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他儘管做大官，要在偽政權里全面滲透。”
這是許建國對手下一名王牌特工下達的指示。
1939年，許建國從延安奔赴晉察冀根據地，擔任北方局社會部部長，手握東北、華北兩大情報網。
這時他手下有名王牌特工叫李時雨，憑藉自己的能力，在1940年當上了汪偽政權的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是有實權的，且職位不低，李時雨在這個大漢奸的位置上坐得有些忐忑。
於是就向他的上線何松亭請示，他還要不要在偽政權里進一步發展。
何松亭對李時雨的問題也不敢擅自回復，於是便讓他的妻子孫靜雲代表李時雨，直接去向中央領導許建國請示。於是許建國明確向孫靜雲下達了“漢奸”當得越大越好的指示。
李時雨當上汪偽政權立法委員時才三十二歲，他家世貧寒，在偽政權內也沒有背景。他能夠在偽政權青雲直上，憑的是真才實學，和他非同一般的特工天賦。
李時雨是黑龍江巴彥縣人，父母把他當成全家的希望，傾盡全力供他讀書。他沒有辜負家裡的希望，考上了公立北平法政大學。
1931年東北淪陷時李時雨二十二歲，他在學校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還到東北擔任過“義勇軍”副總指揮。“
義勇軍”失敗他回學校繼續學業，李大釗靈柩歸葬萬國公墓，他是冒充家屬的護送者之一。
1934年李時雨大學畢業後，組織上考慮到他東北人的身份，讓他到東北軍卧底，為未來全面抗戰做準備。
李時雨通過張學良公館警衛室主任和他是同鄉的關係，打進東北軍。不過他在東北軍里的職務並不高，到1936年“西安事變”時，還只是西安“剿總”的一個中尉辦事員。
“西安事變”後東北軍陷入混亂、瓦解狀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也初步形成。組織上根據新的形勢，決定讓李時雨退出東北軍，打入天津國民黨政府當卧底。
天津是當時北方最大的港口，如果日軍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大量的補給都要通過天津轉運。
而且天津是聯繫華北、東北的重鎮，在全面抗戰中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組織上把李時雨視為特工精英，才把到天津當卧底的任務交給他。
李時雨本來以為退出東北軍就可以上前線殺日軍，被派往天津當卧底心裡還有些失落，不過堅定的黨性還是讓他毫不猶豫接受了任務。
到天津李時雨兩眼一抹黑，他怎樣才能打進天津國民黨政府的核心機構呢？
這個時候李時雨亮眼的學歷起了作用，他很快就憑政法專長，進入了天津高等法院。1937年7月4日，他當上了天津高等法院的書記長。
在天津一站穩腳跟，李時雨就接到上線何松亭安排的兩個任務：把一批電台機件，從他居住的英租界，送到指定轉運站；營救被捕的地下黨馮驥。
第一個任務看似簡單，其實要在日偽嚴密盤查的天津，帶着諜報象徵的電台上街，可以說是步步驚心。
李時雨考慮再三，決定先以辦案為名，搞一張日本特務機關的通行證。拿到通行證後，李時雨把電台電台機件裝在三個皮箱中，分兩次運到家中交給孫靜雲隱藏保管。
然後他又藉著辦公需要過租界的機會，開出一輛法院的車，到家中取了兩個裝着電台機件的皮箱，往送他的辦公室。
有法院的車和日本特務機關的通行證，李時雨通過日偽檢查站時，沒有被開箱檢查，順利地把兩箱電台機件放到了他的辦公室里。
運送另一個皮箱時，時間緊急李時雨一時拿不到法院的車，他就冒險坐三輪車運送。
到了日偽檢查站，三輪車被攔下不準通過，好在李時雨有日本特務機關的通行證，皮箱還是沒有打開檢查，他有驚無險地再次把電台機件帶到了辦公室。
隨後李時雨把所有的電台機件及時送到了轉運站，何松亭對他的行動能力非常滿意。
營救地下黨馮驥，難度係數比送電台機件大得多。在馮驥案件的卷宗里，有他是地下黨的確鑿證據，要“合法”營救他，就必須先銷毀那些證據。
李時雨用簡單直接的辦法，悄悄燒毀了馮驥的卷宗。負責馮驥案的書記員發現卷宗被燒毀後，驚慌失措地來向李時雨彙報。
李時雨先厲聲斥責，嚇得書記員冷汗直冒。見火候已到，李時雨又裝出一副體恤下情的樣子，暗示日軍飛機曾轟炸過天津高等法院。
書記員恍然大悟，馬上寫來報告稱“馮驥的卷宗毀於日本飛機的轟炸”，卷宗被燒的事情就不了了之。
隨後李時雨趁到監獄視察的機會面見馮驥，暗中告訴他翻案，咬死不承認是共產黨，被說成是共產黨，都是因為打架遭仇人誣陷。
馮驥一翻案，李時雨就從旁運作，把他無罪開釋。
完成這兩個任務只是李時雨小試牛刀，不久他迎來了成為高級特工的機會。
1939年8月，汪精衛籌劃在上海召開“國民黨六大”，為建立偽政權做法統準備。組織上認為參加“六大”是打入汪偽高層的良機，決定讓李時雨設法成為“六大”的代表。
李時雨通過老鄉的關係，見到了“六大”北方代表召集人朱晶。朱晶是國民黨改組派的活躍人物，改組派主要發起人是陳公博，已經和汪精衛沆瀣一氣。
讓李時雨沒有想到的是，他和朱晶剛一坐下來，朱晶就用一種“英雄不問出處”的神態看着他說：“我是個卧底，在為重慶政府國防部國際問題研究所搜集情報。”
告訴了李時雨自己的真實身份，朱晶接着表示一定會讓李時雨成為“六大”代表，還和李時雨一起商量，如何填寫李時雨的履歷更合適。
此時朱晶不知道李時雨究竟是哪路英雄，但顯然知道他參加“六大”不是要當漢奸，所以極力拉攏他一起當卧底。
為組織多開闢一條情報線李時雨自然不會拒絕，爽快地答應了朱晶。
參加完“六大”，李時雨就被任命為天津市偽黨部執委會委員。不久，他去南京向汪精衛彙報天津“和平運動”的情況時，以一系列很有見地的觀點，引起了汪精衛的重視。
1940年南京偽政權一成立，汪精衛就下令把李時雨調到南京，擔任“南京政府”的“立法委員”。
就是這道調令讓李時雨不安，他必須要得到組織確認才能放心赴任。孫靜雲帶回高層領導的指示，李時雨就在南京放開手腳幹了起來。
在南京他得到汪精衛的器重，左右逢源屢受嘉獎，上海的電影公司還以他為原型，拍了一部讚揚“先進人物”的電影。
除了在南京混得風生水起，李時雨還利用他“改組派”引薦的身份，和與陳公博女秘書同在北平讀過書的關係，獲得了偽上海市長陳公博的青睞。
於是從1941年開始，李時雨這個“立法委員”，兼任了很多重要的實權職務。
他頭上有過“上海保安司令部秘書處處長”、“司法處處長”、“清鄉委員會上海分會四處處長”、“執法隊隊長”等等一大堆官銜。
利用這些職務，他為我黨領導的抗戰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1941年，日偽發動針對新四軍的大掃蕩。李時雨提前把掃蕩計劃交給新四軍。陳毅看完李時雨送來的，有兵力部署、進軍路線等詳盡內容的“清鄉計劃”後說：“這個情報至少頂一個師的兵力”。
身居高位，除了提供情報，李時雨高級特工的價值，更體現在他對政策的影響。
他“勸諫”陳公博，用刊物來引導中間知識分子支持“和平建國”，陳公博採納了他的意見，授意創辦《先導》雜誌。
這個雜誌社一建立，就成了我黨保護進步書籍、隱蔽地下人員的基地，華中局很多情報人員，都利用這個雜誌社做掩護進行活動。
陳公博讓他擔任上海偽保安司令部軍法處處長，他就推出廢除刑訊、依法辦事的政策，還成立了“人權保障協會”，從政策層面讓很多地下黨和進步人士走出監獄獲得自由。
他新設立的防範科，對預防刑事犯罪，維護社會治安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讓偽政權和民眾皆大歡喜，從而讓他一系列實質上有利抗日的政策，也獲得了日偽的認可。
即使漢奸們都認為李時雨是陳公博的心腹，但他也不能完全避免偽特務對他暗中調查。
特務覺得李時雨作風廉潔，和大漢奸的身份有些不搭，對他產生了懷疑。
不圖財不圖色，那當漢奸是為什麼，這很不正常。於是，有次特務找由頭拘捕了孫靜雲，想從李時雨妻子身上，挖出他的真實身份。
特務沒能瞞住李時雨，以李時雨的地位，他向陳公博一投訴，陳公博馬上打電話勒令特務放人，李時雨和孫靜雲有驚無險渡過了一場危機。
1944年汪精衛死後，周佛海接替陳公博出任上海市市長。周佛海一上任，首先要清理陳公博的人。李時雨本來認為他是陳公博的“心腹”，已經主動申請調離。
不料周佛海覺得他廣結善緣、人才難得，執意把他留在上海，讓他擔任上海偽警察局的司法處長。
周佛海對李時雨表現出一副拉攏的樣子，允許他直接到到自己的公館彙報工作，這又給了李時雨很多搜集情報的機會。
到周佛海準備公開投向蔣介石的時候，李時雨被任命為軍事委員會上海行動總隊軍法處副處長。
這時我黨地下組織嘗試策反上海軍警奪取上海，不料已被策反的一個偽軍團，又接受國民黨整編調離上海。
李時雨及時送出情報，讓這支偽軍被我軍擊潰。偽稅警總團被我軍殲滅，也是得益於李時雨的情報。
趁着混亂的局面，李時雨還涉險冒充國民黨高參范紀曼，營救出一名東北抗日游擊隊的政委。
國民党進入上海前，李時雨準備卸下偽裝歸隊。這個時候，一個他關照過的律師余祥琴找到他，拉他加入軍統。
余祥琴告訴李時雨，自己其實是軍統滬交指揮站的站長，以後李時雨可以跟着他干。
李時雨當初關照他，本來就是察覺到他有隱蔽的身份。不過這時李時雨裝出一副吃驚的樣子，連聲向他表示失敬。
隨後李時雨神色一暗，說很多人都認為他是大漢奸陳公博的心腹，軍統肯定容不下他。
余祥琴一聽這話，馬上內涵地盯着李時雨說：“你根本不是陳公博的心腹，你一直都是我的運作人員”。運作人員就是軍統發展的偽政權人員，相當于軍統的線人。
李時雨心領神會，馬上“感激涕零”地表示願意效力。隨後他把情況向組織做了彙報，組織上同意他加入軍統繼續當卧底。
加入軍統後，李時雨被任命為軍統上海區第二組組長。利用多年在上海經營的人脈，李時雨在軍統很快取得亮眼的業績。
加上余祥琴為給自己撈資本，有的沒的到處宣傳李時雨在汪偽時期，為軍統立下的功勞，讓戴笠都對李時雨青睞有加。
有次在軍統的酒會上，戴笠專門問余祥琴：“哪位是李時雨？讓他來和我喝一杯。”
余祥琴趕緊把李時雨介紹給戴笠。
戴笠不僅和李時雨喝了酒，還當著一眾軍統人員，誇讚了李時雨一番。李時雨在汪偽政府中，就以會做人著稱，應付這些場面他得心應手。
聽到戴笠的誇獎，他馬上表示，取得這些成績都是靠戴笠領導得好。這種“商業互吹”，增進了戴笠對他的好感，也提高了他在軍統的地位。
有了戴笠背書，李時雨和不少軍統大特務的交情逐漸加深，這讓他能比較全面的了解到軍統的人事、活動、接收上海的情況等情報，這些情報對我方地下黨應對軍統破壞有重要作用。
李時雨傳遞出的軍統各區站指令、通告，更是多次幫助地下黨躲過搜捕，他在軍統的作用，得到我黨情報部門領導的高度肯定。
遇到自己的手下查獲地下黨，李時雨總是冒着暴露的危險營救同志。有次一個特務向他報告，一個地下黨組織開會的時間和地點。
他悄悄通知孫靜雲後，就雷厲風行地安排抓捕，結果軍統自然是撲了一個空。
不過軍統特務也不是省油的燈，有特務挖出李時雨學生時代參與過進步活動，還有孫靜雲卧底汪偽前為我黨工作的經歷。
這些情報呈報給戴笠，引起了戴笠的警覺。戴笠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軍統中的卧底，他馬上找到當時的北平警備司令部稽查處督察長李國章，核實李時雨在北平時期的經歷。
哪知道李國章也是地下黨，不僅為李時雨做了澄清，還嘆氣說：“居然軍統內部的派系鬥爭都到了自相殘殺的地步。”
戴笠一方面拿不到李時雨是卧底的實據，一方面面子觀念作祟，不願拿下自己捧紅的人降低威信，就給檢舉李時雨的特務回了封電報：“……須詳查再核，不可逮捕也！”
李時雨卧底的事只是暫時放下，並沒有完全放過。戴笠死後，軍統馬上舊事重提，決定秘密抓捕李時雨。
當上海市副市長劉方雄要李時雨去他家談事時，李時雨敏銳地意識到此行兇多吉少。
他告訴司機，他如果一小時後他沒有從劉方雄家出來，司機就回家隱蔽在門口兩三天，告訴到訪的人，他已經被逮捕了。
之前軍統調查李時雨，組織上知道後已經讓他的家人轉移，這時他踏入龍潭虎穴，心裡沒有半分後顧之憂。
軍統果然把抓捕安排在劉方雄家裡，李時雨被捕後遭受了酷刑，但他拒不承認自己是卧底。軍統手中也沒有確鑿的證據，不能立刻對他進行處置。
幾個月後，軍統改為保密局，內部爭得一塌糊塗，沒有閑心再理會李時雨的事，就把他關到提籃橋監獄不聞不問。
1949年李宗仁當了代總統後，南京地下黨策反的國民黨司法界高層人物，運作通過了釋放政治犯的法令，李宗仁簽字同意。李時雨也在釋放的名單中，得以恢復自由。
出獄後李時雨輾轉來到北平，劉少奇同志親自接見他後，很多老新四軍，才知道他就是抗戰時期大名鼎鼎發高級特工“竊聽器”。
從1934年到1946年，李時雨的卧底生涯持續了十二年，加上他坐牢的日子，他在敵營呆了整整十五年。
他是我黨北方情報網最出色的特工之一，他的特工經歷，表面上沒有諜戰片那樣驚心動魄，實際上卻充滿殺機，他的功勛也也絲毫不比諜戰片中我黨的高級特工遜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