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植祥丨長篇回憶散文集《知青回憶》第一部《走到山村》：組隊

作者：張植祥

宣傳畫：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一、二。1965年11月

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三、四，1965年11月

知識分子勞動化，哈瓊文繪畫，1964年12月

50多年前，我隨天津市十八中長征隊一行，於1969年4月3日離津，行程1600餘里，於1969年5月抵達內蒙古自治區武川縣。個人因病住院，於6月中旬到廟溝插隊落戶。到1971年6月6日，乘選調單位卡車，離開廟溝。共計26個月零3天。

時間的長河一直在流動。世事變遷，時代發展，生活巨變。回首往事，許多事都忘卻了。也有些事，歷久彌新。那一段時光的脈動、激蕩，如今卻感覺是那麼平和、自然。

組隊

我出生在天津市北辰區（當時叫北郊區），後來隨父母進城。1965年考入天津市第十八中學。其前身是1890年建校（也有1888年建校一說）的匯文中學。

1968年，學校好像變了。隨着新初一入學，還有七0屆的入學，絕對人數沒有減少，還有所增加。只是，我們這所1890年建校的傳統男校，成了男女混編學校。考試入學，成了就近入學。新生和我們似乎是兩個世界。我們都明白，我們該離校了。

離校去哪兒？天津市沒有合適的工作崗位等着我們。出路只有兩條，一條是自謀出路，一條是上山下鄉。下鄉的地方，學校聯繫好了，就是內蒙古自治區武川縣境內。

我們這些，歷史上唯一的一屆，在校三年多，還是初一的學生，居然還領到了一張初中畢業證明的紙。

我家當時住的地方，在今天黃河道新慶里那一片。是一個六戶人家的小院。房子很簡陋。是20世紀四十年代的房產業主專門蓋的出租房。衚衕口不遠處，還有一個被解放軍的炮彈炸開的地堡殘餘。

那些日子，小院里閑聊的主題就是上山下鄉。我家對門住着一位常年跑長途的大車司機，姓周。是院子里的消息靈通人士。打聽到點新鮮事，下班回來，一進院門，就大聲說道。1968年下半年的時候，這位司機師傅進了院門，說得幾乎都是下鄉的事了。記憶最深的一次，是他幾乎喊着說的：“市裡定了，下鄉知青，一個人安排五百安家費，發給兩丈五布票，發棉衣棉褲棉帽子，第一年吃商品糧，每月四十五斤定量……”。聲音大的，院子里的人聽得清楚，連對門的院子里的人都聽見了，跑過來問是不是真的。

那些日子，廣播里播送次數最多的歌曲，是《毛主席的戰士最聽黨的話》。歌詞、旋律，至今還記得：“毛主席的戰士最聽黨的話，哪裡需要哪裡去，哪裡艱苦哪安家。祖國需要我守邊卡啊，扛起槍來我就去，打起背包就出發……”

老初一、老高一沒有留城分配工作的指標。這一點大家都知道了。部隊招兵，全體都報名，參加體檢了，最後我們班裡只有五六位穿上了軍裝。入伍參軍的同學走了之後，學長們上班的上班，當兵的當兵，下鄉的去兵團的，都走了個乾淨。我們就從樓房教室，這時候，我們班的教室搬到了西樓旁邊的平房教室。

這幾間教室，坐北朝南。原來是高三年級的。教室門口，是學校的籃球場，邊上，有雙杠、單杠。距離食堂、禮堂都很近。

那天，陽光溫暖。在教室門前，有的坐在台階上，有的靠着雙桿，隨意聊起最近這些日子上山下鄉的聲浪。商量我們怎麼辦。

自己聯繫出路，也是一條出路。自己找接收地方。回老家下鄉，去兵團，如果能夠有辦法聯繫到城裡的工廠接收，學校也不攔着。其實，誰都明白，這是不可能的。當時，能夠擠出來的招工名額，早就安排完了。

我的老家就在北郊區，老家早在半年前就來家裡和我父母談條件，也沒有避着我：如果能夠將廠子里照顧家屬的零活，交給村子裡，村裡可以照顧我去村裡學校當老師，也可以帶幾位同學一起來……好條件說了一大堆。能夠照顧到哪一種程度，要看我父親的能力。可能在村裡人看來，能到城裡順利找到工作，順利落戶，能量一定很大，滿足村裡的需求是張飛吃豆芽，小菜碟。

其實，父親只是一個普通工人，而且性情耿直，對當時的廠領導看不慣。不可能做到村子裡滿意的程度。記得父親當時很為難。其實，只要換個角度想，都能想明白：真有那樣的好事，廠領導不會放到自己的老家去？孫建增好像說，他的老家也不算遠，幾個人一起到他的老家去也不是個什麼事。說著說著，不知道是誰說的，既然要下鄉，就別在家門口。在家門口是有點好處，卻受到家人、親戚的影響太大，很難做成事。要走就走得遠一點，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相對貧瘠落後的地方，可能真的能幹點事業出來。好像是王文波說，最好大家一起，人少了容易受排擠、欺負（當時班裡真有幾個人，沾染到一點社會上小混混的習氣，我們中間有幾個人就受過欺負）。大家商量，要不咱們也組織個10來個人，也來個長征隊？話說出來以後，大家都覺得可行。

組建長征隊，上山下鄉的動議就這樣多少有點稀里糊塗地就提出來了。

後來，還有好幾次探討。形成決心。接下來就是誰來當這個長征隊的隊長。有人推舉我來當這個隊長。有個同學在一邊插話，說我在學校里還可以，到了社會上就不一定能行。要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和各路人馬爭取適當權益，我不是最好的人選。要是我當這個隊長，大傢伙免不了點虧。不如讓楊玉生當合適。事情大致就這麼定下來。

有好幾次商談的時候，都有楊樹樑老師在場。趙佐萍老師有兩次也在。自從確認要成立長征隊，兩位老師幾乎全程在場，隨時向學校彙報。

老家村裡，有在內蒙古軍區當過兵的複員老兵，特意跑到家裡來，和我介紹過內蒙古的零碎情況。從新中國成立前的遍地土匪，到莜麵的炒熟、燙熟、蒸熟等等；還有，放衛星，動輒畝產萬斤、十萬斤。內蒙古沒有放過那麼大的衛星……我家對門的周師傅，跑車到過山西、內蒙古，說起吃食，念念不忘山西的三白水晶餃子，說起來就一副快要流口水的樣子。我的大姑父，是天津一品香糕點廠的老師傅，和我說，內蒙古的白糖、白面，廠子里都用過，質量都不錯。

當時，我們學校上山下鄉的對口地方是武川縣。武川縣知青辦的宋秀棠在我們學校的禮堂里和我們介紹武川縣的情況。說武川縣有農區，也有半農半牧區。家家戶戶自己做醋、做粉條，有羊群，有馬，主要農作物是麥子……給我們描繪了一幅幅騎馬、吃白面、吃羊肉的極富浪漫色彩和奢侈氣息的圖畫。我印象最深的是家家戶戶做醋、做粉條。我媽媽倒是會做面醬，從我懂事的時候起，就從來沒有做過。糧食定量都不夠吃，沒有糧食做面醬啊。做醋、做粉條，也需要家裡有糧食啊。

林林總總，最後促使我背上了背包。

當時幾乎所有的商品，都是統購統銷，全國各地基本上價格上基本都一樣。大城市裡的供應好一些，也就是品種齊全點，生活必需品基本上沒有什麼差別。收入水平也基本上一樣。甚至像新疆阿爾泰、內蒙古額濟納的工資水平還是全國最高的十一類標準。

學校里對於我們成立的長征隊上山下鄉，非常支持。彙報上去，一路綠燈。最後市裡批准了，還特批了長征隊隊員和帶隊老師，每個人，每個月一百斤全國糧票和一百元錢作為路上打尖住店的開銷。

1967年，秋收。我和同學們一起，在學校的組織下，到武清縣支農。割黃豆、割玉米秸稈……房東家裡不燒開水，全家老小都是喝缸里的涼水。同學們也是。我看大家都沒事，那天實在渴得厲害，嗓子都快冒煙了，就拿水缸里的水瓢，喝了兩瓢水。沒想到，當天晚上就得了中毒性痢疾，昏迷不醒，被空軍部隊派車送到天津市金剛橋醫院。

為了養病，我在老家村裡住了不少時間。

當年，學校里的老師也好，同學們也好，幾乎都謹言慎行。我住在村裡我老姑家。老姑的侄子們說話口無遮攔。記憶最深的幾句話，至今還記得：“工人不幹活，學生不上課，沒大事。試試農民都不種地，都去瞎鬧騰，當時候，糧，沒有，菜，沒有，廁所都沒人掏，看看城裡人怎麼個活法。”

冬天，我養好病後，在我們班的教室在黑板上，用粉筆頭（一開始就找到了兩三個粉筆頭，後來自己買了一盒粉筆。）寫複課的主張，呼籲複課：“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都在抓革命促生產，我們怎麼辦？”，還寫下了極具當時特色的口號：“複課鬧革命”。又將堆在原教師辦公室的破爛桌椅，搬到教室里。自己買了釘子，簡單修理桌椅。自己不懂得請示彙報，只是樸素地覺得不能老是這麼亂下去。學生，就應該在學校里，坐在教室里。這些行為，受到學校的重視，派楊樹樑老師來班裡，做工作。在學校支持和楊老師、趙老師和班裡同學的共同努力下，我們班第一個完成了全班同學回到教室。桌椅也都換成了新的。這讓我覺得自己做的是無用功。楊樹樑老師從那以後，一直在我們班裡，做了許多工作。

長征隊組隊以後，學校里派楊樹樑老師陪着我們長征。楊樹良老師的長輩在澳門做進出口商，專做長城地毯的生意。當時，內蒙古呼和浩特地毯廠的產品，通過長城地毯的途徑出口。楊樹樑老師，帶了一台萊卡120相機。一路上拍攝的照片都是使用的這台相機。當時在學校里工作的工宣隊隊員王樹海師傅，受學校委託，和楊樹樑一起作為領隊。王師傅當年是進軍綏遠部隊里的一員，進過綏遠，跨過鴨綠江，熟悉道路，熟悉長途行軍的事項。

我們的上山鄉下長征隊，正式組成。由李澤執筆寫了篇《宣言書》，由何春龍用顏體字書寫，貼在學校展示櫥窗里。文中引用了毛主席的話：“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

革命前輩長征，天上有飛機轟炸，後面有追兵，前面有敵兵堵截……我們呢？要走的不過千餘里路，一路上，享受着和平的陽光，受到熱接熱待。

還記得當時自己覺得楊老師和王師傅的名字很有趣，一個叫樹海，一個叫樹樑。我想不出來海，怎麼能夠樹起來。有特別喜歡聽評書的同學說，“這還鬧不明白？架海紫金梁啊！樹海。樹樑，都是棟樑材。”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