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8月7日，北京的中南海，毛主席在辦公室里來回踱步，好像在思考着什麼。突然，他在窗前站定，招呼秘書把筆拿來，鄭重地說：“龔維蓉的任命書，我一定要親自寫。”
只見任命書上出現好幾行大字，上面寫着：
“茲經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十七次會議通過任命龔維蓉為安徽省人民政府委員……”
最後毛主席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我們不禁會想，這個名叫龔維蓉的人到底是誰？毛主席為何會親自給她寫下任命書？
龔維蓉，出生在合肥龔家，龔家乃合肥四大望族（龔張李段）之首。翻開《合肥百年有影響的百名女性》，龔家入選了7位，其中就包括了龔維蓉。
身為龔家的千金，龔維蓉不僅擁有美麗的外表，善良的內心，她還擁有一手精湛的醫術，救死扶傷。
她是“合肥龔”的驕傲，也是合肥人的驕傲。
龔家有女初長成，學醫不成誓不回
1900年10月9日，龔維蓉出生於合肥。民初的時候，合肥人龔積炳在山東當財政廳長、內務司司長兼代民政長，他的堂弟龔積義任山東軍法處處長和日照、平度等縣的縣長。
13歲那年，龔維蓉跟着母親來到濟南，和父親龔積義會合，一家人得以生活在一起。
到達濟南後不久，龔維蓉上了濟南女子師範學校。她雖然出生在官宦家庭，但從小便接受到新文化新觀念的熏陶。所以，龔維蓉思想開放，嚮往民主自由。
那個時候，龔維蓉和許多青年人認為，只有走科學救國的道路，才能擺脫國家的現狀。為此，她考取了山東女子醫學校，開始接受嚴格的醫學理論和實踐的系統訓練。
1919年的春天，龔維蓉聽說巴黎和會上帝國主義國家無理拒絕中國的正當要求，他們還想將戰敗國在山東的特權交給日本人，這使得整個濟南學界徹底沸騰。
當時，全國的有志青年都站了出來，5月4日這天，他們組織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愛國反帝大遊行，也就是“五四運動”。
身為一名進步學生，有骨氣的中國人，龔維蓉十分痛恨外國列強欺負中國，欺負中國人。所以，她義憤填膺，頂住家庭帶來的壓力，毅然決然地加入到學生運動的行列中。
最後，這場鬥爭的結果，迫使北京政府下令免去曹汝霖等三個賣國賊的職務，不承認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簽字。
五四運動的爆發，讓龔維蓉更加堅定了決心，她一定要學醫，將來用自己的醫術報效社會，服務人民。
要知道，學醫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舊社會女子學醫本就少之又少，可謂是鳳毛麟角，但龔維蓉卻不管這些，她堅定不移，發憤圖強，一定要創出一片新天地。
然而，就在她剛剛升入四年級不久，一場姻緣就找到了她。
那時候，合肥北鄉元疃集的項家帶着他們18歲的兒子來到濟南，目的是接新娘。
項家的孩子名叫項以鼎，他和龔維蓉之間的這場姻緣，還有一個故事呢！
據說，當時雙方父母在大煙館裡對吹，指定了項家項以鼎和龔家龔維蓉結成“娃娃親”，剛好那時候合肥流行“女大三，抱金磚”的說法，於是乎，大項以鼎三歲的龔維蓉，自然便成了項家的好“兒媳”。
龔維蓉看見這個十幾年未謀面的“未婚夫”來找自己，她聽從了父母的安排，沒有反對這門親事，同意和項以鼎結婚。
不過，龔維蓉有着自己的要求，她不想立刻回去，一定要等念完書，把醫學學好才回去，甚至在說出這話的時候，語氣都是非常堅定的。
就這樣，他們的婚事在濟南舉行，婚房就設在龔府，而項以鼎，也留在濟南龔家“伴讀”。第二年，龔維蓉有了第一個孩子，但這絲毫沒有影響到她的學業。她將孩子交給家人撫養，自己則一頭扎進知識的海洋中。
靠着頑強的毅力和堅韌不拔的精神，龔維蓉在學校苦讀7年終於結束了。1925年，龔維蓉拿到了大學畢業文憑，她在醫學方面的知識也有了一定的積累。
就在這個時候，她的第二個兒子出生了，取名為項有彬。
醫院沒了，還能再建，只求繼續行醫
1928年，山東濟南發生了震驚全國的“五三”慘案，短短几天，就有三千多名中國軍民被殺害，其中，還包括了蔡公時等17為中國外交官。
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徹底激起了濟南各界人士的公憤。當時在濟南女師代課的龔維蓉和師生們一起，到政府請願，她和學生老師們一起露宿街頭，堅決要求侵略者退出濟南。
看見無數家庭遭到迫害，街上充斥着人們的哭聲和吶喊聲，龔維蓉落淚了。要知道，她是多麼堅強的一位女性啊！但面對如此情景，任何一個有血有肉的中國人，都會流下眼淚吧。
不過，眼淚並沒有將龔維蓉打倒，她書寫標語，拿到街上進行義賣，再將這些收入捐給死難者的親屬，幫助他們擺脫困難。
這場鬥爭持續了好幾個月，龔維蓉和濟南人民在一起，共度困難，直到第二年，日軍被迫撤出濟南。
1929年，龔維蓉從濟南遷返合肥的四灣，隨後又來到距合肥60華里的元疃鄉下。令人沒想到的是，之後在龔維蓉身邊發生了一系列變故，讓她的生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先是丈夫染上了煙癮，花錢如流水，然後又是龔維蓉的母親病故，父親解甲歸田。最嚴重的是，項家不知何故得罪了人，處處遭到針對。
一系列變故發生之後，龔維蓉回到娘家，可娘家也呆不下去了，於是她只好開始變賣當初陪嫁的首飾，換得一點生活費，維持生計。
可這樣的生活真是龔維蓉想過的嗎？不，她是一個堅強的女子，有一個醫學之夢，她還要救死扶傷，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幫助更多人擺脫疾病帶來的痛苦，報效社會。
在這種強大願望的支撐下，龔維蓉拖着兩個孩子，來到了合肥基督醫院住下，成為一名實習醫生。
這個醫院屬於教會醫院，用的是英文，而龔維蓉早期在濟南學的是德文醫科教材。為了方便工作上的交流，她白天看門診、查病房、進手術室，晚上則補習英文、照看孩子，一點空閑的時間也沒有。
在實習期間，是沒有工資的，龔維蓉的生活只能繼續靠變賣陪嫁時的一些首飾來維持。有時候，丈夫還會前來吵鬧，甚至掀翻桌子，要她回農村去。而龔維蓉則含淚忍耐，力求獨立，讓她的兩個孩子在城裡念書，直到第二年升為住院醫師，才有了每個月十塊大洋的工資。
由於龔維蓉在醫學方面的知識很紮實，加上愛崗敬業，刻苦勤奮，她漸漸從住院醫師轉為主治醫師，薪水也從原來的10塊大洋調至50塊大洋，暫時衣食無憂。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戰火迅速向安徽蔓延。從10月份開始，合肥頻繁遭到日軍飛機的轟炸，就連基督醫院也沒有幸免於難。
第二年5月14日，合肥淪陷，項以鼎被敵人殺害。那時候，日本侵略者在合肥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給中國的老百姓帶來了極大的傷害。
太平洋戰爭前夕，日本侵略者越來越肆無忌憚，他們頻繁向英、美、荷等國家挑釁。合肥基督醫院的美籍院長柯普仁決定醫院暫時散夥兒，外籍人士返回自己的國家。臨行之前，柯普仁給每個中國職員發了從醫經歷和資格證明。
圖 | 合肥基督醫院
在如此形勢下，龔維蓉沒有苟且偷生，她先把自己的兩個孩子送到大後方學習，而後自己帶着醫院分給她的醫藥、器械，和幾名醫護人員衝過淪陷區，徒步500里，來到安徽省臨時省會立煌縣，開設了合肥基督醫院立煌臨時診所，重新開始救病治人的工作。
可就在診所業務蒸蒸日上的時候，1943年1月，日軍掃蕩大別山，火燒立煌縣城。當時龔維蓉還在外面，等她回來之後，面對的又是一片狼藉。這時的她，已經成了有家不能回，一無所有的“難民”了。
但龔維蓉生性倔強，她重新抬起頭，決定從頭干起。那時候，她住在病人家的過道上，白天出診行醫，經常要走10多里的山路，腳磨破了，磨腫了，也不喊一句苦。
慢慢地，龔維蓉的醫術和醫德在當地得到了很好的宣傳，報紙上的鳴謝啟事也越來越多，收入增加了，她又在那裡蓋起了診所，恢復到往日繁忙的景象。
戰時的省會，來找龔維蓉看病的人有很多，不僅有達官貴人，也有慕名而來的老百姓。每次遇到那些沒錢治病的窮苦百姓，龔維蓉都會伸出雙手，給予援助。
在國殤家難的時候，龔維蓉堅強地站了出來，履行作為醫生的職責，她以堅韌的獻身精神，頑強地工作着，並不斷前進。
光明的未來，無私的奉獻，毛主席親自書寫任命書
如果說龔維蓉的前半生是在苦難中掙扎過來的，嘗盡了人間百味，那她的後半生，則是迎接光明，讓子女在大浪淘沙中追求進步。
1948年的冬天，龔維蓉的兒子項有彬帶着未婚妻董善涵從南京回到合肥老家，龔維蓉臉上堆滿了笑容，她熱切地希望兒子能留在自己身邊，一起迎接光明。可在那天晚上，項有彬卻提出了別的要求。
圖 | 項有彬
項有彬對母親說：“我想去山東參加革命，請您同意。”
聽到這裡，龔維蓉沉默了，她慢慢抬起頭，笑了笑，說：“去吧，男兒志在四方。”接着，便強忍離別的痛苦，為兒子收拾行李。
出發的那天，龔維蓉看著兒子踏着皚皚白雪走向遠方，而自己則孤身一人留在合肥。
新中國成立後，項有彬從山東經上海調回皖北日報工作，龔維蓉一下子好像年輕了10歲，她眉頭舒展開來，高興地說：“我從未看到有像共產黨幹部這樣艱苦樸素、廉潔奉公。現在國家正在建設，我們大家一起好好乾吧！”
這個時候，龔維蓉已經是50歲的人了，她工作起來仍是生龍活虎，上午門診，下午查病房，有時手術要到很晚才能回來。
在她的行醫經歷中，曾為婦女摘除過30多斤重的卵巢腫塊，也讓一些患有白內障的病人重見光明，這些在解放時期的合肥醫院可以算得上是大手術了。
另外，龔維蓉還積極響應省婦聯的號召，發動醫院職工捐錢捐物，支援抗美援朝的戰爭。她還經常參加各種會議，做好婦女工作。
由於龔維蓉立場堅定，工作十分熱情，她在不久後就被任命為省立和平醫院副院長兼外科主任。
1952年，龔維蓉不僅被推舉為省人民代表、全國婦聯代表，還被毛主席親自任命為安徽省第一屆委員，也就是文章開頭說的那一幕。
圖 | 毛主席
獲得如此多的榮譽，並沒有讓龔維蓉沾沾自喜，她感到責任更加重大。她說：“我過去的工作，只對自己和病人負責，現在還要對黨和政府負責，我不光要搞好本單位的工作，還要跟上形勢，完成黨和政府交給我的其他任務。”
所以，從那以後，龔維蓉在鑽研業務的同時，還加強了政治學習，進一步改造自己的世界觀，樹立為人民服務的人生觀。
經過學習，龔維蓉主動退出基督教會，搬出解放前住的小洋樓，並要求減少薪水。她說：“我過去的工作單位是教會醫院，拿的工資比較高，但現在我應該拿幹部工資，與醫院職工同工同酬。”
在工作中，龔維蓉能夠根據需要，服從組織的分配，到設備簡陋的婦幼保健院，參加該院的初創工作，東奔西跑為產科病房安裝暖氣，為嬰兒室增添保溫箱，以保障婦女嬰兒的身心健康。
土地改革時，龔維蓉請在鄉下的姑子，把家中地契全部轉交給當地政府，並附上一封熱情洋溢的信件。
龔維蓉在信中寫道：“這些土地契約，都是上輩遺留下來的，我與子女都能自食其力，留下這些土地也沒有多大意義，現在全部轉交給人民政府。”
這封信件，在當地土改大會上被公開宣讀，受到了熱情讚揚。另外，龔維蓉還將自己在抗日戰爭時期留下的少量醫療器械上交給單位，人們紛紛讚揚。
老年閑居在家，但醫者之心絲毫未減，還能繼續發光發熱
1978年以後，龔維蓉沒有再去工作，也沒有回到醫院居住，而是來到原合肥晚報社的一間辦公室內生活。
雖龔維蓉結束了工作，但她的醫術一直在人們心中有着很好的聲譽，一些老病人經常上門來找龔維蓉治病。
無論是什麼人上門，龔維蓉都不會拒絕。她憑藉著50多年的行醫經驗，給病人做檢查，用手給孕婦校正胎位，用手帕放在孕婦肚子上聽胎音，既不收錢，也不受禮，耐心檢查，反覆講解，總是讓每一位患者和孕婦笑呵呵地走出房門。
在那段時間，龔維蓉和許多病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家人們陪她走在街上，總有人與她打招呼，向她問好，或站在路邊講個半天。就是到百貨大樓購物，也有一些營業員前來問好，幫她挑選商品。
1979年3月1日，已經79歲高齡的龔維蓉還參加了省政協三屆四次全委會，這樣的經歷讓老人十分興奮，她感到渾身都是勁，就算眼睛視力不太好，也要戴着老花鏡，耐着性子書寫提案。
也許是忘記了自己的年齡，龔維蓉因為過度勞累，在一次吃飯時，突患腦中風，急送醫院進行搶救。
經過醫生三個月的診治，龔維蓉雖然神志清醒了不少，但吐字還是不夠清晰，而且右手右腳也不能自由活動。
身為醫生的她知道，這種情況如果不鍛煉，將會越來越嚴重，甚至出現非常嚴重的偏癱。
為了控制病情，防止進一步惡化，龔維蓉專門請人幫她針灸、按摩，做一些有益於病情恢復的運動。
當然，國家也沒有忘記龔維蓉，組織上也給予了特殊的照顧。比如安排幹部病房，派特別護士護理。
龔維蓉的家人更是全力以赴，悉心照顧，幾個孫男孫女輪流照顧，讓龔維蓉的病情有了很大的改善。
可是，人終有生老病死，這是一項自然規律。1982年的秋天，龔維蓉老人離開了人世。
圖 | 龔維蓉
龔維蓉老人逝去的消息在《安徽日報》上登出以後，全國各地的唁電紛至，時任福建省委書記的項南等人也發來了唁電。中共合肥市委副書記丁之親自為她治喪。
龔維蓉老人的追悼會，有數百上千人參加，在哀樂中，人們懷念她，哀悼她一生清貧、治病救人，追求進步、不斷革命的精神，寄託着無盡的哀思。
龔維蓉逝世後，她的子孫後代繼續接過她手中的接力棒，為國家，為社會做出貢獻。龔維蓉的兒子項有彬和兒媳董善涵都是新中國第一代報人，孫女項賢峻曾是合肥電視台第一位女台長，兩個孫子遠赴澳大利亞創業有成。
更值得寬慰的是，龔維蓉曾經工作過的地方和單位，省立醫院和合肥市婦幼保健院的一棟棟高樓拔地而起，一台台精密的儀器設備令人煙花繚亂。
如今，我們的醫療條件已經今非昔比，但人們還是忘不了那些走在前面的先輩。後背將繼承先輩的遺志，為中國的醫療事業多做貢獻。
最後，祝願所有醫生工作勝利，祝願所有病患儘快康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