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7年，朱元璋在相繼消滅了陳友諒、張士誠、方國珍勢力之後，其政權已經基本穩固，南方的廣大地區也再無後顧之憂。作為一位雄才大略的君王，朱元璋自然不甘於偏安一隅。於是，北伐也隨即被提上議事議程。
在中國歷史上，自南至北的北伐數不勝數，一如東晉祖逖、恆溫北伐，南宋隆興北伐等等，但能夠取勝者卻寥無幾人。這其中自然有黃河天塹、氣候越向北越冷的原因，卻也更有實力掣肘的原因。
而對於朱元璋以及他所建立的政權而言，這次北伐的意義不言而明。是以在商討北伐之策時，雖然有急先鋒常遇春提議長驅直入，直搗黃龍——元大都；但是朱元璋卻並沒有採取其方案，反倒是採取了極為審慎的作戰方針——先取山東，旋師河南，拔除潼關，而後兵指元大都，鼓行而西，平定陝甘。
可以說相較於常遇春的志得意滿，朱元璋在這裡充分顯示出了身為君王的戰略定力和超強的分析能力。在戰略實踐中，也確實證明了朱元璋所制定的作戰方針的正確性。
時年十月二十一日，朱元璋以徐達為征虜大將軍，常遇春為副將軍，將兵25萬，兵出北方。
作為明朝的開國勛將，徐達、常遇春可以說是朱元璋絕對的股肱心腹之將。朱元璋稱讚徐達“破虜平蠻，功貫古今人第一;出將入相，才兼文武世無雙”；稱讚常遇春“計其開拓之功，以十分言之，遇春居其七八”。二人更是位列明初開國六公爵（常遇春暴卒，其子受其蔭庇獲封）。
但是，不得不說的是二人雖然都為驍勇武將，卻並不是一個類型的武將。徐達更善於謀劃全局，統籌大軍；常遇春則更適合將兵衝鋒，無論是在平素征戰，還是北伐之中，這一點皆體現得淋漓盡致。
而在周密的計劃部署以及有着文治武功的武將之下；在進取的同時，朱元璋還特意申飭軍卒要“切勿殺掠”，要團結漢族。
如是，這場自1367年十月底開始的北伐很快便取得了戰果，短短四個月時間明朝便攻下了山東。隨即徐達揮軍向西，兵分兩路直指河南，很快汴梁、許州、南洋等地相繼攻克。
在將元朝的拱衛之臂膀翦除之後，朱元璋甚至還曾親赴汴梁。而在此時，面對徐達提出的直搗黃龍，進攻元大都的決定，朱元璋認為時機已到。在以馮勝、何文輝、郭興等人駐守汴梁、洛陽、潼關之地後，徐達率軍直逼大都。
此時的元朝可以說危如累卵，面對北方之地的相繼失守，其主將王李思齊等人又在西北被隔絕在外。而在明軍渡過黃河攻取河北、通州之後，眼見明軍勢不可擋，元順帝隨即攜帶太子、后妃從北京建德門出逃，經居庸關後到達了上都開平。而在元順帝出逃七天後，徐達大軍攻克大都北平。
這也標誌着元朝在中原統治的結束，而按照朱元璋事先擬定的方案，徐達、常遇春又調轉兵力揮師西進，在與馮勝、湯和遙相呼應之下，山西、陝西、甘肅等相繼攻克，元朝李思齊、張思道等部主力也被消滅殆盡。
如是，在經過了2年的北伐之後，明朝實現了對中原和西北地區的實際統治。而在平定西北之後，目標也自然落在了大都開平，正所謂“一鼓作氣”是也。
在徐達、常遇春再次兵指開平，然而在開平之圍中作為主帥的徐達卻並沒有四面圍城，反倒是只圍住了三面，卻留下了北面的口子，而北面是可以逃往蒙古草原的方向。
如此的排兵布陣，也果不其然的讓元順帝自大都北平成功逃遁之後，再次從上都開平逃遁。面對這樣的戰果，也讓常遇春勃然大怒。
在常遇春看來，這顯然讓他們錯過了立下大功的絕佳機會。可對於常遇春的詰問，徐達回復的卻是：“是雖夷狄，然嘗久帝天下。吾主上又何加焉？將裂地而封之乎，抑遂甘心也？既皆不可，則縱之固便。”（馮夢龍《智囊全集》）
意思很是簡單，在徐達看來元順帝雖然是一介夷狄，但是他畢竟是繼統宋朔，乃是正統。如若逮住他，要讓明太祖朱元璋如何處理呢？殺之，顯然不合適；封地更是不合適。如此一來，也只有放了是最好的選擇。
對於徐達的這個做法，身為副元帥的常遇春顯然並不贊同。而在回歸之後的奏報上條陳此事，但是對於徐達“私縱元順帝”朱元璋卻是上（朱元璋）亦不罪。
為什麼朱元璋會不怪罪徐達放走元順帝呢？
事實上，在《明史》中對於北伐大軍攻伐汴梁，朱元璋親赴汴梁之時，便有記載朱元璋與徐達關於元順帝歸宿的討論。朱元璋也有將其放歸塞外的意思。而有趣的一點是作為對手的元順帝似乎也深明其意，《元史》中同樣有“知順天命，退避而去”的記載。
更深層次的問題就是關於明朝的繼統問題，要實現王朝的平穩過度，無疑尊奉元朝為正朔，繼承其政治遺產才是上上之策。這也是朱元璋在起義時反元，在建明朝之後便立刻有了“元雖夷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浩繁，家給人足，朕之祖父亦預享其太平……”這等打臉之語的原因所在。
而對於徐達的這般放縱之舉，顯然是符合朱元璋的利益的，不怪罪也就是應有之意了。通過這一件事，也更能看出徐達之所以能夠位列開國六國公之首的原因，不只是戰功赫赫，更是能夠知進退，懂人心。這也更是徐達在明朝轟轟烈烈地“狡兔死，走狗烹”的運動中屹立不倒的原因所在。
參考資料；《明史》《元史》等 圖片來源自網絡，侵權必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