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的傍晚,你真想拿槍?”毛澤東端起茶碗,笑着看向眼前這位湖南女子。丁玲點頭,沒有一絲猶豫。短短一句對話,拉開了她從文壇名角轉身革命戰士的序幕。
那時的保安天寒地曠,中央機關卻因為這位“出牢人”而熱鬧起來。丁玲走進窯洞,周恩來自行端水,台下幹部擠得滿滿當當。她用帶着鄉音的普通話,把南京囚禁三年的苦辣一氣傾倒。聽眾先是屏息,隨後爆發掌聲,氣氛像爐火被添了乾柴。
掌聲之外,很多人並不知道,這位剛走出囚籠的女作家,十五年前還是鄉間“崽崽老師”。1919年,她在桃源女子師範讀書,“五四”風雷一響,她跑去貧民夜校教識字,辮子還沒剪完,就敢高喊“反帝反封建”。同學給她起外號“崽崽老師”,意在調侃,也帶着寵愛。
1922年,她獨自闖上海。平民學校、上海大學,一腳踏進新文學的大門。《莎菲女士的日記》《夢珂》鋪天蓋地,上海報館搶着連載。洋場的霓虹、里弄的潮濕、青年人的躁動,全被她寫到紙上。魯迅、茅盾誇她筆鋒狠辣,國民黨警探卻盯上了這支“纖筆”。
1933年春夜,特務破門而入,丁玲被押往南京。狹小囚室伴隨三年,病痛、審訊、威逼利誘,她都撐了下來。1936年秋,經宋慶齡等多方斡旋,她獲釋;轉身便借道陝北,再不願留在“黑暗的首都”。正是這次漂泊,讓她和毛澤東在保安相遇。
歡迎會上,毛澤東聽完她的自述,語氣輕快:“老鄉,你比我小十一歲,算妹子。想幹啥?”一句“當紅軍”脫口而出,窯洞里卻靜得能聽到風聲。毛澤東拍拍桌子:“行,緊趕慢趕,還能碰上胡宗南最後一仗。”一句話,將這位文壇名角推向前線。
跟隨楊尚昆北上、再隨彭德懷南下,丁玲第一次穿草鞋、第一次磨破腳、第一次扛槍哨戒。白天行軍,夜裡借篝火記筆記,《到前線去》《記左權同志談山城堡之戰》便在槍炮間成形。她說自己“白天武將軍,夜裡文小姐”,聽者都會心一笑。
也是在那段日子,毛澤東給前線拍電報,附上一首《臨江仙》:“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詞先到前線,丁玲卻因轉戰未能及時得見。等她凱旋迴保安,毛澤東乾脆又寫一遍遞給她。她讀到“陣圖開向隴山東”一句時,眼圈紅了,只說了三聲“謝謝”。
1937年,中央機關遷延安。毛澤東再問“想幹什麼”,丁玲答案仍舊“當紅軍”。毛澤東哈哈大笑,隨即寫信羅榮桓:“丁玲任中央警衛團政治處副主任。”聽到任命,她直搖頭:“我沒當過主任,怕誤事。”毛澤東擺手:“不會就學,邊干邊學。”幾句話,把丁玲推到警衛團的第一線,也把她推向新的創作土壤。
在延安,她抓排練、寫演出方案,帶着西北戰地服務團東渡黃河。太原禮堂那場抗日演講,人群如潮,丁玲一句“要把日本鬼子埋進我們的洪流”,讓年輕學生集體報名。服務團一路走一路演,一張宣言貼在晉西土牆上:“用筆也能殺敵!”
1944年,毛澤東一口氣讀完她的《田保霖》,設宴鼓勵:“這是你寫農民的開端,值得慶祝。”隨後,丁玲下鄉參加土改,半年後交出《太陽照在桑乾河上》。胡喬木評語“稿子基本不用改”,毛澤東聽罷連說“好”,又補一句:“若有機會去當幾年縣委書記,就更紮實了。”小說1949年付梓,旋即譯成多國文字,1951年斬獲斯大林文藝獎金二等獎,一時間風頭無兩。
回望丁玲在革命浪潮中的身影:上海弄堂的時髦女作家,南京牢房裡的倔強囚徒,保安窯洞里的“小妹子”,前線馬背上的“武將軍”,延安戲台後的排練總管——每一次角色轉換都真切,每一次都離不開一支“纖筆”。有人說她傳奇,我更願稱她“用文字點燃火把的人”。毛澤東在《臨江仙》里寫得明白:“壁上紅旗飄落照”,那面旗,也在照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