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百萬黃金跨海運台秘聞

1948年底，中國大陸正處於河山變色、乾坤易主之際，蔣介石將退守台灣的戰略提上了議事日程，他密令將“中央銀行”上海金庫里的黃金秘密搶運台灣。從1948年12月起到1949年5月，數百萬兩黃金被源源不斷地從大陸運到了台灣。國民黨政府究竟運走了多少黃金?這些運台黃金、銀元及外匯是如何使用的? 1949年之後大陸還有多少黃金庫存?諸多事體，說法紛紜，對許多人來說都是一個謎。

1948年12月1日，是國民黨海關緝私艦“海星號”船員范元健最為難忘的一天。下午2點，他和其他船員被告知，因接到最高機密任務，任何人不得離艦。緊接着，一系列異常的事接連發生。深夜12點，“海星號”沒有按照以往的航線航行，而是逆向在長江口左轉，開到了“遠東第一大都市”上海外灘中國銀行碼頭。

隨後，更為蹊蹺的事發生了，一隊隊裝扮如老百姓模樣的挑夫，出現在不遠處的華懋飯店(又名“沙遜大廈”，今和平飯店)北側的小馬路上，在荷槍實彈的軍警護送下，他們兩人一組，小心翼翼地把一箱箱神秘的貨物抬上了“海星號”，隨即船便駛入茫茫夜色當中。

隔天，《字林西報》刊登了一條爆炸性新聞，稱中國國庫黃金正以最原始的方法被悄悄地運走。這篇新聞報道究竟是真是假，報道所說的挑夫搬運的物品果真是國庫黃金嗎?一直以來，蔣介石是否“竊取”、“偷運”大量黃金、銀元到台灣，都是一個未解之謎。

當年，蔣介石的“總賬房”、時任國民黨軍隊聯勤總部財務署中將署長吳嵩慶是親歷大陸黃金運台的重要人物，其子吳興鏞在父親去世多年後發現了其留下的絕密“軍費密記”，經過深入研究、探訪，首次向筆者完整披露了60餘年前，國共和談破裂，政權行將崩塌時，在蔣介石的幕後指揮下，國民政府從上海分批秘密遷移巨額國庫黃金、銀元及美元到台灣，以為其另起爐灶做準備，俟機“反攻大陸”的真相。

一

1948年8月，距離1936年國民黨政權在大陸達到其治下昌盛頂峰之年，算來也不過一十二個春秋。淮河兩岸戰場上，國軍正重演東北決戰覆軍折將、人地盡失的一幕，“五省通衢重鎮”徐州一失，江南門戶已然洞開。

一個瀕臨破產的政府，首要的表徵即是:物價飛漲，經濟全面崩潰。在“轉過條馬路，物價就要翻一番”的失控與混亂中，許多上海灘的富人已經開始計劃逃離大陸。政權行將崩塌，桂系副總統李宗仁則在內部逼宮，趁勢要求蔣介石“下野”。

10月9日，腹背受敵的蔣介石密召“央行”總裁俞鴻鈞，首次談及以“改儲金地點”方式轉運黃金。11月22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另選單純環境，縮小範圍，根本改造，另起爐灶不為功，現局之敗，不以為意矣。”(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藏《蔣介石日記》原件)顯見此時蔣已開始考慮放棄大陸。他所指的單純環境，正是台灣。

不過，此時國軍還控制着長江以南地區，考慮另起爐灶“並不意味着對大陸戰場全然不抱希望”，然而，蔣“唯恐京滬失守”，因此着急要把原存上海的黃金及銀元，分批運送到尚未受戰火波及的台灣，剩餘小額金銀，則分散存於成都、廣州等處，專供軍政機關發餉及軍費用途。

檔案顯示，抗戰勝利之初，國民政府國庫中僅剩黃金不足3萬兩，爾後，沒收了汪偽政權國庫的49.5萬兩，發行“金圓券”又從老百姓手中收到184萬兩。此外，抗戰中，美國欠中國軍用機場建設費4億美元，國民政府拿其中2.2億美元買了600多萬兩黃金。減去花銷，到1948年底，國庫黃金總數尚餘400多萬兩(現約值98.5億美元)。

1948年11月底，一紙密電緊急送進俞鴻鈞的辦公室，要求他在一個星期之內，將國庫一半黃金運到台灣。

作為首倡者的蔣介石及其國民黨當局為什麼選擇台灣作為其棲息地?其實這與蔣介石幕僚、人稱“陳布雷第二”的張其昀大有關聯。

張其昀(1900年—1985年)，地理學家、歷史學家，浙江省寧波鄞縣人。

1943年，張其昀應邀訪美，在哈佛大學從事研究及講學。身為蔣介石的同鄉，在進入其幕府之前，是一位純粹的學者。抗日戰爭時期，張其昀返回中國，出任浙江大學文學院院長，經同鄉陳佈雷的引薦，來到蔣介石身邊。在學術領域之外，張其昀曾是蔣介石“有言必納”的智囊。

“三大戰役”之後，作為退守之地，國民黨只有西南、台灣可以選擇。

張其昀當時如何向蔣介石建言，今已不可詳知，但張其昀是著名地理學家和專攻“國家戰略學”的學者，還曾在台灣“光復”後領隊前往考察。因此，作為此時蔣介石身邊的“御用專家”，他的建議毋庸置疑，當然是很有分量的。

張其昀即是當時國民黨圍繞撤退方向的“東撤論”的主張者。他認為西撤不妥，並說明東撤台灣的種種優勢:首先是台灣海峽海闊浪高，只有它才能暫時阻止沒有海、空軍優勢的中共軍隊乘勝追擊。

其次，台灣作為“反共救國的復興基地”，有着大陸其他地區無法比擬的優越之處。

張其昀在提議中特別指出，台灣長期與大陸阻隔，中共組織與人員活動較少，又經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整肅，干擾更少，未來即使社會稍有動蕩，台島四面環海，呈封閉狀態，境內鐵路、公路四通八達，農村都已開發，當局極易鎮壓不穩定因素與穩定社會。

因此，國民黨若將黨、政、軍、財、文中心遷台，再帶來較多的資金和人才，必將建成穩固和強盛的台灣基地，適當時就可“反攻大陸”。這一番主張已然是唯一的選擇。

籌劃黃金運台的同時，1948年12月，蔣一紙電文，以不容置疑的語氣，令養病之中的嫡系親信陳誠接任“台灣省”主席，同時蔣經國亦受命為“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而大批大陸重工業設備也開始陸續運往台灣，這是渡海遷台的信號。

對蔣而言，國庫的黃金是其立足台灣、另起爐灶的唯一本錢，必須謹慎，但此時他只能仰仗親屬和心腹:長子蔣經國負責溝通護航軍隊，大舅子宋子文負責調度海關總署運輸艦，俞鴻鈞的職責，是“央行”和金庫方面的公文協調。

俞之機要幕僚何善垣回憶，奉命籌劃密運黃金期間，俞鴻鈞“凡公文撰擬、繕寫、用印、封發，均一人任之，即於總裁室後之一小室中辦理”。幾乎切斷了與外界的所有聯繫，“而外間接洽戒嚴、航運等事，則由發行局陳副局長延祚負責，一切行動，均保持極度機密”。(何善垣:《俞先生生平言行補述》)

到啟運之夕，“軍方施行特別戒嚴，斷絕交通，以故當時外間無人知有此事”。

“海星號”等按計劃裝載了260萬兩黃金、400萬枚銀元，於1948年12月4日，順利運抵基隆。

二

意外的是，12月1日秘密裝船挪移當晚，英國記者喬治·瓦因正住在華懋飯店中國銀行一邊的客房。午夜過後，他向東望，從昏暗的路燈下依然可以看到岸邊的“海星”號；他向西望，可望到中國銀行的側門(今滇池路74號)及圓明園路口，挑夫或兩人挑一箱，或一人挑兩箱，從滇池路走向海邊，一艘500噸級的海關緝私艦停靠在黃浦江邊上。身為新聞記者的他憑着專業的直覺，斷定這些體積小而沉重的擔子里，必定是貴重的黃金，便立刻在華懋飯店內，向倫敦、向世界發出以下電訊:“……中國的全部黃金正在用傳統的方式——苦力運走。”

喬治·瓦因發出電訊的次日，英國報紙就刊登了這條新聞，路透社也發布以下新聞:“國民黨政府央行偷運黃金。”香港《華商報》及其他報紙也轉載了這條消息。

消息見報後，原本發行僅半年已貶值500倍的“金圓券”，此刻更如“雪崩似地狂貶”，完全失控。

1948年8月，國民政府進行幣制改革，發行金圓券，強兌民間金銀和外幣。爾後物價失守、金圓券一路狂貶，令民怨持續發酵，政府被迫宣布在中國銀行以遠比黑市價格低的純金，有十百倍的利潤及保值，允許上海市民拿1000元金圓券(每日牌價上調)換兌黃金1市兩，但每天限售1000兩，先來先購。於是，成千上萬的市民都到銀行去排隊。

在市民排長隊等待兌換黃金的當口，蔣介石卻將原本用於金圓券發行準備的巨額國庫黃金悉數南運，民眾的焦灼頓時變成了絕望的瘋狂:1948年12月24日，等待兌換黃金的人們情緒失控，為擠進銀行，不顧一切爭搶、衝撞、踩踏，釀成7死50傷，是為“黃金擠兌慘案”。

爾後，當局立刻宣布停止以金圓券兌換黃金，此舉徹底阻斷人民生路。8月19日，金圓券剛發行時，收兌率為純金1兩合金圓券200元、美金每元合4元，l枚銀元能換2元金圓券；到1949年1月，已經變成1000:1；4月23日，解放軍攻進南京時，1000萬金圓券都兌不到l枚銀元；到6月，上海解放之後，l枚銀元的價值更是超過五億金圓券。

但是，蔣介石似已顧不上這些，軍費開支龐大、戰局日漸糜爛，更有李宗仁等政敵步步緊逼着下野，促使其決心爭分奪秒加緊運送黃金。因蔣深知，下野後絕不可能繼續掌控金庫。

於是，1949年1月1日，60萬兩黃金自上海海運離開，其中50萬兩秘密運台。

此時，淮海戰役中，國軍完敗，內外交困中，蔣介石心知下野已成定局。為此，他必須提前制定一紙合法通行條，才能在下野後繼續運走國庫黃金。他的辦法是以軍費名義調撥預支剩餘國庫黃金。

但財界對此意見不一，財政部長徐堪就是委婉的反對者，他擔心此舉會導致國庫極度空虛、誘發擠兌風潮，後果不堪設想。

於是，蔣介石特派蔣經國前往上海接洽俞鴻鈞，溝通軍方落實運力及安全保障，同時向財界持反對意見者施壓。雙方最後達成妥協:擬訂一份“草約”，先從國庫“預支”軍費的半數。

1月11日，吳嵩慶收到指令，辦理把黃金轉成軍費的相關草約。這是蔣下野後仍能運走國庫黃金的關鍵。

1月16日，蔣介石更親自約見俞鴻鈞及中國銀行總經理席德懋。“父親約見二先生，指示中央、中國兩銀行外匯處理要旨，蓋欲為國家保留一線生機也。”(《蔣經國日記》)

1月20日清晨6點，海軍的“海平號”、“美朋號”、“崑崙號”、“峨嵋號”等艦艇，裝載着90萬兩黃金、3000萬枚銀元及7000萬美元駛離外灘碼頭時，竟有500箱銀元未及裝船，因此時離蔣介石下野只剩18小時。

在這之前，蔣介石已專門任命自己的侍衛長石祖德為警備司令，先行到達廈門，為運金事務打前站。到了2月初，運輸黃金的任務已大致完成。這一點，現於南京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的《中國國民黨大事典》也佐證:“至本日為止，中央銀行將大部分金銀運存台灣和廈門。上海只留二十萬兩黃金。”

不過，1月10日(其中的10萬兩)、20日的兩批黃金，都沒有直運台灣，而是運到了當時位於廈門風光秀麗的鼓浪嶼上的中國銀行地下金庫(現址在鼓浪嶼晃岩路30號)。

三

令後人不解的是，運往廈門鼓浪嶼的這兩批黃金，竟然完全沒有列入台灣“央行”黃金收支賬目。台灣“國防部”檔案中，也獨缺1949年軍費預算和支出資料。

由這份草約，“央行”名正言順轉出了國庫黃金，收納在吳嵩慶個人戶頭——吳成了蔣的“白手套”。“黃金到底用到哪些部隊，父親肯定很清楚，他不能留下紀錄。”吳興鏞研讀過父親遺稿後推斷，失蹤檔案中，有一部分應是被故意銷毀，另一部分可能壓根就沒有記錄。

台灣檔案資料顯示:1949年1月27日，“央行”交付1317箱檔案送上了自上海開往台灣基隆港的“太平輪”，途中沉沒於浙江舟山外海，五名央行工作人員及上千箱央行檔案，都隨船沉沒。而黃金草約很可能就在其中。

不過，吳興鏞查閱往來文書後認為，隨“太平輪”沉于海的應該不是最重要的央行賬冊，因此更完整的檔案很可能在廣州、重慶、成都或台北的“央行”檔案內。當然，也不排除戰亂中遺失或被故意銷毀的可能。

蔣介石《大溪檔案》顯示，撥到吳嵩慶名下的黃金，分成6批完成，共70萬兩。但運到鼓浪嶼的黃金總數卻是近100萬兩。

輾轉追尋“黃金密檔”多年的台灣旺旺中時媒體集團長天傳播總經理丁雯靜稱，除了廈門絕密戰時金庫外，後來倒戈投向共產黨的國軍第一戰艦“重慶號”上，存有28萬兩黃金，或許正是那批失蹤黃金。

“重慶號”後被國民黨的轟炸機炸沉於葫蘆島軍港。丁雯靜從上海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重慶號”老兵口中獲悉，1951年4月，解放軍曾打撈“重慶號”遺骸，共撈起黃金10餘萬兩、銀元30餘萬枚。

存放在鼓浪嶼中國銀行地下金庫的金銀、外匯最終去向何處?

由於運抵廈門的這些黃金均以“軍費”名義入庫，所以，由蔣介石直接控制，以支持1949年年內與解放軍作戰之需。近百萬兩黃金與3000萬枚銀元直接運抵鼓浪嶼作為軍費，而1億兩的銀錠則可能直接運到了台灣。

1949年7月，存在廈門的黃金繼續往台灣運。在廣州的吳嵩慶於7月14日的日記中寫道:“……今日得電，廈門存金均可照計劃運送，此事辦畢，可省卻一心事。”

由於黃金運輸從廈門到台北多是用飛機，所以，當年空軍方面的目擊證人也很多，2004年，就有一位當時住在美國密蘇里州叫劉存才的人，以及當年參與黃金空運到台灣的名叫楊榮志的人都站出來說話。

楊榮志是1936年畢業於空軍航校五期的飛行官，雖然事隔多年，但他仍記得十分清楚。他說，那些黃金裝在箱子里，一箱箱很重，必須兩個人抬起搬運到飛機上。楊時任空運隊第20大隊大隊長。他說:“那是1949年春天，大陸情況甚是危急，第20大隊奉命載運人員及物資，運輸機往來大陸與台灣很多趟才完成任務。”

劉存才也曾間接參與運送黃金的任務。1949年，劉存才以流亡學生的身份抵達台灣，協防新竹；抵台後，他擔任第11中隊作戰室上士文書，負責登記飛行任務的時間與內容。他指出，當時“國軍”的兩個空軍運輸大隊，有近百架的空運能力，運輸機起航時都是空機，返台時都是滿艙的人員與物資。所謂“物資”，其實就是黃金及銀元，但登記冊上一律寫明是“物資”，執行任務歸來的飛行員透露，載回來的就是黃金及銀元，由於情況緊急，飛行員還看到來不及裝運的銀元灑了一地……第20大隊因此被稱為“黃金大隊”。

四

蔣下野後，俞鴻鈞也隨之去職，接任“央行”總裁的劉攻芸卻認為，“以蔣介石下野之身，委實不宜繼續下令搬移國庫存金”，因此對蔣氏父子一再催辦的黃金密運事宜置之不理、一再拖延。

1月28日，以央行常務理事身份在上海繼續籌劃黃金密運的俞鴻鈞，密電蔣介石“請經國兄催辦”。這催辦對象，指的正是劉攻芸。這時，距離蔣下令全部划出國庫黃金已18天。

直到2月3日，俞鴻鈞再次致電蔣經國稱“滬存金銀已洽劉總裁迅運，此間事務，大體就緒”。可知俞鴻鈞終於說服了劉攻芸。

此間，空軍總司令周至柔、海軍總司令桂永清、聯勤總部總司令郭懺三人，於1月30日，奉命一同抵滬，與吳嵩慶一道拜會劉攻芸，配合俞鴻鈞的極力勸說。劉攻芸終於動搖，同意交出國庫剩餘黃金、銀元。

2月6日，空軍運輸大隊所屬南京明故宮機場、上海江灣機場同步接到緊急動員令。入夜時分，兩地運輸機隊同時起飛，載着55.4萬兩黃金直奔台北松山機場。

至此，南京國庫已然凈空，上海國庫則只留了20萬兩。而台灣已有當時國庫黃金總數的十分之六，共300.4萬兩。

剛擺平劉攻芸，2月8日，蔣介石又風聞李宗仁正設法控制“央行”，立即派侍從秘書周宏濤飛赴上海。周宏濤打探到，此時，“央行”存金已大部如期運廈台，“存滬者僅20萬兩而已”，蔣介石這才放下心。

等到李宗仁發現國庫黃金被搬空，已是2月17日，距他就職總統近一個月。李宗仁立即嚴令劉攻芸，不得再將存金運到他處。劉攻芸沒有答覆。

李又致函陳誠，要求運回黃金，並動員桂系立法委員施壓。陳回函稱“此事歸屬央行管轄，請找央行協調”。李再找“央行”，劉攻芸答覆“黃金現在已經既定在保管中，不宜再運出去”。

李宗仁的命令，最終只能進入檔案櫃。

五

李宗仁到底沒能把黃金運回大陸，直至1949年4月23日早晨，南京近郊已聽到四處的炮聲，“代總統”才乘“追雲”號專機黯然離去。

李離去之時，上海灘街頭也已一派臨戰氣氛。負責守衛大上海的“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除了率30萬大軍支撐半壁河山，還有一項秘密任務:運出上海庫存剩餘的20萬兩黃金及22萬上海守軍中的6萬中央軍嫡系。

5月中旬，蔣連續給湯發了五封親筆信，信中明確指示，“除在滬維持金融之必要數之外，行留黃金2萬兩，銀元100萬元”。

親筆信之外，蔣又派俞鴻鈞從香港飛抵上海密會湯恩伯。隨後，湯親筆留字條，要央行“除暫存留黃金5000兩，銀元30萬枚外，其餘存於指定之安全地點”。所謂安全地點，指的就是台灣。

此時，解放軍已在上海城外擺開陣勢，而以黃炎培之子、央行稽核專員黃競武為首的金融界左派人士，也正在竭力阻止運走黃金。黃已於1949年2月，成為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員會的黨外人員。根據中共地下黨方面安排，黃一邊監視着國民黨密運黃金行動，一邊發動上海各界制止金銀外運，還秘密發動銀行部分職工採取抵制行動。

由於黃競武號召阻止黃金運台，更策動了國民政府財政部所屬裝備精良的稅警團“在條件許可時棄暗投明”，終於5月12日上午，在“央行”404辦公室內被時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長毛森指揮的保密局特務逮捕，5月17日深夜，被秘密活埋於南市車站路192號(後改為152號)國防部保密局看守所內。

時間緊迫，船艦有限，湯決定動用可信賴的軍方艦艇和招商局船隻。

湯調動的運金船，除了招商局的“漢民輪”外，還有軍方艦艇“美朋號”和“中基艦”，裝黃金的同時還滿載了軍人和眷屬。等到兩天兩夜後，終於裝運完畢，上海城內已出現零星解放軍先頭部隊。而“漢民輪”更遲到5月19日黃昏才離港，還沒到吳淞口就挨了一顆炮彈，幸未命中，炮彈掉在船旁水裡爆炸了，“漢民輪”被迫停止行駛。第二天拂曉，才在兩艘軍艦護航下重新起錨。

在戰火紛飛的亂世之中，滿箱金燦燦的黃金，又是何等的誘惑。到底會不會有人動心、鋌而走險呢?

米繩祖的丈夫江維翰，當年是保密局上校，負責秘密押運黃金赴台，臨行前與米倉促結婚，一道登上“漢民輪”。米繩祖回憶，船老大竟然向江維翰提議私分黃金:“江先生，從上海到台灣有好多小島，我們把這個舵稍微偏一下，大家到這個小島上去做金銀島主怎麼樣?”他只看到江的招商局職員這一公開身份。

江維翰趕緊組織船上秘密武裝押運人員，“總共十二個”，四人一組，一路輪班嚴密守護金庫，直至靠港。

同樣的覬覦，也發生在1949年8月，當時在廈門海關署工作的孟昭年，還見證了一樁血淋淋的事件，而起因則是因為心生貪念。

孟昭年搭上招商局的“錫麟輪”撤退去台灣。船長期停泊在碼頭上，隨時準備走，船上有上千人。突然有一天，帶兵的軍官要求所有船員、軍人到甲板上緊急集合，孟昭年看到一個士兵被手銬銬住、被槍指着。艦長厲聲問道:“金庫里缺一塊金磚，是不是你做的手腳?”該士兵承認了，並按照艦長的要求，當眾重複如何從金庫偷取的動作流程。之後，槍聲響起，士兵被公開槍斃，殺一儆百。

血染甲板，孟昭年才知道自己所在的船上載有大批從鼓浪嶼轉移的黃金。

六

1949年，解放戰爭的轟轟炮聲，震撼了這座百年屈辱的城市。5月28日，弄堂里的人家推開窗戶，聽到清亮的鼓角聲，一對年輕的士兵穿巷而過，擎着鮮紅的旗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佔領了上海，這座“東方巴黎”正式進入了紅色時代。

就在上海解放的前一天，運輸大隊長張振國負責率隊帶着士兵們分乘8輛卡車、扛着一箱箱人民幣，直奔外灘的中國銀行，將其送進了“至少三個籃球場那麼大”的遠東最漂亮的第一金庫，金圓券時代宣告結束。而據上海當時的地方志資料記載，在國民政府離開之後，整個上海所有銀行里的黃金加在一起，只有6180兩，不到國庫原黃金儲量的1%。

上列第一批260萬兩黃金運台以後，到哪兒去了呢?最大一筆是1949年6月15日，陳誠以俞鴻鈞受蔣介石指示，從“央行”撥還台灣銀行的80萬兩黃金及1000萬美元外匯做進口貿易資金，發行流通了與金圓券沒有任何聯動的第一批新台幣(這就是新台幣最初發行額2億的準備金)，並以1:40000兌換舊台幣。並同時下令，停止金圓券在台灣流通。

但最初台灣民眾對於運來大量黃金一事半信半疑。為了證明政府有足夠的黃金髮行準備，陳誠委由台灣衡陽路的一眾銀樓開辦黃金儲蓄存款，也就是新台幣可以換黃金。

在一年多的任上，陳誠還對台灣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實行三七五減租、幣制改革、入境管制、戒嚴、整訓軍隊、推行計劃教育，並取得了“金門古寧頭大捷”，不僅保住了國民黨最後的落腳地，還對台灣社會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蔣介石日記》校閱者潘邦正進而認為，新台幣贏得信譽和民心安定之間的良性互動，也為台灣此後十多年的經濟穩定奠定了基礎。

除了作為新台幣發行準備金之外，這批黃金也是國民政府初到台灣時艱難歲月中的支點。據丁雯靜考證，“政府”來台初期幾乎所有的支出，都仰賴黃金:軍隊薪餉，每四年的經濟計劃，以及扶持和發展民營企業等。

當時，台灣一位軍階最低的三等兵，每月只領7塊新台幣；一位公務人員平均也僅十幾塊新台幣。拮据度日的另一面是，鼓浪嶼金庫中的近百萬兩黃金，9個月後，就只剩12.5萬兩了。這讓蔣深感壓力，吳嵩慶也在日記中發愁“老本都吃完了怎麼辦?”

因此，當1950年3月1日，蔣介石在台灣“復行視事”、對着民眾揮手微笑時，其實正心頭苦澀:一觸即發的兩岸戰事、60萬大軍的給養，正快速吞噬着運台黃金。周宏濤在回憶錄中稱“消耗存金最大宗為軍費，平均每個月需撥付18萬兩”。到1950年6月，台灣庫存黃金已經只剩三個月存量。

朝鮮戰爭卻在此時爆發，美國轉向支持台灣國民黨政權，第七艦隊加入協防台灣任務，隨後，又恢復了為期15年的對台經濟援助，援助總額高達15億美元，台灣的財政窘境終告擺脫，同時也迎來了有雄厚財力支撐的經濟起飛。

七

應當承認，在偷運黃金與銀元至台過程中，俞鴻鈞的作用至關重要。1960年6月2日，曾經協助陳誠在台主持“幣制改革”、發行新台幣以穩定金融的嚴家淦在接管黃金、銀元後，接受台灣《自立晚報》記者採訪時稱“來台灣的數年間，我們在財政上並沒有遭遇到多大困難的原因，都是俞先生對國家的貢獻”。

正因為俞鴻鈞對國民黨退台後能夠得以繼續統治有功，故被蔣介石任命為“財政部長”兼中央銀行總裁，台灣交通、農民銀行與台灣銀行董事長。1953年，出任台灣“省主席”。1954年5月，又被提名為“行政院長”。

俞在“行政院長”任內，因在提高軍、公、教人員待遇問題上同“監察院”發生摩擦，以致遭到“監察院”彈劾。在此情形下，蔣介石於1958年1月16日，親自邀集國民黨中常委、中央委員與國民黨籍“監察委員”200餘人發表演說稱:“俞院長是國家行政首長，如何可受這樣情形的調查?”“我們希望你們記得我說的話，以後如有類似的問題，你們要慎用你們的權力。”

因遭彈劾，俞心靈受到重大創傷，故辭去“行政院長”職，專任中央銀行總裁。1960年6月1日，病逝於台北，終年62歲。

而關於上海運出黃金的總量，1958年，俞鴻鈞在“立法院”回答質詢時說:“庫存黃金搶運台灣，因繫於非常情勢之下奉命作緊急撤退，致攜帶賬冊不全，且所有原經辦會計出納等人員未能來台，致對撤退賬務無法清理……”其後，因應外界傳言有黃金短缺之嫌，1953年3月，台北地方法院向“央行”調查卷宗，之後至1956年的3年多里，陸續有“監察院”三次及“審計部”一次的調查，“詳查有關案卷及賬冊憑證，惟因賬表殘缺不全”，遂不了了之。

吳興鏞介紹，先後被蔣介石下令運走的，有480萬兩左右的黃金，加上銀圓、外匯等，加起來總價值約700萬兩黃金。

那麼，這些歷經滄桑的黃金又用在何處?如以全部數百萬兩黃金來算，1949年，用於大陸軍政費用是155萬兩(其中24.9萬又運返台灣)，其餘，近325萬兩在1949和1950兩年用存於台灣，其中軍費為110萬兩，政費為90萬兩，其餘為新台幣準備金，尚有約108萬兩黃金儲存在新北市新店新烏路的文園“國庫”內。

1950年6月，蔣介石下令將大陸各地運回台灣、集中在軍需署庫房的黃金，全數繳回“國庫”。此前，由鼓浪嶼秘密金庫運來的這批黃金，一直遊離於“國庫”之外，成為蔣事實上的“小金庫”。

隨着“小金庫”撤銷，成功協助台灣度過艱難歲月的大陸運台黃金，也終於退出歷史舞台。2008年5月，國民黨的盧秀燕等四名“立委”在“央行”副總裁楊金龍的陪同下，前往文園“國庫”參觀發現，當時庫存的總數1361萬兩黃金，被安靜地放置在架設整齊的玻璃柜上，所有的數量和黃金含量都清楚標示，其中108萬兩從大陸來的黃金，自1950年6月入庫後再未動用。

一個甲子過去，蔣介石走了，帶走了百萬黃金和當時四萬萬人民對他的最後一點信心和耐心，而那些黃金則沿着長江流到了同是炎黃子孫的海峽彼岸。歷史的硝煙已經淡去，和平和發展已然成環球大勢，歷史的滄桑流轉多少令人唏噓喟嘆。這些黃金無論是在台灣還是在大陸，割不斷的是骨肉同胞的一脈相連，斬不開的是由黃金白銀積累起來的中華民族的福祉。時至今日，兩岸關係不斷發展，淺淺相隔的海峽，註定只是在歷史長河中，那一段短暫的鄉愁。

（摘自《歷史學家茶座》2014年第2輯）

軼 事 二 則

一字平肩王

張勳準備復辟的時候，曾和老婆說起，老婆不贊同。等到復辟成功後，張勳被加封為親王，老婆大罵他沒有良知，說：“民國待你可不薄啊，你竟然還冒天下之大不韙，你就是不為你自己考慮，也該為你的子孫後代考慮啊!今天你雖然被封為忠勇親王，恐怕你日後就會被封為一字平肩王了。”張勳問怎麼講。他老婆大聲說：“你將來腦袋肯定保不住，一刀將你的頭砍去，你的脖子不就和你的兩肩一字平了嗎？”

上帝與狗

辜鴻銘生在南洋，學在西洋，二十幾歲回國後才開始系統學習中國傳統文化，所以時常寫錯漢字。有次講《晏子春秋》時，把“晏”寫成了“宴”。有同學指出後，他很尷尬，一邊糾正一邊自語：“中國漢字真討厭，‘晏’與‘宴’不過把‘門’字的部位換一下而已，字義就不同了。英語中就沒有這樣調皮搗蛋的。”有個好事的學生指出英語中也有，比如“god(上帝)”倒過來就成了“dog(狗)”了。辜鴻銘聽後聳肩攤手，一笑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