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文化無疑更先進，但政治上統一的希望卻在胡人主導的北朝（上）

導讀：經過嚴冬迎接陽春，北朝政治、經濟、社會、軍事一系列改造，均已在辛勤灌溉回復傳統中國文化的舊干枝開出了新花朵。與南朝相對照，進步與保守，新銳與腐化，北方優勢愈到後來愈明顯。待隋朝最後接收北朝政權，由北方統一南方的偉大歷史時刻終於到臨。一個充滿了新生機與新希望，具有質實剛健氣象的新漢族，與中國隨大分裂結束而以最絢爛中國文化負盛名，如日正當中的世界性漢族大帝國唐朝，相繼而興。

西晉末年以來的近三百年長時段里，中國陷入了大混亂與大分裂的泥淖。繼承西晉的東晉及相承接的宋齊梁陳南朝政權在法統上更代表中國，其文化也較之五胡主導的北方胡—漢聯合政權更加繁榮，但為何率先動亂且長期混亂與分裂的北方反而統一了中國全域呢？

追根溯源，四至六世紀中國混亂與分裂的嚴重病狀，非為突發而系二世紀後半已漸漸形成的宿疾複發。換言之，前期癥狀先已延續一個多世紀，治療未復原時再度加劇，而出現如四世紀後的狀況。這個時期，已是中國統合國力或中國文化整體從基盤上的斫傷與破壞。所以，復原也不可能僅恃政治、軍事單方面環節力量，而仍待渾厚的中國文化經濟磬石恢復奠基後重建，這是基本理解之一。

基本理解之二，對於歷史的、傳統的中國文化，分裂期間南方事實上已是變型。南方繼承漢朝儒家思想自二世紀末以來急速衰微的趨向，而發達為以所謂南朝文化或六朝文化代表的實質，乃是消極、浮誇，以及暮氣。相對方面，保護中國傳統文化命脈與再建設正統的責任，倒反須由混亂與分裂的北方負起。

《王猛捫虱談天下》圖，這一時期最著名的政治家王猛拒絕東晉桓溫而選擇輔佐前秦苻堅

早期較漢族全然不同文化類型的原游牧民族諸種族，從接受漢化到擔當回復儒家指導力重任，對南方恰成對比，也與混合漢—胡血統的新漢族育成過程相配當，而呈現為歷史發展的一體兩面。中國再統一，主線於是鑄定須在北方。

基本理解之三，歷史界一般都以五胡亂華解釋為只有破壞而少建設的混亂期高潮，這一結論多少有修正的必要。五胡“亂華”非與進入漢族環境同一行為，反而是定居漢族環境與漢化到達相當程度時的後果。“亂華”時的五胡，因此已不再是野蠻人，亂華也不能全被視為野蠻行為或全系破壞，此於漢族中國的官方史書《晉書》中，亦未抹殺事實。

五胡十六國大場面展開，登場的各個建國人物與其後裔，史料所顯示其中甚多深通漢族文學，與漢族知識分子同樣身受高級教育而呈現優秀文化人姿態，對於近三個世紀的歷史演進，中國再統一與其時代轉換的連結性，也存在密接關係。

劉淵等原受晉王朝冊封的五胡部落首領趁亂髮難

《晉書》對率先在黃河流域獨立的原匈奴族漢國三代五人統治者，曾分別有以下的教養說明：建國者劉淵，字元海，“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

然而，讀書接受教育的文化人，漢人中已有貪婪、驕縱、淫惡之徒，抑或野蠻的劊子手與暴徒，轉換氣質時的原游牧民族領袖並無不同。又不幸，五胡諸國往往第二代便出現了暴發戶性格。即使以殘暴形象示人的後趙第三位皇帝石虎，《晉書》仍有“季龍雖昏虐無道，而頗慕經學，遣國子博士詣洛陽寫石經”等善良面記述。

只因他們學習漢式政治經驗尚未成熟，所以希望升起又毀滅，毀滅又升起。他們不斷浮動的歷史，顯得所呈現都是建設與破壞，文明與野蠻性格的一幕幕交替，所建立的各個國家壽命又都非常短促。以致延遲中國統一的時間，須待北朝安定勢力穩固之後。

統一北方並開始經營西域的前秦

五胡十六國後期，隨前秦的短暫統一與再分裂展開，政治上矛盾循前期同一軌跡而愈深刻，分裂又再分裂，所出現國家多數呈現虛脫無力化。這個階段，北方比較穩固的統一可能性，反而因諸“國家”力量的拉平與彼此疲乏不堪而漸漸成熟。但統一力量已非出自其中的任何一國，而系雖在五胡潮流中成長，卻非“十六國”之一，長期立於北方中國最北方與混亂中人力、物力損耗最少的北魏。

南朝以文運昌隆著名於歷史，而政治與被漢族文化同化的五胡君主所領導期間，並無區別。關於這一層，如果不能摒棄漢族中心主義與漢族自大心理，而公正、客觀予以承認，則於中國歷史將不可能正確理解。最低限度，對於為何未來統一中國的，乃是繼承五胡局面的北朝而非南朝，解說上將形成虛脫、牽強，而且矛盾。

南朝齊的接續朝代梁，五十五年享國年代中，四十七年均建國第一代武帝治世。梁武帝三十九歲登位，八十六歲死，系南朝在位最久與最長壽的皇帝，治世真正發展為南朝或連同東晉在內，三百年江南政權最安定繁榮的經濟、文化黃金時代:

開明的和平主義，大力提倡文治，獎勵學術與藝術，政治上結集有能力、有教養的人才參加新政府，努力於法制的整備；經濟上保護農事，減免租稅，安置流亡農民，整理幣制、發行新的強力良質法定貨幣；教育上開放五館學校，國家給以學生公費，通過國家考試而任用為官員的制度尤須重視。此一考試—任用相連結的梁武帝創舉，堪重視以後到隋唐，便被確定為人才識拔垂久法則的科舉制度。

菩薩皇帝梁武帝與達摩祖師

梁武帝無愧一代賢君。可惜，南北對立形勢中，南朝發達的時間已嫌太遲，萬難趕過百年前便立國，百年間國運又早已蒸蒸日上的優勢北朝。

北魏拓跋部國家的最初成立，原系五胡一環節，以及“亂華”潮流的延長。開國期間連續三代雄才大略君主在位，以及其後嗣位皇帝都能兢兢業業，終於超脫五胡式國家原型，統一北方成功，而昂然登入堂堂大國範疇，終因此於南朝宋、齊治—亂起伏期，建立了南北對抗的絕對優勢。鮮卑人領導階層與漢人攜手下獨特具備的強勁戰鬥力、團結力，以及組織力，都是優勢的條件。

而基本上，又是北方中國支離破碎經過一百年，單一漢式人文環境的矛盾隨時間而從遞減到消失。拓跋部於混亂接近尾聲時期最後介入，順理成章接過了最後一棒，此其一。

其二，關係到拓跋部鮮卑人驚人的漢族文化吸收力與速率。北魏國家依循五胡十六國胡—漢聯合政權公式出現於歷史，清河名族崔宏、崔浩父子以儒學門第歷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三代備受尊敬，擔當政治、軍事的指導者與顧問，以及天子教養師長，最為有力人物。

崔浩受“國史之獄”牽連被殺害

北魏國家統治組織的成立，制定律令，努力於產業開發與生產力復原，北方中國統一大事業的規劃，便都以崔氏家族為中心。崔氏結局，固以權勢太過龐大犯忌，連同親族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等五族並行誅滅。卻立即有渤海高允（390—487年）以五十年間歷任五帝重臣的姿態，繼承為漢人集團中心人物，漢人勢力非只未受挫折，反而愈益茁壯。

漢人願意與胡人合作，追求崇高政治理想與現實的期望保持既得利益兩項目的，可能兼具。取得統治權的胡人方面，儘管早都已在漢族環境中接受漢式文明與漢化，統治包含了先進漢人在內的行政經驗究嫌不夠，而統治的行為本體，又是高度技術與藝術。所以胡人支配，定必出諸胡—漢聯合政體形態。尤其關於郡國，與土生土長的豪族力量不可切離，五胡時代已必須通過豪族而支配，後趙石勒便是最擅長運用這層關係的胡人君主，北魏時代仍然相同。

便是說，胡—漢聯合政權形態的地方政治，主體尤其全系漢人，與漢人政權時代並無變化。變化所及的胡籍領袖所構築上層統治網，卻同樣不能脫離漢人協力。政治上如此比重的北魏漢人豪族，一方面對已經漢化了的鮮卑人擔當再漢化、再教育指導人，另一方面，堪注意自身又追隨南方，以社會地位、經濟潛力與政治牢固結合，而鑄定了世族形態。換言之，世族此一特定階層，南北朝時代已共通存在於中國南北方。

北魏建國，南北朝對立形勢鑄定，一項頗有趣味的文字官司興起。南朝依鮮卑部族舊有習俗用索辮髮，稱呼北魏為“索虜”，相對方面，北魏依長江大水，謂南朝為“島夷”，如《宋書》《魏書》傳記體例所顯示。

“虜”的解釋僅止於強盜或俘虜，“夷”“狄”卻都是漢族本位思想下，蔑視非漢族為野蠻人所給予的名詞，此一惟漢族使用始謂恰切的“夷”字，反而被北魏用以指南朝，正說明參與漢族社會與蒙受教導力量寄託者北方世族巨大影響的北魏鮮卑人，已如何從思想上以及實質上轉變自身為漢族。五世紀北魏鮮卑人僅能保留象徵性固有民族稱謂，而生活、文化已與漢人無所區別的實質。（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