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有充分理由對其戰勝以來在管理日本方面所發揮的作用感到自豪。美國的政策是8月29日通過電台發布的國務院、陸軍部、海軍部的聯合指令，並由麥克阿瑟元帥卓越地付諸實施。但是，引以自豪的理由卻往往被美國報刊、電台中的黨派性讚揚或批評而弄得曖昧不明，很少有對日本文化有充分了解者足以明確某項既定政策的恰當與否。
日本投降時的一個重大問題是佔領的性質。戰勝國是應該利用現存政府，甚至包括天皇，還是應該把它廢棄？是否應在美國軍政府官員指揮下管理每個縣市的行政？對意大利和德國的佔領方式是在每個地區設立A.M.G.（盟軍軍政府）總部，作為戰鬥部隊的一部分，把地方行政權掌握在盟軍行政官員手中。戰勝日本時，太平洋區域的A.M.G.官員仍然預計日本也將建立這種統治體制。日本人也不知道他們還能保留多少行政方面的職責。波茨坦公告上只是說：“日本領土上經盟國指定之地點必須佔領，以確保吾人於茲所示之根本目標”，以及必須永久排除“欺騙及錯誤領導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威權及勢力”。
國務院、陸軍部、海軍部向麥克阿瑟將軍發出的指令，對上述各節作出了重大決定，並獲得麥克阿瑟將軍司令部的全面支持。日本人將負責本國的行政管理和重建工作。“只要能促進滿足美利堅合眾國之目標，最高司令官將通過日本國政府的機構及包括天皇在內的諸機關行使其權力。日本國政府將在最高司令官（麥克阿瑟將軍）的指令下，被允許就內政行使政府的正常職能。”因此，麥克阿瑟的對日管理與盟軍對德或對意的管理有相當大的區別。它純粹是一個最高司令部，自上而下地利用日本各級官僚機構。最高司令部的通告發給日本帝國政府，而不是發給日本國民，或某些縣市的居民。它的任務是規定日本國政府的工作目標。如果某位日本內閣大臣認為不可能實施，則可提出辭職，但如果他的建議正確，也可以修改指令。
這種管理方式是一種大膽的措施。但從美國的角度來看，這一政策的好處十分明顯。正如當時希德林將軍（General Hilldring） 所說：“利用日本國政府這種佔領方式所取得的好處是巨大的。如果沒有日本國政府可資利用，我們勢必要有直接運轉管理一個七千萬人口國家所必需的全部複雜機構。他們的語言、習慣、態度與我們都不同。通過凈化並利用日本國政府，我們節省了時間、人力和物力。換言之，我們是要求日本人自己整頓自己的國家，而我們只是提供具體指導。”
當這一指令在華盛頓制定之時，許多美國人仍在擔心日本人也許會採取倨傲和敵對態度，一個怒目而視、伺機報復的民族將消極抵制一切和平計劃。後來證明這些擔憂並未成為事實。其原因主要在於日本的特殊文化，而不在於有關戰敗民族和戰敗國的政治、經濟等一般真理。也許沒有一個民族能夠像日本這樣順利地接受這種信義的政策。在日本人看來，這種政策是從嚴酷的戰敗現實中排除屈辱的象徵，促使他們實行新的國策，而他們能夠如此接受，恰在於特異文化所形成的特異性格。
在美國，我們曾不斷爭論媾和條件的寬嚴，但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寬嚴，而在於嚴如其分，恰足以摧毀傳統的、危險的侵略性模式，建立起新的目標。至於選擇何種手段則應根據該國國民的性格和傳統的社會秩序而定。普魯士的權威主義不僅在家庭生活中，而且在市民日常生活中根深蒂固，這就需要對德國制定某種媾和條件。明智的媾和條款對日本應該不同於對德國。德國人不像日本人，他們不認為自己對社會和歷史欠恩，他們努力奮鬥，不是為了償還無窮的債務或恩，而是避免淪為犧牲者。父親是一個權威人物，如同其他佔據高位的人一樣，按德國人的說法，是“強迫別人尊敬他”，得不到尊敬就不舒服。在德國人的生活中，每一代兒子在青年時期都反對權威的父親，然而他們長大成人後，與父母一樣，最終還是要屈服於單調無味、沒有激情的生活。一生之中的最高峰是青年叛逆的狂飆年代。
日本文化中的問題並不是極端的權威主義。幾乎所有西方的觀察者都認為，日本的父親對孩子的關懷和鍾愛在西方似乎很難見到。日本的孩子認為與父親有某種真正的親愛乃是當然的，而且公開誇耀自己的父親，因此，父親只要稍許改變一下聲調，孩子就會按父親的願望行事。但是，父親絕不是幼兒的嚴師，青年時期也絕不是反抗父母權力的時期。相反，孩子進入青年時期就在世人判斷面前成為一位家庭責任的馴服代表。日本人說，他們尊重父親是“為了練習”，“為了訓練”，也就是說，父親作為尊敬的對象，乃是等級制和正確處世待人的超人格象徵。
兒童早期在同父親接觸中學到的這種態度成為整個日本社會的一種模式。位居等級制上層而受到最高崇敬的人，其自身並不掌握專斷權力。在等級制中居於首腦地位的官員並不行使實權。上自天皇下至底層都有顧問和隱蔽勢力在背後操作。黑龍會 式的超國粹團體的一位領袖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期對東京一家英文報紙記者的談話，最確切地說明了日本社會的這一側面。他說：“社會（當然是指日本）是一個三角，它被大頭針固定住一角。” 換句話說，三角形在桌面上，是大家都看得見的。大頭針則是看不見的。三角形有時往右偏，有時往左偏，但都是圍繞着一個隱蔽的軸而擺動。借用西方人常用的一句話就是，凡事都要用“鏡子”來反映。力求專制權力不要露在表面，一切行動都顯示對象徵性地位的忠誠的姿態，這個象徵性地位則經常不行使實權。日本人一旦發現那被剝掉假面具的權力的泉源時，他們就認為它是剝削，是與他們的制度不相稱的，如同對高利貸者和暴發戶的看法一樣。
正由於日本人這樣觀察他們的社會，因此，他們能夠反抗剝削和不義而不會成為革命者。他們並不打算破壞他們的社會組織。他們可以像明治時代那樣實現最徹底的變革，而毫不批判其制度本身。他們把這種變革稱之為“復古”，即回到過去。他們不是革命者。在西方的著述家中，有的寄希望於日本在意識形態方面掀起群眾運動，有的誇大了戰爭期間的日本地下勢力並指望他們能在投降前夕掌握領導權，還有的預言激進政策將在戰後的選舉中獲勝，但他們都嚴重地錯誤估計了形勢。保守派的首相幣原男爵 1945年10月組閣時發表的下述演講最準確地表達了日本人的想法。
新的日本政府具有尊重全體國民意願的民主主義形態……我國自古以來，天皇就把國民作為自己的意志。這就是明治天皇憲法的精神。我所講的民主政治可以認為正是這種精神的真正體現。
對民主做如此解釋，在美國讀者看來，簡直毫無意義。但是，在這種復古解說的基礎上，日本無疑將比立足於西方意識形態更易於擴大國民的自由範圍，增進國民的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