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臨死留下2條遺言，蔣介石一條都沒遵守，23年後國民黨慘敗

1925年3月12日，北京的早晨仍然有些微寒，病入膏肓的孫中山先生躺在病床上，永遠地闔上了自己的雙眼，留下了早已準備好的遺囑——“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

另一面，蔣介石一步步攫取政權，他表面上以孫中山的繼承人身份自居，尊孫中山為“中華民國國父”，實際上忙着滿足自己膨脹的野心，對孫中山留下的遺囑置之不顧。

1949年，蔣介石狼狽竄逃至台灣，在四面楚歌之中，他悔不當初，感受到了真正的絕望。

一、孫中山在彌留之際立下遺囑

1925年國民黨人在了解到孫中山病情持續惡化後，於2月24日，派出汪精衛、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向卧榻養病的孫中山先生提出了一個合理卻不合情的請求：立遺囑。

說是請求，但汪精衛等人的態度卻頗為強硬，大有不達目的不罷休之勢。

汪精衛說：“先生之病不久當可痊癒，只恐調養須時太久，難以處理公務，而本黨又處在重要時期，行動不能有一刻停滯，還請先生早賜教誨，以便我們遵守，以利黨務進行為是。”

這一話術非常巧妙，在情在理上都挑不出毛病，使得孫中山先生沒有理由再推拒。

當時的孫中山先生身體很虛弱，無法執筆寫字，只能口述，由汪精衛代筆，最後留下了三份遺囑——《國事遺囑》、《家事遺囑》、《致蘇俄遺書》。

其中，《國事遺囑》最受世人重視，裡面寫道：“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在孫中山先生看來，中國革命勝利的關鍵在於是否“喚起民眾”、“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

這一點在當時能為國民黨左派、右派共同接受，究其原因，是這第二點的表述具有模糊性，沒有直接點明具體的國家，可供多種解讀。

不過，根據《致蘇俄遺書》，孫中山先生心目中的“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當指蘇聯。

《致蘇俄遺書》寫道：“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國之歷史的工作中，與你們合力共作......為達到此項目的起見，我已命國民黨長此繼續與你們提攜。我深信，你們政府亦必繼續前此予我國之援助。”

在這份遺書的結尾，孫中山先生更是飽含希望地勾勒藍圖——“斯時蘇聯以良友及盟國而欣迎強盛獨立之中國，兩國在爭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並進以取得勝利。”

回溯歷史，“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這句話並非憑空而來的，而是孫中山先生根據真實革命經歷總結出的經驗教訓。

“喚起民眾”——孫中山在提出聯俄聯共的政策前，忽視了工農群眾的重要作用，只局限在精英階級，因此革命所取得的成效一直不大，他在晚年深刻地意識到了這一點。

“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孫中山崇尚並借鑒歐美的政治制度，歐美國家卻支持北洋軍閥，站到了對立面；另一邊，蘇聯免費提供槍支彈藥與金錢援助，派遣顧問進行指導。孫中山大為感動，因此願與蘇聯“攜手並進以取得勝利”。

二、蔣介石的陽奉陰違與輕民之態

在孫中山先生逝世後，蔣介石打着孫中山繼承人的招牌，逐漸奪取了國民黨的軍政大權。

他對孫中山的遺囑很熟悉，嘴上說得也很漂亮——早在1923年，蔣介石奉命率領“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蘇考察之際，就注意到了俄羅斯人民對政府的擁護。

他在蘇聯觀看了一場典禮後，說：“觀今日之運動，足知蘇維埃政府對於人民已有基礎，殊足以破帝國主義之膽。”

1925年10月4日，蔣介石總結了在率兵打仗的過程中所發現的軍官的諸多陋習，作《痛揭軍官弊端文》，開篇就表明：“我黨革命之目的，在救國救民，其成敗亦在於得民心與否為斷。前次東征，雖似得一班人民之響助，以殲滅陳逆殘孽，然其中仍不免種種弊端，人民亦多有不滿意之處，特舉其尤甚者於下，俾我全軍將士之警戒，如仍蹈舊習，必予嚴懲焉。”

後文更是用反問句來加強語氣，顯出一派重視人民的模樣——“況我黨正在生死存亡關頭之中，非切實愛護人民，使人民擁護，豈能存在乎？”

然而，他是這麼說的，卻不是這麼做的。

1927年4月12日，正當北伐戰爭一路凱歌高奏之時，蔣介石在帝國主義的分化拉攏、國內反共勢力的大力支持下，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在12日至15日短短3天內，300多名工人被殺，500多名工人被抓，還有5000多名工人不知所蹤，讓人膽寒。

對此，長沙、武漢等地召開反帝討蔣大會，數十萬群眾參與，聲討叛變革命的蔣介石。不過，蔣介石不會有任何悔改，為發動這一反革命政變，他蓄謀已久。

先是招來了吳鐵城、戴季陶等國民黨右派成員，再是集中火力攻擊蘇聯顧問鮑羅廷，進行輿論造勢，又是在上海秘密召集吳雉暉等反動政客、白崇禧等主要將領開會，聲稱：“如果現在不清黨，不把中央移到南京，建都南京，國民黨就要被共產黨篡奪。”

他不把群眾的聲討當回事，一心挂念着自己的權力，不惜危言聳聽，生怕權力旁落。

三、蔣介石的愚民之術與自食其果

1928年10月，蔣介石宣告“軍政”時期落下帷幕，“訓政”時期拉開帷幕。“訓政”理念來自孫中山先生，卻在蔣介石手裡變了樣。

孫中山的“訓政”是“以文明法理，督率國民建設地方自治”，而蔣介石的“訓政”卻是壓制民主、實行獨裁的託詞，通過一而再再而三地延長“訓政”時期，在法統上剝奪了人民民主權利。

除了大搞“訓政”，蔣介石政府還在基層建立保甲制度，保甲長多由地方豪紳當選，大行盤剝之事，讓勞苦群眾苦不堪言。

和保甲制度配套的是公民宣誓制度，在抗戰時期，老百姓要想行使法律規定的權利，必須先到鄉鎮公所進行宣誓，申明自己對國民黨、蔣介石的忠心。

蔣介石通過這些嚴密的組織控制，對民眾進行“奴化”教育，努力馴化符合自己心意的“順民”。

1934年，蔣介石發起“新生活運動”，大家對這一運動都不陌生。

蔣介石曾在《新生活運動的意義和目的》中坦言其目的，是“使全體國民的生活能夠做到整齊劃一四個字。這整齊劃一四個字的內容是什麼呢？亦就是現在一般人所說的軍事化。”

實際上，這一運動是利用民眾追求美好生活的心理，將封建倫理道德的說教貫徹到瑣碎的日常生活中，實行精神控制，與孫中山先生“喚起民眾”的遺囑背道而馳。

冰心曾講述過自己當時在綏遠見到的一個現象：“那邊小鎮上都有趕集的，但在新生活運動推行到了那裡之後，有許多鄉民竟不敢出來了，因為怕強迫扣鈕子，他們本來便習慣敞胸或竟不用鈕子的。”

蔣介石一邊大行愚民之術，一邊又覺得民眾愚昧，不可與之為伍，忽視人民在革命中的力量，與毛主席所認為的“決定戰爭勝敗的是人民。

戰爭勝負由敵對雙方政治、經濟、軍事、自然地理和主觀指導能力等諸因素決定。而這種決定作用歸根結底要通過人民群眾來體現”差了十萬八千里。

事實證明，蔣介石這種觀點是大錯特錯的。在解放戰爭三大戰役之一的淮海戰役中，60萬中國人民解放軍之所以能打敗80萬國民黨軍，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

正如陳毅所說，“淮海戰役的勝利，是人民群眾用小車推出來的。”中原、華東、華中、冀魯豫四個解放區總計出動民工543萬人，一場轟轟烈烈的支前運動就此掀起。

老百姓一邊推車趕往前線，一邊動情地唱着這樣的歌謠：“最後一把米，用來做軍糧，最後一尺布，用來做軍裝，最後的老棉被，蓋在擔架上，最後的親骨肉，含淚送戰場。”

民眾的力量，鑄就了中共在淮海戰役上的勝利，也使得蔣介石集團日益衰竭，陷入絕境。

四．蔣介石的疏俄、親日、親美方針

另一面，蔣介石在外交政策上也沒有遵守孫中山先生“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遺囑。

當初，孫中山先生在國際外交上屢屢受挫後，將目光投向蘇聯，但是國民黨內有部分人始終質疑聯俄政策，不滿於蘇聯對蒙古的鉗制，對蘇聯伸出援手的意圖抱有懷疑。

蔣介石在1923年訪蘇後不久，就在致廖仲愷函中斥蘇聯為赤色帝國主義，認為其對中國懷有禍心。

1927年1月，蔣介石召集戴季陶、黃郛等反動分子，在廬山的一座旅館中進行密謀策劃，確定了“棄俄聯日”的外交政策。

之後，蔣介石馬上行動了起來，指責蘇聯顧問鮑羅廷當眾侮辱了他，讓自己感到“奇恥大辱”，要求撤去鮑的顧問職務。

1927年12月1日，蔣宋正式在上海結婚。

1931年，面對日軍侵略的惡行，蔣介石卻奉行不抵抗主義，天真地幻想着能與日本帝國主義講公理，幻想着美國、英國能出面制止日本的侵略行徑。

然而，蔣介石失望了，英美兩國都認為日本侵佔東北是為了進攻蘇聯，所以採取了觀望、容忍的態度。

之後，美國關注到日本沒有停下侵華的腳步，於是召開內閣會議以商量對策。

在會上，時任國務卿的史汀生宣稱，日本已將各項國際條約“視如一堆廢紙”，但如果美國對日本實行經濟制裁，可能會引火燒身，因此決定只進行“道義制裁”，向日本施加外交壓力。

1932年1月7日，史汀生照會中日兩國政府，提出“不承認主義”，並作了補充說明。在補充說明裡，美國表示無意干涉日本在滿洲合法條約之權利，也無意過問任何解決事件之方法，但此項方法不得破壞美國在中國的權益。

可見，美國維護的並非中國的主權，他們心心念念的只是自己在華的特權會不會被日本撬動。蔣介石眼中“以平等之精神待我”的日本與美國，在此刻露出了猙獰的獠牙。

五．蔣介石的節節潰敗

1946年4月，蘇聯眼見美國陸戰隊進駐中國大陸，知道美國包藏禍心，也想獨佔中國，因此把繳獲的槍支彈藥送給中共，全力支持共軍。

蔣介石仍眼巴巴地指望美國能協助他剷除共產黨，不料，馬歇爾於4月22日會談時指出：如果不與共軍妥協，則美國將停止支援。兩相對比，更顯蔣介石在外交政策上的失敗。

但蔣介石沒有改悔。同年5月6日，斯大林邀請蔣介石訪俄，蔣介石認為“此乃離間中、美關係之最大陰謀”，斷然拒絕。

但他對馬歇爾已心懷不忿，在 5月31日的日記中寫道：“若以馬歇爾最近對余之態度而言，誠令人絕望。”

不過，這時的蔣介石以為這只是“馬歇爾個人一時之好惡”，並不影響中美的外交關係。

蔣介石所不知道的是，美國政府對他越來越不滿。在解放戰爭期間，美國出於自身利益的考量，給予國民黨政府大量的財政和軍事援助.

但他們發現，大部分財政援助實際上被收入了國民黨政府高級官吏的私囊之中，大部分軍事援助實則造福的是解放軍，因為國民黨軍“幾天即繳械，美援等於援共”。

況且，國民黨政府腐敗惡劣，不得民心，美國看在眼裡急在心裡，但又鞭長莫及。時任美國總統的杜魯門說：“蔣委員長的態度和行動和一個舊軍閥差不多，他和軍閥一樣沒有能得到人民的愛戴。”

自1947年下半年，是否堅持援蔣反共政策這一問題便在美國政府內部被反覆討論，同時，蔣介石政府收到的美國援助越發有限。

而另一邊，蘇聯不遺餘力地援助中共。1948年5月，斯大林對前往中國解放區的蘇聯專家小組組長說：“我們當然要向新中國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如果社會主義在中國取得勝利，我們兩國沿着相同的道路前進，那麼，就可以認為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的勝利是有保障的。”

在對待人民態度、外交政策選擇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下，解放軍勢如破竹，蔣介石政府一步步潰散。

1949年4月2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同年12月，蔣介石敗走台灣。在此期間，蔣介石並非沒有負隅頑抗，他渴求美國的援助，卻碰了一鼻子灰。

當時，代他赴美求援的是夫人宋美齡，杜魯門足足冷落了宋美齡十天才見她，面對宋美齡的陳述，他只是表示了同情，並沒有做出任何行動的打算。

其實，杜魯門對蔣政府早已失望透頂，在回答記者提問時挖苦道：“她到美國來，是為了得到一些施捨的。我不願意像羅斯福那樣讓她住在白宮，我認為她也不太喜歡住在白宮，但是，對她喜歡什麼或者不喜歡什麼，我是完全不在意的。”

蔣介石深陷四面楚歌之中，體察到了真正的悔意。

他痛感國民黨政府“對於社會與民眾福利毫未着手”，並發現“美國有頭無尾，輕諾寡信；英國陰險狡詐，唯利是圖”，後悔1946年3月沒能“不顧美國，以自主精神與蘇聯談判，解決問題”。

但一切都為時已晚了。當初孫中山先生早已為蔣介石指明了明路，但蔣介石對孫中山留下的兩條遺囑不是置若罔聞就是依照己意另加曲解，如今的慘敗也是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