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周曉
中國歷史上，蝗災與水災、旱災並立，是古代農業社會的三大災害之一。研究表明，蝗災通常在旱災之後發生，蝗蟲吞食禾苗莊稼，對農業生產會產生巨大打擊。早在春秋時期，魯宣公十五年（前594年） 有“初稅畝，冬，蝝生”的記載，這裡的“蝝”即當時對蝗蟲幼蟲的稱呼。《禮記·月令》也有“蟲蝗為災”的記錄。宋代以後，蝝改稱為“蝻”，合稱“蝗蝻”一直沿用至今。據統計，在中國歷史至近代以前大規模蝗災達到八百餘次。
在長期與蝗蟲災害的鬥爭中，智慧的中國人總結出了諸多除蝗法。明人徐光啟認為相對於水旱災害，蝗蟲的治理是可以靠人力預防和消除的。在他的《除蝗疏》中記錄了歷代除蝗方法，歸納起來可分為：治“神”，如“祭拜蝗神”、“以德服蝗”等；治人和治蟲三類。
治人者如北宋淳熙年間，要求官民及時上報蝗蟲情報，並撲絕蟲卵，違者受杖責處分；實行就近就地以蝗易粟，鼓勵民眾捕捉蝗蟲等。治蟲，則通過研究蝗蟲生長的周期性規律，總結出眾多針對蝗蟲蟲卵、蝗蝻、成蟲等不同生長階段撲滅蝗蟲的辦法。在蝗災過後，還要檢查冬月有蝗蟲產卵處。
❖ 山西新絳縣壁畫捕蝗圖（明代壁畫描繪唐代人民捕蝗的情景）
到了清代，統治者對蝗災治理重視程度仍未減弱，防蝗治蝗成為地方官員的重要工作，一旦發現苗頭，便要積極籌劃，將蝗災扼殺於萌芽。
由於清廷的重視，中央及地方官員也積極提出防治蝗患的辦法。
乾隆四年（1739年），河南巡撫雅爾圖提議，將該省災賑倉庫內原備折耗的余谷作為“預搜蝻子之費”，用以鼓勵民眾抓捕蝗蝻換取穀物。這種不耗正項，以小利防大害的思路很自然得到了皇帝的讚賞。
❖ 河南巡撫雅爾圖為動支余谷預防蝗患事奏摺
乾隆十八年（1753年）時，都察院左都御史梅谷成所奏的《敬陳消弭飛蝗之法》針對人跡罕至之處蝗蟲飛起無法及時發現的情況，提出了解決建議。認為應由督撫在沿海州縣派出專人，於春夏之交在濱海蘆葦濕地等處不時巡查，一旦發現蝗蝻生髮，及時出動兵役進行撲滅，同時要呈報上司“撥夫協辦”。
清代關於治蝗的故事中，最為人所知的當屬嘉慶帝的《見蝗嘆》。嘉慶九年（1804年）六月的一天，皇帝齋戒進宮披覽奏摺，忽見御案上停着一隻飛蟲，便叫太監捕了來看，發現居然是一隻飛蝗。嘉慶帝立即發動太監搜捕，在宮裡捕到蝗蟲十幾隻。深宮禁廷，遠離郊野，這蝗蟲是如何衝破重重宮門直至御前的呢？嘉慶帝認為飛蝗是傳遞 “上蒼垂儆俾聯早為飭辦，用以保護田功至意”的信使。憂思重重的嘉慶帝御筆揮就《見蝗嘆》一篇， 並將《見蝗嘆》的墨刻發給各省督撫閱看，發出“……粉飾之習一開，則督撫等惟事敷陳吉語，而屬員意存迎合，日久相蒙，必致一切國計民生之事概不以實上陳，……封疆大吏若事事務求粉飾，其流弊必至於欺罔”的上諭，就當時部分官員虛浮粉飾的作風提出了警醒。
❖ 直隸總督顏檢為接奉喻旨並御制見蝗嘆詩篇一章事奏摺
皇帝言辭之懇切，對民生之重視令人動容，而此份上諭也成為反應嘉慶時期整頓風氣、治理官場的重要舉動。
❖ 嘉慶帝對官員虛浮粉飾的作風提出警醒的上諭
清代對於治蝗不力的官員，也是嚴加議處。雍正六年（1728年）諭令：“嗣後各省地方如有蝗蝻為害之處，必根究其起於何地，其不將蝻子及時撲滅之地方官，着革職拿問。若蝗蟲所到之地而地方官玩忽從事不能儘力撲滅者，亦着革職拿問，並將該督撫嚴加議處。”可見，對於那些防治蝗蟲不力的官員隨時面臨被革職拿問的懲罰。
❖ 國家博物館藏捕蝗圖冊
被問責的不僅是發生蝗災地方的官員，飛蝗發源地的地方官也要被追責並處分。乾隆四年（1739年），皇帝諭稱“從來捕蝗之事原可以人力勝者，倘地方大員董率不力及州縣文武官弁奉行懈馳，經朕訪聞必嚴加議處不少寬貸”，隨後又多次下旨重申了追根溯源嚴行查參地方官員的態度。
各類方法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看較為可行。然蝗災之人力可抑制者多在早期，一旦變成飛蝗，其發展往往迅猛異常不易收拾，因此漫長的中國歷史中，蝗災始終是高懸於農耕文明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