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02日22:11:54 歷史 1303

1980年夏天，我從前郭縣民政局被派到木頭站公社。之前的1977年6月中旬，因為退伍軍人的工人身份，被分配到民政系統所屬的事業單位“收容遣送站”，遂作為“以工代干”人員，抽調到縣民政局，與烏尤圖老大姐坐對桌，協助徐亞林做優撫工作，因為年輕，經常會協助老同志做一些臨時性工作。“以工代干”，是文革期間的一種機關混編、混崗現象，當然有其存在的客觀原因，卻不能從制度上解決機關的幹部來源，因為人員參差不齊，也不能順理成章解決以工代幹人員幹部身份。當時，有的人還會在背後指指點點：“什麼以工代干？就是臭工人！”

縣民政局機關當時由從大山公社調任的趙之友局長主持工作。李文斌對父親說，趙之友愛學習，對新事物接受快，寫一手好毛筆字，非常孝心……。後來，趙之友調回組織部，落實老幹部政策的郭芳森任局長。郭芳森局長是抗戰老兵，老八路，山東人，口音很重，對我呵護有加，又非常器重。在郭芳森局長任職期間，我受命主持完成了全縣優撫對象普查，主持完成了全縣敬老院調查，主持完成了全縣農村救災、救濟調查，了解到相關的社情民意，形成了改進工作的意見。1977年退伍時，我核定工資為37元，1979年晉陞為42元，到1985年工資套改，才重新核定、晉陞為68元。

1979年6月，我以工人身份，與在新廟鎮中心校教書的妻子完婚，兩地生活。直到一年多之後，在縣委宣傳部文教組長杜淑芬阿姨的幫助下，妻子調回縣城，安排在前郭鎮中心小學教學，當班主任，後來，作教導幹事。妻子1977年在通榆師範學校（理2班）畢業參加工作，執行事業編製，幹部身份，核定的工資36·5元，比我少了0·5元。

當時前郭縣直黨政機關不超過300人，以工代乾的年輕人就更少，50人左右。1980年6月，縣委組織部會同縣人事局，在以工代幹人員中選擇條件好的46人，在縣委三樓會議室短期培訓。其中就有王榮祿，被派到長龍鄉任武裝部長，後來成為我的摯友。在各單位摸底調查上報時，不知什麼原因，我被單位漏報。人事局田徳茹局長從3樓跑到1樓，向我們單位詢問原因。此時，趙之友局長已調回縣委組織部，承擔幹部工作方面撥亂反正的繁重任務。局長郭芳森找單位經辦人員追查原因，迅即補報，又親自到三樓去說明情況。兩位局長前輩在樓里急匆匆跑上跑下，深怕我錯過這難得的機會。大概一周左右，培訓結束，辦理各種人事調動手續。與單位辭行那天，收容遣送站的同事一起聚餐，我酩酊大醉，在單位過的夜。

大約在1977—1978年間，按上級部署，縣裡還搞過“揭、批、查”運動。一時間縣委和縣政府大樓的走廊，貼滿、掛滿了大字報，主要是清算1976年縣裡開發的“引松工程”（即引松花江水灌注已經接近乾涸的查干湖運河開鑿工程），有些純屬於人身攻擊，充斥不實之詞。縣委的負責同志趙鳳山（阿古拉）、常萬海、付海寬等，還被辦了“學習班”，鬧得人心惶惶，無意於工作。

回想起來，前郭縣民政局是我退伍回地方工作的第一站，是我學習、熟悉優撫和社會救濟工作的最初學校。而從民政局下派到木頭站公社，轉為國家幹部，則使我抓住了文革後縣裡第一次大規模錄用幹部的機會，其中所包含選拔、鍛煉、培養、儲備幹部等寓意，不言而喻

那還是短缺時代，家裡的經濟條件不好。下鄉報到那天，我騎着一台紅旗牌自行車，蹬了兩個多小時才趕到公社所在地。身上穿的衣服也打着補丁。考慮鄉下不比城裡，刻意挑選在民政局時已經不再穿的稍稍舊一點的衣服。

那天夏雨初霽，略窄的公路上，坑坑窪窪的還汪着水，少有車輛駛過。公路兩面的風光，惜無心欣賞：水稻的畦堘，旱地的田壟，草原的告天鳥，林莽的綠婆娑……。

第一次吃派飯在姜家圍子大隊。擔任包干組長的武裝部長、黨委委員老陳帶着我逐個生產隊看雨後的苗情。自行車瓦蓋被粘土糊住，推都推不動，不得不連推帶扛。一個上午走下來，衣服都被汗水溻透了，累得一點精神頭都沒有，被派到一戶大隊附近的王姓人家吃午飯。家裡只有主婦，為我們兩個人貼了玉米麵餅子，又在房前的菜園子里劈了幾片巴掌大小的白菜葉子，用小碟化了些咸鹽水，蘸着菜葉下飯，連大醬都沒有。這是我一生里唯一一次吃白菜葉蘸鹽水。因為餓了，我吃了一個半的大餅子。大餅子很厚，有三四兩，不是發麵的，吃着就像夾生面，只能是干噎。下午繼續看苗情，回到屯子里又飢又渴，心裡在想，晚上至少要吃兩三個大餅子。沒想到，晚飯端到桌子上的是苞米碴子粥。當時吃派飯，要大隊通訊員臨時通知，住得久了，會在屯子里一條街、一條街的挨家挨戶輪流派給社員，開始，每頓飯交1毛錢，4兩糧票，後來，中午和晚間各增加1毛錢。每頓飯後把錢和糧票留給社員。這種情況，大概持續到1985年工資套改。

1980年8月，在公社召開的黨代會上，我當選為紀檢委員。是年，我被調整到二龍山大隊任包干組長，團委書記張子華與我一道包二龍山。開始是趙景林擔任大隊書記，因為身體不好，趙書記自己提出來辭去書記一職，由周保安和劉明友先後接替。大隊會計姓馬，叫馬忠喜。

二龍山大隊地處木頭西北與姜家圍子中間，既不靠近公路，又不臨江，耕地貧瘠，經濟條件比較差，社員生活比較困難。就連大小隊幹部，甚至大隊書記趙景林，都穿着補丁羅卜丁的棉衣，人們苦於找不到擺脫貧困的的路子。晚上到生產隊參加社員大會，宣傳中央75號文件。大家討論怎麼樣搞農業生產責任制時，社員們沒有深思熟慮的發言，你一句我一句的嘣，聽不到完整的意向表達。一方面，這是人們在大幫轟條件下，已經習慣了聽命於幹部的安排，關鍵在於選好乾部；另一方面，長期執行極左路線，動輒抓辮子、打棍子，禁錮了人們思想，使人們形成可怕的心理暗示，把大包干看成是（被一些人描繪出的）魔鬼和洪水猛獸，既不敢接受大包干，又對大幫轟的前程很迷茫。

大隊房子是大筒子屋，外門冽闔着，擋不住寒風，人們隨便出出進進，也沒有鎖和門栓；緊貼着外門是一道間壁牆隔開，進門後有南北兩鋪大炕，窗子既小又破還臟，地面凸凹不平，散落着雜草、煙頭兒等雜物，生產隊召開社員大會時，就在大隊房子里，坐在炕上的不脫鞋，在地上的沒有板凳坐，屋子裡瀰漫著旱煙袋燃起的煙草味。

到了冬天，各家各戶都是兩頓飯。每天晚上開完會回到大隊部，肚子里早就空空如也。大隊馬會計不時地將我和張子華領回自己家吃晚飯，可以吃到炒雞蛋、粘豆包，還不收我們的錢和糧票。但那時大家都不寬裕，就感覺過意不去。冬天夜長，馬會計幫我們找來一些苞米粒子，烀熟之後，再放進大鐵鍋在砂子里翻炒，成為爆米花。砂子有時會粘在爆裂的玉米花上，但晚上餓時，就感覺不出來了。

1981年春，公社調整幹部包隊分工，我被分到三馬架大隊任包干組長，團委書記張子華，新分配畢業生馬憲軍，公安助理史書增，派出所長孫克才等，也是包干組成員。三馬架大隊經濟條件好，大小隊的班子都很強。王春林是大隊書記，劉明軍是大隊長，副書記王文章，副大隊長兼大隊會計付永軍。他們都正當盛年，且在任上多年，個個都非常幹練，又有群眾基礎。付永軍的女兒是大隊小賣店的營業員。當時，包乾的公社幹部多把家安在鄉下，家裡有燒柴的爐灶。即便是家在城裡的，也是住平房，有柴灶，燒柴用的莊稼秸稈，要由所包的生產隊提供，還要由所包的生產隊“串換品種糧”。所以，一如公安助理、派出所長這些本就不能包隊的幹部，也要分派到大對包干。“串換品種糧”，就是吃供應糧的公社幹部，在所包的生產隊買一些穀子、糜子、小綠豆一類雜糧雜豆。因為雜糧雜豆要限量供應，比起生產隊的新糧，口味要差不少。三馬架的穀子，八郎的糜子當時遠近聞名。

公社幹部包隊，作為一般幹部，主要任務是幫助大小隊幹部催種催收，落實上級部署的任務，宣傳黨在農村的各項政策。作息實行“五十制”，即半個月時間內，在大小隊工作、吃住10天，集中回到公社工作3天處理業務等，休息2天。每天起居隨着社員。春夏農忙時，早晨兩三點起床，下午六七點收工，晚上有時參加大小隊會議。

當時領導機關對農村的工作，特別是對農業生產和計劃生育工作抓得緊、抓得具體，不僅使基層幹部和農民群眾的創造力受到限制和壓抑，也把幹群關係搞得很緊張。記得一次白城地委書記在電話會議講話，事無巨細地要求，夏鋤期間，動員二線婦女出工，“刀剜苗，手提苗，穀子留雞爪子苗……”

三馬架大隊有3個自然屯，8個生產隊，勞動日值以10個工分計算，在1---4元錢之間，應該是全公社收入水平最高的。經常在大隊住的只有我和張子華、馬憲軍。春夏之際，特別是備春耕的三四月份，公社要求早播種，搶在4月7號開犁。因為用地溫計實測，到了4月7號，地溫和機電井抽出的水，一般都可以達到播種玉米所要求的攝氏8度。而只有堅持早播種，在無霜期很短的東北（120多天），才有可能使用生長期長、相對高產的優良品種。而許多農民理解這一點，還在家裡貓冬，不願意早開犁，更不願意在早晨兩三點鐘天不亮就出工。還有更深一層的原因，就是利益不直接，人們缺乏積極性，總覺得在生產隊里多幹活兒，自己吃了虧。為此，我們每天要騎自行車往返3個自然屯，看到大小隊幹部到位、社員出工後，才回到大隊住宿地盥洗，吃早飯。餘暇時光，多用來看書。下鄉前，我在縣裡的圖書館有借書證，編號為344，副縣長劉升的愛人常幫我選圖書。在結婚前，巴爾扎克，司湯達，大小仲馬，福樓拜，哈代，托爾斯泰，肖洛霍夫等文學巨匠的名著，幾乎都讀過。在公社期間，則主要向自修文化轉變，因為文革開始的時候，我還在讀小學5年級。後來雖然說是初中畢業，卻沒有真正學到多少東西。

農忙時節，群眾對派飯有抵觸，主要是影響農事和家務。因為年輕的女社員也要出工，在生產隊賺工分。我遂和大隊書記王春林商量，在大隊小賣店的廚房給我們開了小食堂，大隊給一些補貼，小賣店付永軍的女兒給我們做飯。

回到公社時，在機關食堂買餐卷或記賬用餐。中午吃飯的人多一些，早餐、晚餐，就只有我們幾位家在城裡的“住宿生”用餐。有黨委副書記蘭春蔚，黨委組織委員李長青、宣傳委員谷景文，團委書記張子華、馬憲軍，民政助理范雲才，計劃生育助理李景州等，食堂大師傅張鳳林。

食堂有時會擀麵條，吃打滷麵。公社機關大門的西南側就是小市場，看到有新鮮的、特殊的魚，我們住宿生就會有人出錢，買幾條回到機關食堂燉上。木頭站既臨近松花江，又靠近引松花江灌注查干湖的運河，運河到冬季凍不透，有大魚藏在冰底下越冬。還有灌區排水總泄干（五泄干）流過，有歸公社所有的黑魚泡漁場，盛產各種魚類。特別是運河的大鯽魚，黑魚泡的黑魚，五泄乾的鯉子，疙瘩窩棚（靠松花江邊東興大隊）的嘎牙子，久負盛名。到了晚間，大師傅張鳳林會想辦法攛掇大伙兒喝一點白酒，食堂里備有散裝的“小燒兒”（小酒廠、小作坊燒制的白酒），要自掏腰包，用現金。常常是今天你買點，明天他再買點，大家輪流花錢買魚、打酒喝兩口酒。當時公社還沒有電視，黨員、幹部又不許打麻將，還經常會停電，晚上在食堂就着酒，可以打發寂寞時光。

回過頭來看，農民群眾對上級安排吃派飯一直抵觸，搞小食堂又加重農民負擔；大小隊幹部對簡單的行政命令、催種催收的領導作風反感等，說到底，是農村工作領導方式的改變已經提到了日程。

1981年，公社組織各大隊和公社幹部到奔不來大隊，在地頭召開現場會，主要是參觀一塊試驗田。是一塊玉米種子對比試驗田，公社農業技術推廣站幫助搞的。我們看到的只是在地頭上的那一段：把幾個品種的玉米在一塊地里播種，壟挨着壟，各個品種的玉米都種了幾條壟，水、肥、田間管理同樣對待，以對比同一生長期內，各種種子基因所釋放的比較優勢，以及在當地的適應能力。在地頭一看，苞米的身量有高矮、青黃，苞米棒子有長短、粗細，苞米粒子有大小、深淺，糧食的成熟度的表現等，都一目了然。現場會上還介紹了植物栽培技術。記得做對比實驗的玉米，有吉單101，吉單102，吉單104，吉雙83、84等品種。第二年，對比實驗田裡表現好的品種和先進的農業技術，很快就在各隊得到大面積推廣。

這次現場會給我打烙印的是：事實最有說服力，比較出優劣。對於基層幹部和農民群眾而言，只有真正看到的東西，才能相信，才會理解，才能自願，所以，典型示範、引導作用，是一種非常有效的基層工作方法。

在三馬架包隊時，一年多里，大隊發生兩起刑事案件。一件是大隊的小賣店遭到搶劫，劫匪用刀從身後砍女服務員的腦袋，姑娘的大辮子救了一命。後來一直也沒有破案。另一件，大隊長劉明軍家的柴草垛被人放火點着了。後來搞清楚，起因是搞村屯改造，引起一些人的怨恨。縱火者用自己親屬孩子的作業本寫了一張恐嚇的條子，留下線索，使案件得到偵破。

1982年春節前夕，已經封湖多年的公社黑魚泡漁場要打冬網。那是我第一次操冰川子鑿冰、拉大網冬季捕魚(冰川子很沉，鑿幾個冰眼，就大汗淋漓，一天下來，累得渾身直突突),也第一次見識了漁把頭是怎樣選窩子，用扳杆子在冰底下穿杆子、走網。接連打了兩天網，網網都是空的。第三天是臘月二十九，出現紅網，打出三萬多斤，多是鯉魚、鯽魚、草根,也有一些黑魚、鯰魚。大家都異常興奮，顧不得冰雪泥水去撿魚，見證了所謂“魚紅眼兒”。管理員用幾個花簍，把大個頭的鯽魚挑選走，鯽魚都是兩三斤重。晚飯後公社用大解放車送我們回城，把分到的活魚帶回家裡過年。坐在大解放的敞篷車廂里，就要把魚帶回家，我們都很興奮。車跑起來還帶着風，零下三十多度的寒風中，一點都不覺得冷。除掉心情，還因為那時年輕，穿的也很厚。我穿的是一件短羊皮大衣。晚上到家已經八九點鐘，連忙把分到的魚倒進大洗衣盆里，分出一份，送給老岳父、岳母。

當時，無論在大隊，還是到公社，冬夏都是睡火炕。夏天還好辦，到了冬天，幾乎公社所有的辦公用房都形同虛設，人們擠在唯一燒火牆、火炕、火爐子的秘書室，不願意到自己清冷的辦公室。公社的農電所和招待所都有火牆、火炕、火爐子取暖，幹部回公社開會住宿的人多時，也到那些地方去找地方過夜。

記得有一次實在找不到睡覺地方，我和幾位住宿生到公社招待所開個房間。屋子很小，又低又矮，燒着火牆。想不起來是誰問我：以後能不能多往家跑幾趟，多在家待幾天？意思是我太守規矩，家庭觀念不強。我說，我是為了早回城，所以才少回家（指不請假、少請假），就是要早一點干出頭來和家人長久團聚。要是混日子，還舍家撇業到鄉下幹啥？換言之，我和他的想法其實並沒什麼兩樣。只不過我是從大處、從長遠着眼，顯得更為理智。

1981年秋，木頭站公社的生產責任制出了名。初冬時節，縣委農工部長劉雲慶率員來到木頭站。劉雲慶是前郭縣農村政策研究的頂級專家，思路清晰，語言表現力強，對新的事物特別敏感，概括又非常精到。晚飯安排在公社大門前的奔不來大隊冰棍廠，張洪泉書記叫上公社副主任時運江和我陪同，燉了現殺的鴨子。劉雲慶部長可能之前了解到一些情況，酒桌上對張洪泉書記說，要選調我到農工部工作。之前，民政局皋娃局長，政府辦公室白明喜主任，紀委王喜才書記也有過此類動議。劉雲慶部長為此還多喝了不少酒。

這次調研，劉雲慶部長囑木頭站公社準備一份材料，作為即將召開的全縣兩級幹部會議上的“模特材料”。即將三馬架六隊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做法和責任書的樣本，印發各與會人員。材料起草完畢，張洪泉書記派我送農工部審查。劉雲慶部長看後說，挺好，就這樣。只是在合同里，沒有規定種子糧的安全水分。

1982年春節，我去趙之友部長家看望老領導。聊了很長時間，主要是聽我談在公社工作期間的見聞。他對我說，應該考慮讓你回機關工作了。對趙之友部長提出要調我回城的話，我一時還沒有反應過來，覺得很突然。是鄉下的日子過得太快，也因為我在不知不覺中，已經把身心融入到木頭站公社，暫時忘記了回城這回事。

1982年正月初六上班，公社幹部例會。前趟平房東頭的大會議室，燒着大鐵桶改裝的火爐子，苞米瓤子的火燃燒很快、很旺。通訊員“老臣子”（老臣子姓張，原三馬架通訊員，被公社選調）跑到會議室，打斷正在講話的張洪泉書記，請他到秘書室去接電話。電話的聲音很大，滿走廊都能聽到，是縣委組織部幹部科通知，調我到組織部工作，還要求正月初十報到。張洪泉書記接電話通知時很不高興，說了一些氣話：還讓不讓我們幹了……云云。一邊在秘書室轉悠的管委會主任張長友叨咕道：大紅鯉子、大草根、大鯽魚都走啦，就剩下我們這些鯰魚球子、泥鰍夠子、小老頭魚兒（松江鱸，當時不為人們待見）還在這裡……。

從1980年6月，到1982年2月，屈指數來，我在木頭站公社工作了整整20多個月。木頭站，成為我的第二故鄉和人生的重要基石。在這個經歷中，使我真正了解到什麼是領導機關的官僚主義（“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知道了基層幹部的不易，農民生活的艱苦，群眾工作的價值，調查研究的重要……。

而最重要的，是我親身經歷了農村那場深刻的社會變革，使我從中看到黨的政策給農村帶來的生機和翻天覆地的變化。

2021年10月29日起手寫，11月5日早課打完字（穗城）。

2021年11月8日，請時任公社黨委副書記的蘭春蔚（後任公社黨委書記，前郭縣副縣長，松原市糧食局長）幫助訂正。

2021年11月11日，再修改訂正。

作者李旭光

李旭光簡介

祖籍山東，吉林松原人，軍人出身，退休前曾供職於鄉、縣、市（地）、省黨政機關。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民族史學會遼金契丹女真史分會理事，中國楹聯家協會會員；吉林省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吉林省書法家協會會員。文學創作一級。

散文《秋來查干湖》，收入2011年《中國散文精選》、刊於《光明日報》、《作家》、《大家散文》、《詩選刊》、《散文選刊》、《語文主題學習》（上海教育出版社）等書報刊，被《學優網》、《第一文庫網》等語文學習網站眷顧；《查干淖爾之冬》發表於《大家散文》、《人民日報》，收入《人民日報》散文精選《風在訴說的時候》；《中華典籍引領我的生活》，獲《光明日報》社、“國家古籍保護中心”有獎徵文優秀獎；《百餘年來洮霍兩河注入查干湖以及松嫩兩江與查干湖溝通的文獻與圖輿》，在全國遼金史年會宣讀，刊於《東北史地》，收入《遼金史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三石·九石》等幾十篇札記、隨筆、詩歌，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詩刊》、《人民文學》、《美文》等報刊發表。

楷書《金剛經》入選首屆華珍閣杯全國書法大賽；楷書《盂方·盂圓》獲建國七十年“翰墨雲橋杯”全國書畫邀請賽優秀獎。

《踏青集》、《方舟·方舟》、《查干湖畔的遼地春捺缽》等文集在作家出版社、吉林出版社出版。（2019·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