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怎麼看待河南人，全世界就怎麼看待中國人

河南的衰落，從明朝開始。

元朝時，全國前十大城市依次為：大都、杭州、汴梁、泉州、南京、西安、揚州、成都、蘇州、南昌。

我之前跟一些喜歡歷史的人說，任何一個河南人，都不應該成為“明粉”。

終明一朝，河南衰落得最嚴重。

明朝以後，河南再無城市進入全國前十。

河南這個地方地處中國版圖的腹地，東南西北、四面八方都可以輻射到，這就決定了：國家越開放，河南就越容易發展；越封閉，河南越難發展。

如果換個角度看世界地圖，會發現，中國其實處在歐亞大陸和太平洋的夾層中，處於歐亞大陸的最東段和太平洋的最西段，位置其實相當閉塞。

尤其是以古代落後的交通條件，人們既沒有能力穿越歐亞大陸，更不可能跨越太平洋。

即使以永樂年間鄭和船隊到達的非洲東海岸來看，它距離歐亞大陸最西段的英國、愛爾蘭還有大約7300公里。

在古代歷史上，阿拉伯半島已經是中國人對於歐亞大陸最西端的想象。再往西，就實在難以想象了。

因此， 晚清自西學東漸以來，魏源、林則徐、梁啟超等士人常將歐洲稱作“泰西”，意即“比西端還要往西”。

我們常說中國的版圖像雄雞，可如果把歐亞大陸的版圖拿過來對比，不難發現，歐亞大陸就像一頭蓄勢待發的恐龍，西歐是其頭部，俄羅斯最東邊至阿留申群眾是其尾巴，東南亞諸島嶼是恐龍的腿部，而中國，則處在這頭大恐龍的大腿肌肉至臀部的位置。

這就是為什麼布熱津斯基在1997年出版的《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一書中認為，不應高估古代中華帝國對歐亞大陸的影響力，尤其是到了明清，中華帝國在歐亞大陸的話事權其實大為減弱。

雖然清朝前期一度極為興盛，並收服了很多藩屬國，但這些藩屬國幾乎都是東亞或東南亞的小國，從新疆再往西，清朝的影響力就幾乎不存在了。何況，在大清北部，俄羅斯帝國這頭巨熊始終是大清在東亞、東北亞話事權的強力競爭者。

明朝更甚。終明一朝，都沒有完全解決蒙古的問題，實際上，以明朝實際的影響力和控制範圍來看，它很難稱得上大一統王朝，而更像是“北元-明朝”這樣的南北朝格局。

明朝實際控制的範圍不比北宋大多少，對於前朝遺產的繼承也乏善可陳，除了把蒙古人趕出了中原腹地之外，其他方面建樹甚少。

元朝的衰落，也和欠斟酌的地區政策有關，這個政策典型體現在對河南的政策上。

元朝時，江南地區經濟已相當繁榮。既然江南地區生產力發達，經濟富裕，自然就要負起供養政治中心的責任。在古代，運輸物資最快最方便的方式就水運。但中國自然形成的河流大多是自西向東流，沒有南北走向的河流。

要想通過走水路的方式將南方的物資運到大都，只能開鑿人工運河。

為了將國家的政治中心和經濟重心連接起來，在徹底消滅南宋後，元朝廷就開始着手修建連通大都和江南的運河（這條運河的南段主要是此前隋煬帝修建的大運河）。

由於河南地區的洛陽和開封均已衰落，這條運河的北段只能由元朝重新開鑿，它們分別是從濟州到須安城的濟州河、從須安城至御河的會通河和從通州至大都的通惠河。這三段新的運河與原先的運河一起，構成了元朝內部經濟交通網絡的主動脈。

在元朝時期，黃河在經過開封之後河道向南，流入泗水與淮河，再由淮河流入大海。而元朝的大運河正好流經黃河和淮河的主幹。

黃河一旦泛濫，將嚴重影響大運河的航運。偏偏元朝統治時期，中原大地正處於氣候的溫暖期（這和明朝時期的小冰期迥然不同），降雨較多，因此元朝黃河經常泛濫。在國家機器還能正常運轉的時候，黃河泛濫不是什麼大的問題。但當國家機器出現問題的時候，就是另外一種情況了。

所謂“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就是後來由於中原地區氣候變化引起黃河泛濫，進而影響整個元朝的內部經濟運輸動脈並導致一連串惡劣反應的肇始。

中國的衰落，某種程度上也恰恰自明清尤其是明朝開始。

最近，中國歷史研究院課題組在《歷史研究》（這是歷史學核心期刊）發表的《明清時期“閉關鎖國”問題新探》，認為“閉關鎖國”不是中國古代既有概念，也不是西方對中國的固有認知，而是晚清中日語言嫁接產生的歷史名詞，不是對明清時期對外政策的客觀描述。

這篇文章認為，明清時期，朝廷採取的是一種“自主有限”的外交政策，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閉關鎖國。

“閉關鎖國”它更多指的是一個國家無法向外取得突破，而只能加強內部整頓的情況。

這當然是一種嚴重的內卷，就像一家公司，在業務和市場上無法取得突破，那就開始嚴查打卡、工裝、紀律等，加強內部整頓，實在不行就故意出台一些莫名其妙的規定，變相攆人走。

這是最沒出息、最沒本事的管理者，最喜歡做的事。

當然，當一家企業開始這麼做時，往往意味着它正在大踏步走向失敗的路上。

一個企業、一塊地方、一個國家，其命運都是一樣。

只有開放才能避免內卷。

開放就算有風險，也比內卷下的存量搏殺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