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江晚報·小時新聞記者 潘璐 通訊員 宋浙江 文/攝
每周一，是93歲的周一志老人，去浙江醫院看望老伴吳偉琳的時間。
老人清晰記得，今年的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1周年，也是他和老伴結婚69周年的紀念日——兩位年輕的共產黨員，特地選在黨的生日這天，寫下一輩子的誓言。
在記者鏡頭前，吳偉琳老人從周一志手中，小心地接過黨旗，臉上全是笑意。
每次去見老伴，周一志都會早早起床，整理好花白的頭髮，穿上正式的藏青色盤扣上衣，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齊齊，彷彿回到了自己十多歲的時候。
彼時的他，雖然只是一名上海照相館裡的學徒，卻從不懼危險地從事着地下革命工作。
這是一段被塵封的歷史。
2020年春節時，父親突發腦梗，女兒周肖紅趕緊撥打了120，四位醫護人員想用擔架把父親送上救護車。然而，意識模糊的周一志，用枯瘦的手緊緊地拉着床單不肯離開，嘴裡反覆重複着“是誰出賣我的”、“我哪裡都不去”。
如果不是這次意外，周肖紅或許永遠不會知道，父輩曾經歷的這一段埋藏在十里洋場的照相館下、熱血而又危機四伏的過往。因為在周一志看來，這似乎是當時的年代賦予青年人的使命，他只是普通革命者之一，“沒必要講的”。
周肖紅想起了父親有時候凌晨聽到警報聲難以入眠的反常，想起父親尤其喜歡看諜戰片——比如《永不消逝的電波》，想起父親提起上海，仍是1949年之前，“複雜得很，不安全”的印象……原來，正是那段地下革命的歲月，成為了父親生命的底色。
1949年3月，在上海解放前夕，周一志加入中國共產黨。而那時候，16歲的吳偉琳，在地下黨員哥哥的帶動下，正在工人夜校里教工人們識字。1951年，她和周一志因工作相識。
父母的愛情，在共同的革命經歷中漸漸萌發，並走過了數十年的歲月……
他從沒害怕過，如果害怕就不去做了
這是一段被塵封在老照片里的歷史。照片里十多歲的周一志梳着油光發亮的大背頭，穿着筆挺的西裝，眼前的93歲老人精神矍鑠，穿着整潔，眼神依然明亮。“上海人講究穿着，給人家拍照也要像模像樣的。”1943年，14歲的周一志從寧波來到上海，在姑父開的照相館裡做學徒，同時也一腳踏入了工人運動的浪潮中。
年輕時的周一志
“當時身邊的師兄們都加入了益友社，一開始做的是維護職工權益，反對資本家壓迫的宣傳工作。”照相館裡年齡最小的周一志也加入其中。他印象中，益友社有來自各行各業的人，有的組織遊行抗爭活動，有的組織群眾發展。
中共上海黨史資料選輯中描述，益友社是中國共產黨上海地下組織領導下的一個以店員為主的群眾性業餘聯誼團體。因為表現積極，周一志成為了照相行業幹事會裡的一員，他才知道益友社不僅是為了改善職工們的生活，也是地下党進行聯絡、團結群眾的外圍組織。
益友社創立五十周年的紀念照片（前排左一為周一志）
兩年里，周一志輾轉了上海的五家照相館。“待久了不安全，容易暴露，老是要開會，老闆也會有意見。”他落腳的照相館大多在城郊，便於進城搞宣傳，又便於撤退到鄉下。因為怕燈光吸引注意，宣講往往在一片黑暗裡進行。一旦聽到紛亂的腳步聲或是警笛聲，他們就迅速地往周邊的菜地里散去。有時候第二天早上起來，身邊就消失了幾張熟悉的面孔。
“這工作很危險，我們有很多戰友當時被捕，但我從來沒有害怕過，如果害怕的話就不會去做了。”和周一志一樣，無數青年人在黑暗中傳遞火種，試圖照亮那個晦暗而動蕩的時代。
因革命結緣70餘年，她在病榻上只認出他
93歲的周一志對年輕時的大多數事情只有模糊的印象，但當我們問起他入黨的時間，他轉了轉眼珠，清楚地回答是1949年的3月。
時值上海解放前夕，在作為地下黨員的大哥的帶動下，16歲的吳偉琳在工人夜校里教工人們識字。照片里的吳偉琳留着利落的短髮，眼睛細細長長，是戰友們印象中風風火火的“假小子”。
年輕時的吳偉琳
1951年底，周一志開始擔任一支工作組的組長，吳偉琳則是工作組中的團員。“當時是她追我的。”說起兩個人看對眼的經過，周一志的嘴角出現幾條笑紋。在周肖紅的印象里，母親從不吝嗇對父親的尊敬和欣賞：“說父親的工作很出色，參加活動也很積極，長得又帥，她就趕緊找了自己的小姐妹去說媒。”
共同的革命經歷讓這對伴侶有着超乎尋常的默契。客廳里的書櫃底下，還放着一本半開的《美國人眼中的朝鮮戰爭》，電視里沒放新聞的時候，周一志和老伴就會坐在沙發上看書。眼睛退化後容易流淚，周肖紅常看到父親邊用紙巾擦眼淚邊看書。
在母親得老年痴呆症之前，周肖紅常常覺得母親對父親的愛是更多的。但當她和哥哥提出，把無法控制自己情緒的母親送到醫院時，遭到了父親近乎激烈的反對。一家人聚餐時，父親也總會望着桌上的菜發獃，良久說了一句：“你母親最愛吃螃蟹，她心裡肯定不好受。”
周肖紅漸漸意識到，父母不曾對子女言說的，屬於他們那個年代的熱血和勇敢，因為母親的生病，被父親愈深地埋藏在了心底，就像被夾在相冊中間的益友社創建五十周年紀念照。只有當每周一風雨無阻地去醫院探望母親，兩位坐在輪椅上的老人將布滿皺紋的雙手交握在一起時，父親才會重新擁有傾訴的慾望和活力。
“我媽不認得我們，只認識我爸。”周肖紅無奈地說，每當這時，母親就會讓她和哥哥去上班，表示她要和父親單獨說會話，“她就拉着我爸的手，笑着說，我覺得我們應該在一起。”
四分一支的棒冰和十幾年不斷的捐贈
周肖紅記得，小時候自己和哥哥是整個大院里最聽話的孩子。因為一旦和別的孩子起了矛盾，母親的大嗓門總會伴隨着被揪耳朵的痛楚及時到來，“家裡沒有零食，只有發燒時，我媽才會給我買四分一根的赤豆棒冰吃。”
相冊里的吳偉琳永遠是一頭短髮、方框眼鏡、白色的的確良襯衫配上黑色的長裙，“一條帶點的，一條不帶點的，穿了三十年。”父親則顯得溫和，即使教育孩子也只是用報紙捲成筒輕輕地敲兩下腦袋。
解放後，周一志接手籌辦華東地區電影發行放映公司。和父親一起去單位值班的時候，周肖紅就會看到父親辦公室里寫得密密麻麻的黑板和桌面上一沓沓的小紙條。“農村看電影多難啊！”周一誌喜歡看電影，他記得自己小時候跑幾里路去隔壁村的電影展的興奮感，他也想讓更多農村的孩子看上電影，“我們搞電影學校（現為浙江藝術學校），就是想培養更多放映員。”
周一志任電影發行放映公司總經理
周肖紅並不理解，為什麼母親對自己的孩子那麼嚴格，對其他小朋友們總是大方又笑眯眯的？為什麼父母這麼多年幾乎沒有什麼積蓄？為什麼每次逢年過節，他們總有接不完的電話和送來的餃子？為什麼疫情形勢好轉後父親就急着想去上海？
直到因為採訪整理老照片時，周肖紅才從被父母塞在儲物箱里的“特殊黨費”收據和捐贈紀念證窺見一斑。周一志在籌辦電影發行放映公司時，曾經從部隊里抽選了幾位骨幹，老王就是其中的一位。老王的妻子是隨軍家屬，老王一個人微薄的工資完全無法負擔家裡八個孩子的費用。“能幫一把是一把，我們也用不着。”周一志並不覺得把工資的三分之一拿去資助同事的子女有什麼特別。就像吳偉琳每個月寄往上海的信件，她一直記掛着當年戰友們的近況，碰到有困難的就想幫襯幫襯。
周一志並不忌諱和子女們聊起死亡的話題。“去世後能和這麼多戰友葬在同一片土地，也是一件挺好的事。”周一志還想着，趁還能走動，這個月去一趟上海，見見許久沒見面的老戰友，再看一看曾經工作和奮鬥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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