為思想上和戰略上兩方面，其一，普魯士新教在與俄國和奧闖為首的保守的基督教勢力對抗上居於弱勢。普魯士的新教與奧地利的天主教以及俄國的東正教意識形態，彼此分歧較大。

儘管同為基督教世界，但是教義教儀的解釋和信仰方式存在很大差異，因而也就坤下與奧地利和俄國衝突的種子;其二，在七年戰爭中，逐漸強大起來的普魯士與奧地利為了取得神聖羅馬帝國體系內的領導權，鬥爭激烈。與哈布斯堡王朝的宿敵奧斯曼帝國取得聯繫可以使自己在競爭當中處於有利地位。

奧斯曼帝國方面，塞利姆三世為了減少奧斯曼帝國在外交上的孤立，在歐洲主要的首都設立了永久性大使。作為這一政策的組成部分，他任命了阿里·艾芬迪作為第一任奧斯曼帝國駐普魯士大使。阿里·艾芬迪等大使向素丹彙報拿破崙時期歐洲的外交和軍事進展情況。

1808年，馬赫默德二世(1808-1839年)維位，繼統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他將改革的重點放在軍事上，於1826年完全廢除了近衛兵制度，從而使得奧斯曼帝國在社會和軍事上推行更為全面的改革變為可能，並為後來的坦齊馬特改革奠定了基礎。

1833年，素丹馬赫默德二世邀請普魯士的一個軍事代表團前往伊斯坦布爾幫助土耳其進行軍事改革，穆爾克特將軍應邀率領代表團於1835年到達。從那時起，索丹開始嘗試用德國的方法訓練自己的軍隊，以後在土耳其陸軍中便開始逐漸形成一個強有力的德意志勢力及傳統。

奧斯曼帝國與普魯士交往的目的，是為了改革軍事，提升帝國的戰鬥力。後來的素丹一方面為了避免外變上陷於孤立，另一方面也為了了解西方的器物和制度，以促進帝國的改革。他們相繼在歐洲各國設立使館和辦事處，極大地促進了奧斯曼帝國與西方國家的交往。

由此可以看出，早期德奧的交往具有明顯的階段性和地區性特徵。當奧地利處於抗擊奧斯曼帝國西侵前線時，基督教世界的德意志聯邦都能摒棄教派和信仰方式的成見，團結一致抵禦異教徒的進攻。

但是，當外部威脅消失，或者減輕的時候，原有的分歧和矛盾就又以宗教戰爭和王朝戰爭的形式表現出來。尤其在奧斯曼帝國再次組織對基督教世界的進攻時，普魯士成為奧地利統一德意志的唯一障礙。

因此，普魯士無論是為了自保，還是為了統一德意志的目標，都有與奧斯曼帝國交往的必要。所以在1683年之前，德意志聯邦基本上以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捍衛者身份，與奧斯曼帝國長期鬥爭。

此後，普魯士與奧地利的鬥爭逐漸上升成為主要矛盾時，普魯士與奧斯曼帝國的關係就沒有那麼尖銳，反而在打擊和削弱奧地利方面有共同的利益。這就期造了早期德電有往的地區性特徵--即普魯士與奧斯曼帝國在交往處於更加有利的地位。

普魯是基於統一的戰略上產生與奧斯曼帝國交往的需要，此後使館的互通、軍事交流的開啟以及東方學研究的流行都為兩國的後續交往打開了通道。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