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六出祁山到底對不對？對，為何不成功？錯，為何後世尊敬？

諸葛亮的後半生，竭盡全力進行北伐戰爭，從公元227年到公元234年，八年中六出祁山，最後一次竟病死於軍營之中，譜寫了一曲壯志未酬的悲歌。

千百年來，人們在對諸葛亮表示不盡的慨嘆和惋惜之餘，也曾反思過：諸葛亮六出祁山到底對不對？如果對，為什麼不能取得成功呢？如果不對，又為什麼能贏得後人如此的尊敬與惋惜？

千秋功罪，留與後人評說。今天我也來評議一下諸葛亮六出祁山的功與過。

諸葛亮為什麼要北伐？

首先，諸葛亮的北伐是勢所必行，是由他的人格和志向所決定的。他和劉備有知遇之愚。作為一個士人，他的最高的政治目標當然是建功立業，治國平天下；他的最高的道德準繩則是感恩圖報，堅守信義，士為知己者死。這兩個方面都是與劉備發生聯繫。

劉備是有大志的英雄人物，又有皇室後代的名聲，劉備對他是如此的禮遇和信賴，作為一個知識分子，還有什麼比這更好的境遇呢？所以劉備活着的時候，他對劉備盡心竭力，幫着劉備創建帝業；劉備死了以後，託孤於他。在這種情況之下，他能不“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嗎？

其次，諸葛亮的北伐也為形勢所逼。魏、蜀、吳三國，從地域和實力來看，魏據有中國北方這個廣大地區，人力物力資源豐富，實力最雄厚。吳佔據整個長江以南，實力僅次於魏，又有長江天塹作為屏障。蜀國雖然是天府之國，但畢竟偏處一隅，人口少，國力最弱。這從蜀、吳滅亡時開列的文簿也可以看出來：蜀國是28萬戶，94萬人；吳國是52萬多戶，230萬人。吳國比蜀國大多了。

正因為如此，蜀國遲早也是魏、吳的口中物。與其坐以待亡，不如以攻代守。諸葛亮採取的就是這個方針。他在《後出師表》中說：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托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

坐以待斃，不符合諸葛亮的性格；主動進攻，才是他的志向。“非惟天時，抑亦人謀”，這就是他的世界觀。而且，在進攻中，也許還能找到某種戰勝敵人的契機，從根本上扭轉局勢。歷史上也不乏先危而後安的例子。

那麼，諸葛亮為什麼固執地非要兵出祁山，而不選擇另外一條進攻道路呢？

這個問題同樣是由形勢與決策人的個人性格相結合而決定。按諸葛亮的設想，原來是打算分兩路合擊，一路是從漢中入秦川，佔領長安，以向宛、洛，一路是由荊州，取襄陽而北上，徑襲許昌，這的確是很高明的戰略。可是，由於孫吳的背盟，關羽丟失了荊州。荊州一失，等於喪失了一個拳頭。現在當然只有出漢中一條路了。

當然，即使是出漢中，也存在着兩條路線：一是魏延在出師之始就提出的，以五千精兵，出褒中，循秦嶺以東，當子午谷而北，奇襲長安。但是這個方案沒有被諸葛亮採納，諸葛亮認為這個計劃太冒險。

其實，魏延這個計劃雖然有點冒險，但不失為良策。就連司馬懿也批評諸葛亮因過於謹慎，而失去了戰機。司馬懿在被起用領兵來與諸葛亮作戰時，對先鋒張邰說：“諸葛亮平生謹慎，未敢造次行事。若是吾用兵，先從子午谷逕取長安，早得多時矣。他非無謀，但恐有失，不肯弄險。”司馬懿竟與魏延早先說得不謀而合。由此可見，諸葛亮堅持“從隴右取平坦大路，依法進兵”，是他的軍事個性決定的。

諸葛亮在回答眾將問他為什麼只攻祁山時說：“祁山乃長安之首也：隴西諸郡，徜有兵來，必經由此地；更兼前臨渭濱，後靠斜谷，左出右入，可以伏兵，乃用武之地。吾故欲先取此地，得地利也。”

諸葛亮的選擇並非是錯誤，但不一定是最佳方案，這是很顯然的。

然而，諸葛亮的北伐註定了不能成功（實際上就是失敗，不成功不過是一個委婉的說法），也是很顯然的。這也是多種因素造成的。

首先，是遇到司馬懿這個不可逾越的障礙。

諸葛亮在首次出師之前，曾多次說，他早就想伐魏，只是顧慮司馬懿。後來馬謖跟他獻了一個反間計，讓魏君曹睿解除了司馬懿的兵權，諸葛亮一接到這個情報，便出兵了。正如諸葛亮自己所說的：“平生所患者，獨司馬懿一人而已。”

可是，曹睿畢竟也是個聰明人，每當事情緊急時，他總是及時地起用司馬懿，從而打破了諸葛亮的計劃。首出祁山，雙方爭奪街亭，本是英雄所見略同，但由於諸葛亮錯用馬謖，最終以失敗而告終。以後幾次，各有勝負。雖然蜀兵勝利居多，但司馬懿一到不利，便採取堅守策略。司馬懿堅守，諸葛亮攻不破，只好退兵。

最後諸葛亮病死於五丈原，從另一方面看，未嘗不是司馬懿的勝利。

其次，即使司馬懿在葫蘆谷真的被燒死了，諸葛亮也未必能攻佔長安。

二出祁山時，就因為魏國郝昭守住陳倉城，諸葛亮攻了20多天，始終未能攻下，最後因糧盡退兵。由此可見，魏國不乏人才，司馬師、司馬昭、鄧艾、鍾會等層出不窮，而蜀國人才零落，到後來只有姜維在獨力支撐。所謂“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成了貽笑後世的口實。

第三，兵力、糧食不濟的問題一直困擾着諸葛亮的北伐。

司馬懿早就料定：蜀兵利在急戰，如果一堅守，蜀兵必然糧乏退兵。二出祁山即因魏兵堅守，蜀兵缺糧，無功而返。五出祁山時，諸葛亮還率師跑到隴四裝神做鬼去割小麥。李嚴因軍糧供應不上，製造謊言讓諸葛亮撤兵，多少也反映了一點問題。

從兵力來看，魏是泱泱大國。出兵十幾二十萬不成問題。蜀是小國，難以肩負過重的軍事負擔。諸葛亮初出祁山，說是兵力30萬，如果說，蜀國總人口不到一百萬，那豈不是三人中有一人在當兵打仗？戰爭不可能不死人，蜀兵怎禁得起連年戰爭的消耗？所以在五出祁山時，諸葛亮不得不讓該輪休的士兵留下來打仗。

第四，蜀國內部虛弱。

後主劉禪昏庸，重用宦官，貪圖享樂。四出祁山時，司馬懿用同樣的反間計，離間劉禪與諸葛亮的關係；在蜀兵節節取勝的情況下，劉禪竟下詔將諸葛亮召回來。致使這次北伐又中途而廢。諸葛亮到了後期，不得不事事躬親，他自己也感到越來越心勞力拙，以至於嘔血而死。

第五，蜀兵是孤軍作戰。

東吳自赤壁之戰以後，一直與蜀國存在着隔閡。關羽、劉備直接毀棄了吳、蜀同盟。劉備死後，諸葛亮雖然恢復了同盟，但東吳並不誠心。諸葛亮六出祁山，東吳多持觀望態度，只有在第六次才出兵攻魏，但旋即遭受慘敗。諸葛亮聽到這消息，不由長嘆一聲，昏倒在地。他知道，他已經無能為力了。

綜合上述情況，不難看到，諸葛亮的北伐，必然是難以成功的。即便有某種機遇（比如司馬懿在葫蘆谷被燒死了，或者說採用了魏延的方案）。僥倖地成了功，佔領了長安，那就能滅魏吞吳嗎？那肯定也是不可能的。

既然如此，那麼為什麼，千秋萬代，人們瞻仰崇拜、歌功頌德的只是諸葛亮呢？

這一方面取決於中國民眾的胸懷和歷史觀：不以成敗論英雄。民眾的歷史觀與“勝則為王敗則為寇”的歷史觀是對立的。《三國演義》無疑體現的是中國民眾的歷史觀。

另一方面在於諸葛亮所堅持的事業，即諸葛亮北伐所樹立的旗幟：恢復中原，重興漢室。這面旗幟顯然只是一種象徵意義。事實上，三國時代的人都已知道漢室的衰微是不可避免的。魯肅初見孫權，給孫權分析形勢，便說“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諸葛亮的隆中決策便是建立在鼎足三分的基礎上的，難道諸葛亮、劉備自己真的是要將曹操除掉後，仍然扶着漢獻帝當皇帝嗎？恐怕不是那麼回事吧。所以，“興復漢室”只是劉備爭取人心的一面旗幟。

同時，“興復漢室”還是宋元時代漢民族的愛國精神的體現。宋元時期是三國故事廣泛流傳與《三國演義》成書的時期，因此，宋元時代漢民族反抗異族侵略的願望便在小說中體現出來。陸遊不就是高歌過“邦命中興漢，天心大討曹”嗎？

第三個原因是諸葛亮的光輝人格。諸葛亮為了恢復中原，興復漢室，做到了竭忠儘力，死而後已，這種精神體現為了一種正義事業，為了國家民族而不惜自我犧牲的偉大人格。諸葛亮在六出祁山中，做到了憑個人主觀努力所能做到的一切，他發揮出極大的聰明才智：使戰爭成為一門絢麗多彩的藝術，創造了令人頭眩目昏的光輝戰例。這本身就是一種成功。特別是他的悲壯的死，足以使後人血淚滿襟。

杜甫有詩云： 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杜甫唱出了天下後世緬懷諸葛亮的共同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