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妃李玉琴：被人們稱為溥儀的“貴人”，聽聽她是怎麼說的？

李玉琴被溥儀召進宮中的時候，只有15歲，在長春南嶺女子優級國民學校六年級讀書。長春那時候被某些人稱為新京，是偽滿洲國的京城。

後來，李玉琴的母親回憶當時的情景說：

“記得那一天是清明，玉琴連午飯也沒有吃好就上學去了。我問她，她說學校里要拍照。沒有多少天，好像是星期天，家裡突然來了兩個日本人，一個是她的女教員，一個是校長，名字叫小林……”

“對。一個叫藤井，一個叫小林。”李玉琴在一旁低聲說。

“……那時候，我正在院子里洗衣服，有一大盆的衣服要洗。他們一進門就問：‘這兒有個李玉琴么?’我心裡一想，也許是我這孩子在學校里闖了禍，老師闖上門來啦，這孩子平常就是嘴巴不讓人，總要辯出個道理來才肯算數。可是我又不敢不承認，於是就答應了一聲，還是洗我的衣服。他們也沒說什麼，就不客氣地走進屋子坐下來，隔了一會我走進去，也沒有招待他們，只聽他們說：‘皇宮裡要挑選女學生去念書，李玉琴給挑上了，快把她找來吧!’

“玉琴，那時候恰巧去領配給品，買白糖去了。左鄰右舍在一旁直說：‘這是件好事，這是件好事!’藤井不大會講中國話，不過我說的話他們都懂，她連說帶比劃，指指這裡，點點那裡，意思是說從今以後，我們可以住好房子了，可以有錢了。而且許了好多願，說家裡人可以去宮裡看她，她也可以回家來。我只是怕他們沒有好主意……。隔了個把鐘頭罷，玉琴給找回來了。他們一對照片，就揪住她不放，她愣了一陣以後，收拾收拾書包，還帶了日用的東西就跟他們去了。”

說實在的，她原是個貧苦的女孩子。從她記事起，就知道爸爸在田家飯店裡做店員(從前叫作“跑堂”的)，這份店員的收入，要養活她的母親，她的三個姐姐，兩個哥哥，一個妹妹和她自己。

她說：我們家裡，大的都是姐姐，那時候是個累贅；弟弟年紀小，幫不上忙。我們很羨慕有錢的孩子讀書，可是家裡過的是窮日子，沒有富裕的錢，我念過幾個免費學校，下學回家便補洋襪子，賺些錢買文具，13歲那一年，我就到卷芋廠里去做過工。做了一暑假，又上學，我最喜歡念書了。那時候，我家住在二道河子。

“照相是這麼回事。那時候，我們每班有60人左右，有一天學校突然通知，每班挑選三、四個功課好而且容貌好的女生。其實我也不算長得漂亮，給挑上了以後，後來又被他們領到一個日本人開的照相館去拍照。大家很害怕，可是不去也不行啊。那時候日本已經和英美開戰，我們怕派到日本軍隊里去做什麼不好的事情。”

李玉琴當時既不了解要她們照相的真正動機，也沒覺察到自己被挑上了以後會在生活里掀起多大的波瀾。

這一切是溥儀的設計，是那位仰人鼻息的苦悶的皇帝的安排。

原來，宣統皇帝溥儀早在退位13年，也就是16歲的那一年，在北京堂而皇之地“冊立”了“皇后”婉容，“淑妃”文綉；被逼出宮以後，在天津過了七年的寓公生涯，這期間“淑妃”在皇后面前受了些委屈，終於要求離異，而皇后和這位末代皇帝的感情從此也就十分淡漠，不相聞問。一度為溥儀所寵愛的“慶貴人”譚玉齡，在偽滿皇宮緝熙樓度了五個寒暑又與世長辭。這樣，到了1942年，至少在夫妻關係上，這位皇帝實際上已經陷於孤家寡人的境地。

當年日本關東軍的邪惡的勢力，不僅是懸在皇帝寶座之上的一柄利劍，就是在緝熙樓溥儀的“寢宮”之側，也未嘗看不到它的凌厲肅殺的寒光。

關東軍躊躇滿志地設想着皇位繼承問題，直接干涉了偽滿洲國皇帝的婚事。關東軍中將參謀、“帝室御用掛”吉岡安直，似乎在蓄意兼任媒婆的職位，呶呶不休地勸說溥儀，娶一個日本籍妻子。在譚玉齡被冊封為慶貴人之前是如此，在她被追封為“明賢貴妃”之後仍然是如此。

但是，吉岡中將這次卻沒有能從溥儀那裡取得像往常一樣的勝利。溥儀私自對我說過：“我左思右想，最後拿定了主意：‘我給你們管成這個樣子，家裡可不能再來一個管我的人啦!我得找一個能給我管的人。’”因此，他就主動地要挑選一個“妃嬪”。至於審查照片這道手續，想是皇帝在照相術傳入中國以後所採取的一個時髦方式。婉容之成為“皇后”，文綉之成為“妃子”，譚玉齡之成為“慶貴人”，都沒有能繞過這一關。

當李玉琴不自覺地走在這條道路上的時候，誰知道吉岡仍然扮演了一個角色。

那天晚上，她就被安排在日本女教員藤井的家裡，剪髮、洗澡、換衣裳之後，吉岡突然出現了，而且帶着她回家一趟，去向她的爸爸面談，為了取得再一次必須允諾的允諾。

當她爸爸表示沒有一定主意的時候，吉岡便加緊地許宏願，說各種好聽的話，以致到了天花亂墜的地步。可是，她母親只要在一旁反問兩句，這位將軍便“唔?咽!唔?咽?”起來，假裝什麼都不是他所能聽得懂的語句。

“什麼?吉岡是打馬虎眼!”老婦人用北方的口語狠狠地責難了一聲。

“進宮的事，吉岡准知道，”她在一旁補充說，“藤井倒未必。因為她叫人把我的頭髮剪得短短的，完全是學生打扮。我當時還有些不高興呢!”

“為什麼?”我問。

“有這麼一種心理：小孩子都希望大家說她是大人；可是歲數一年年大了以後，又怕人家說她老啦。”

一個多月以後，吉岡又光臨了。這次伴着他來的不是十五歲的姑娘，而是隨身攜帶的一份筆據。

李鳳用低沉的語調說：“筆據上開了好幾個條件，文縐縐的，句子又長又嚕囌，好多地方我看都看不懂，反正那意思是我妹妹進宮以後，我們一不能求官，二不能求財，三不能仗勢壓人，……由我代表眾弟妹簽字畫押。那年我才20歲，小學只讀過四年，懂個什麼事?”

在當年溥儀和某些人的目光里，這大概就是一紙賣身契。跟着，宮裡送來了一萬塊錢(偽滿幣)。

李玉琴後來回憶說：“我大哥結婚花了六七千，餘下的存在銀行里，到後來也就三錢不值二文了。再說，我父親反而因此失了業!”

“說起來我是進宮了，讓他再在飯店裡老爺長太太短的侍候人家，當然不合適。”

她什麼時候才知道進宮只是為了“侍候”溥儀的呢?

她和溥儀的夫婦生活又是怎樣一回事?

她在宮裡的感受究竟如何?

李玉琴說：“從滕井家裡出來，我先是住在二格格家裡。她們家裡的陳設很豪華，我在那裡吃到的一些糖，據說是宮裡特製的。”

“我知道，二格格指溥儀的二妹，名字叫韞媖。她的丈夫鄭隤(廣源)，是鄭孝胥的孫子。”最後兩句，我們幾乎是異口同聲說出來的。

“你和溥儀第一次相見，是在……”

“緝熙樓。是二格格介紹我去見他的。那一天，我正在屋裡洗手，二格格說：‘我領你去見皇上!’她還問我會不會磕頭，我說：‘照我們東北人的風俗習慣，女人不磕頭。’二格格說：‘可是大家見皇上都得磕頭。你既然不會，那就磕三個頭，不用三跪九叩首了。’

“溥儀穿着西裝。那年他37歲，人倒長得很好，看起來也很和氣。”

入宮後，李玉琴住在同德殿。同德殿建於偽滿洲國後期，式樣和設備新穎一些。

李玉琴說：一切建築物從外形看來，幾乎和從前沒有什麼變化。至於內部陳設，我知道在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溥儀倉皇出宮的時候，已經被人動手洗劫。想來，國民黨政府當時也沒有能“接收”到多少東西，只是聽其荒廢而已。李玉琴當年住在同德殿的樓上。那一排房間依次是：會客室、浴室、卧室、書房、化妝室、藏經室和佛堂。佛堂旁邊有樓梯通往勤民樓——偽滿洲國皇帝辦理“政務”的地方。

樓下原有全部日本式陳設的“日本間”，中國間；鋼琴佔了一間，乒乓球桌佔了一間，有溥儀絲織品人像的那一間，吉岡安直和關東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常在這裡出現；還有舉行典禮用的一間。和最東邊電話間處於對稱的地位也有一間房子，那是求見者等候的地方，或是人們歇腳的地方。

同德殿前土山的下面，有御用防空室一所。她記得在同德殿里還有一個皇帝的寶座。

福貴人李玉琴，那時在溥儀的眼裡一定是個天真的女孩子。她說，起初進宮並不知道自己要做皇上的妃嬪。甚至溥儀第一次跟她說出“你以後就侍候我”這句話的時候，她還是有些茫然。開始新娘生活是她進宮一二十天以後的事情。

因為溥儀“巡幸”安東的關係，確定李玉琴宮廷身份的“冊封”式延遲到一個多月以後方才舉行。她稱為“福貴人”。

她說：“什麼叫冊封式?我看就是到處磕頭。樓上磕，樓下磕，一個頭還要用三跪九叩首的辦法磕，那一天真把我累壞了。”

這分明是因襲清朝典禮體制：冊立皇后；對於皇貴妃、貴妃、妃嬪則稱為冊封，不過行禮卻與冊立皇后大同小異。

《清宮史略》上記載着冊立皇后的儀式：“定期命大學士一人充冊立史，尚書一人充副史。內閣禮部奉冊寶陳太和殿皇帝御座，宣制曰：某年月日冊立某氏為皇后。正副使持奉冊寶，至皇后宮，皇后迎入。宣冊女官跪奉，皇后跪受，行六肅三跪三拜禮。翌日，皇后詣皇帝前行禮。”

婉容受過類似的待遇還不算太奇怪。1942年追封譚玉齡為“明賢貴妃”的時候，誰知也還有承辦喪禮大臣、靈前穿孝人員、正使副使、絹冊絹寶那一套繁文縟節，而且規定正副使以下，一律穿藍袍青褂，偽滿洲國檔案材料“明賢貴妃喪禮關係文件”可以覆按。更可笑的是，喪禮一面參酌“大清會典”，一面還得有什麼“實行本部”、“行事系”、“用度系”等東洋組織名稱，實在不倫不類。

溥儀送給她的第一件禮物是一個大洋娃娃。她和溥儀在宮裡表演過捉迷藏。

她唱兒童歌曲和“時代曲”，溥儀是她的鋼琴伴奏者。他倆時常寫紙條逗樂，溥儀總愛用“小玉琴”三個字開頭。他鼓勵她信佛、吃素、念經。她都做了。後來還叫她讀醫書，她沒有遵從。他打坐，她也打坐。靜坐一小時，然後溥儀走了。我思量，打坐照世俗的說法大概就是眼觀鼻、鼻觀心的功夫。其實有一套嚴格的規定。佛家打坐法是：盤腳坐，舌抵上顎，眼垂簾即向下視離身邊兩三尺遠，一心專註，信佛的念佛、持偈、默想都可以。她說溥儀在靜坐時總喜歡把兩手分開放在膝蓋上，我回想不久以前在撫順所見的情景，確是如此。兩手覆膝，自有一種肅穆之感。溥儀的這種習慣恐怕得自皇帝身份者少，受益於打坐法為多罷?我又想到當時她還是個淘氣的姑娘，果真能有這種涵養么?因此問她和溥儀各自打坐，她會不會突然笑出聲來?她說沒有。

他倆有時候聽無線電廣播，每逢電台講述言情小說的時候，一到緊要關頭，溥儀總是提心弔膽地說：“別來一個第三者!”他似乎對於三角戀愛存有極大戒心，再加上他那封建的夫權思想，因此在男女關係上，有時也就難免表現出離奇的多疑。

李玉琴後來回憶說：“有一年過年，我順手從果盤拿幾隻蘋果叫老姑娘分給‘服務員’他們吃，那都是些十幾歲的孤兒，代替過去太監的職務。這件事原來算不了什麼，可是溥儀知道了，便疾言厲色連聲責問我：‘這是什麼意思?什麼意思?’我聽了很不開心。

“有時候，他又不拘形跡，和我們一起玩樂，顯得很高興。過年玩陞官圖，玩啊玩的，我們大伙兒齊聲拍手叫起來：‘皇上中狀元嘍!皇上中狀元嘍!’(註：陞官圖是昔日民間過春節時習見的一種玩具，可以賭錢，也就是“列大小官位於紙上，擲骰子計點數彩色，以定升降”的一種玩意兒。近二十年來已經很少見了。我最近在北京託人(他的祖父是前清同治年間的狀元)抄得一張“會典圖”，會典既是一代典制之畫，想它是陞官圖的一種，不過比我童年所見的更為繁複。共列六十一個欄目：官銜(包括太師、太傅、太保……)、品級、告休、世職、封典、特恩、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內廷、兼銜、宗人府、內客、翰林院、詹事府、欽天監、太醫院、鑾儀衛、內務府、欽差、太僕寺、光祿寺、鴻臚寺、國子監、理藩院、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各科、倉場、京府、兵馬司、各部院、小京官、揀選、各道、府、直隸廳、直隸州、州、縣、殿試、會試、鄉試、學院、各館謄錄、各項捐輸、出身、軍功、京察、大計、優敘、督撫院、漕院、河院、鹽院、布政司、按察司。

“殿試又分狀元、榜眼、探花、傳臚、二甲、三甲六項。中狀元時，例有賀禮可收(授編修各賀二十)。不知當年溥儀、李玉琴他們玩的是否就是這種陞官圖?也不知溥儀那次中狀元時收到過賀禮沒有?——著者。)他也不表示什麼意見，只是在一旁不動聲色地說：‘中了，中了’

“記得有一次，我把剝過的花生殼，重新拼好；又把吃過的葡萄吹鼓了，放在果盤裡騙他。他發覺了之後，也只是笑了一笑，並沒有責罰我。這在當時算是‘欺君之罪’呢!

“他有一個奇怪的習慣，睡覺也要戴眼鏡。我要他摘掉，不肯；他說那樣不好看。我呢，有些頭髮遮住耳朵，不喜歡露出來。有時，我硬要摘掉他眼鏡，他便非要撩開短髮，看我的耳朵不可。提起眼鏡，我倒想起來了，你上次在撫順注意到溥儀的那副眼鏡么?鏡架是用線綁着的。

“他說，自己的眼鏡架不當心摔壞了，管理所替他買了一副新的，可是他捨不得戴，他怕萬一再摔壞。

“他並不注意我的服飾打扮。在宮裡，他從來沒有交過一塊錢給我。好在日常用的也都不

缺，要添置什麼，關照一聲就行了。冊封的時候他送給我一柄玉如意，據說並不好，後來還送過我幾件首飾。

“在宮裡我吃着大米白面，時常想起母親他們，他們還是吃高粱米，於是有一陣我也偷偷地在晚上吃一頓。溥儀知道以後，叫人送一些米面到我家去。好像就是一次。

“他對我的感情還不錯，有一天他說：‘我整天得不到喜歡，只有到你這裡才高興些。’”

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子，怎能理解傀儡皇帝的苦悶呢?

“不過，聽說他對玉齡的感情還要好。她不但住在緝熙樓，而且聽說溥儀常和她在一起。說起來也是巧事，我在小學念書的時候，有一陣子想改個名字，叫玉齡。因為我的乳名就叫齡兒。不過，後來我覺得並不好聽，結果沒有改。

“我還聽說，在我進宮以前，有個姓苗的女學生，照片給溥儀挑上了，人也進宮了，可是溥儀見面後不要。那個姓苗的很想進宮，後來就托溥儀的近侍幫忙，沒成功。我知道這件事以後，有一天就向溥儀說：‘把她也找來，一起玩兒吧!’他沒理會。那時候我真是個孩子，什麼都不懂。

“在宮中不能隨便走動，只是在同德殿和院子里。生活很無聊，除了寫字、刺繡、念經、收拾屋子、散步以外，就沒有什麼了，養過許多雞，下了蛋，做菜給溥儀吃。他說愛吃我燒的菜，其實並不怎麼好吃。

來往的也都是些女眷：二格格、三格格、五格格、儉六奶奶(溥儉的母親)、毓嶦的母親、靜蘭(毓岩的妻子)……。我和靜蘭年紀差不多，我們很談得來。可是也有些人表面奉承，心裡嘲笑我。譏笑我三件事：第一，我不是北京人；第二，我祖先三代沒有什麼樣的官銜(我祖父是個農民)；第三，說我不會騎馬，不懂得規矩禮節就結婚了。

我是個粗野的孩子，這個規矩，那個禮數的，我真煩透啦。譬如，有一次宮裡洗衣服的老媽子生病，人手少，衣服多，她不能請假，我說我來洗，小時候在家常洗的，可是別人又嘲笑我：‘有福不會享!’

“我比較任性。譬如我踢皮球，也讓溥儉的母親踢，人家是小腳，溥儀知道了，數說我一頓。可是我從沒有打過人，連罵人也少有。”她認真地說，“記得有一次隨口說了老媽子一句：‘缺德!’她就追問我：‘奴才哪兒缺德?哪兒缺德?您說，您說啊!’急得我滿臉通紅，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其實，那是我們做學生時候的口頭語：‘缺德’、‘討厭’，這些並不是罵人的話。後來告訴我媽，我媽說‘你下次就別說這個了吧!’

“溥儀在性格上有一些特點，性子急，暴躁。他要什麼，就要隨手拿到，不然便發急。他的房間不是收拾得很整齊的。他愛說，東西是給人用的，擺在那裡不是為了好看。還有，他膽子小。他不敢學游泳、溜冰，就是這個原故。有件事最可笑了，日本投降的前些日子，是8月初罷，夜裡老是有空襲警報。防空室就在我住的同德殿前面，離緝熙樓有一段路。可是往往警報一響，我還沒有穿好衣裳，他已經跑到同德殿樓下高聲叫了：‘玉琴啊，玉琴啊!’我不知道他怎麼會那麼快的。”

李玉琴她們是在蘇聯對日宣戰後的第三天(1945年8月11日)夜裡倉皇離宮的，她和皇后婉容，在宮裡竟然從沒有見過一面，只是在逃亡途中才成為相識——保持着一定距離的相識。

李玉琴回憶說：我們好幾十人是8月11日晚上10點離宮去車站的，在那裡等了兩個鐘頭。直到動身前的兩小時，吉岡才肯告訴我們到哪裡去。記得足足坐了兩天半的火車，才到通化的大栗子溝。

“那兩天，宮裡亂得很，溥儀自己也動手收拾行李。他帶的主要是佛經、書籍、藥品以及一些米面。宮裡貴重的東西都沒有來得及運走。我帶了五個箱子，包括棉被在內。同德殿樓下放着一大塊翡翠，沒鑿過，刻着乾隆的字，也都管不得了。”說時，她用手比了一比，想來該有一尺長罷。我聽說去年在南非洲挖到一塊11磅重的翡翠石，估價在1000萬美元以上。乾隆的那一塊，成色一定不會壞，只不知如今散失到何處去了。

“那天白天還發生一場虛驚呢。宮裡只剩下兩個男人，溥儀和溥儉，其餘都是些女眷：皇后、儉六奶奶、毓嶦的母親(一般的稱呼是四太太)、……和我。不知怎的，駐在宮裡的日本憲兵突然衝進內廷，上了緝熙樓，神色很難看。溥儀打電話給吉岡，沒人接；打電話給護軍，也沒人接。他們究竟是個什麼用意呢?到現在我還不明白。只記得當時溥儀從緝熙樓慌慌張張趕到同德殿來，跟我說：‘進來人了!’”

李玉琴在大栗子溝住了三個月左右，按照原先的想法，她們也要和溥儀逃到日本去。但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在我國東北戰場上不得不加速地潰敗了，溥儀被俘了，一切空想成為泡影。在八年的抗日戰爭中，中國是勝利者。

她們後來遷往臨江，在那裡遇到了八路軍；在臨江住了一個月左右，又搬到通化，住在部隊里；又住了三個多月才被八路軍送回長春，那時已是1946年的暮春。

李玉琴回憶說：“我第一次和皇后見面是在大栗子溝。嵯峨浩子也跟我們一起從長春逃出來的。當時，我們吃大鍋飯，因為我屋子裡有個煤球爐子，有一天我就做了一樣素菜，叫人送給皇后。隔了不久，她過來了，我向她請了一個安，她也還了個禮，她連聲說：‘挺好!挺好!’

“皇后婉容當時頭髮留得很短，雖然因為抽大煙，懶散一些，人還是很漂亮的。她那人是有一種高貴的風度。身上穿的是旗袍，並不考究。兩隻腿已經不能走路了，由兩個傭人架着她。她身邊有三個太監，兩個老媽子。

“太監姓什麼記不清了，當時另外有一個稱呼，一個姓劉，一個姓王，還有一個年輕的似乎也姓王。”

1945年底，李玉琴住在通化八路軍的後方司令部；婉容、嵯峨浩子她們住在對門的公安局里，底下一層是監獄。

她記得很清楚，農曆年初二那一天，發生了暴亂事件，囚犯和外界的壞人勾結在一起，動手了。

“我聽到槍聲，還糊裡糊塗地問：‘怎麼看不見放槍的人呢?’接着，又聽到炮聲，我很不放心，不知慕鴻她們怎麼樣，於是挨着窗戶探首看看對面的動靜，想不到一顆流彈突然飛了過來，右臉上流了血；老姑娘(敬喜)給我一條毛巾，按住傷口，可是一會兒滿手巾都紅了。她急着要去開門，有人高聲阻止她：‘別開門!’她嚷着說：‘有人受傷啦!’

“部隊里的人於是立刻給我救急包，找了軍醫來。外面平靜了以後，他們又替我請了一位當地的外科醫生，是日本人，每天換藥。如果他們不管，或者管得不周到，那我也許早就死啦。

“我當時就覺得八路軍里的人個個都勇敢。部隊里的女同志待我也很好，時常講道理給我聽。”

李玉琴並不否認，她住在臨江和通化的時候，有人勸她改嫁。嵯峨浩子聽到這種說法，是不足為奇的事。

後來，部隊在李玉琴表示願意回家以後，便很負責地遣送她回到故鄉長春。嵯峨浩子也是這樣，從長春回到她的本國日本去了。三個太監也被送回長春。至於那位皇后，部隊找不到她在長春的家屬，又不能取得任何聯繫，因此，在部隊調防的時候，又煞費苦心地把她帶到哈爾濱。

而婉容由於長期吸食鴉片，1946年終於在哈爾濱的病中結束了悲劇的生命。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皇后”郭博羅·婉容，清末內務府大臣榮源的女兒，死年40歲。

1937年，溥儀在長春“冊封”慶貴人譚玉齡不久，溥傑和嵯峨浩子在東京結了婚。牽線人是執行本庄繁意旨的吉岡安直。本庄繁卻是和溥儀打交道的第一個關東軍司令官。

吉岡在那一年給溥儀的一封極密的信里，有這樣幾句疙疙瘩瘩的話：“皇帝陛下：1月10日到東京，於東京驛會見溥傑中尉。同日，溥傑中尉同直，本庄大將會見，商議結婚之事。關於嵯峨侯、中御門侯、毛利男、高倉子等之令孃，詮議溥傑中尉為嵯峨侯方一候補。……”現在還有很多人傳說溥儀有一個日本妻子，誤會大概由此而生。至於溥傑的這門親事，其動機是不待追問的了。

走出偽滿洲國宮廷而生活在解放軍部隊里的李玉琴，當時究竟想些什麼呢?她的大姐夫薛克明去臨江把她接回長春。她重新住在二道河子貧困的家裡所祈求的又是些什麼呢?

她縈迴不已的，其實是古典戲劇里陳妙常的住處，或者也可以說是狄波娜，嘉在英國影片《思凡》里的那種生活氛圍。

在天津，溥儀有一個堂兄溥修。溥儀做偽滿洲國皇帝的時期，他在淪陷區天津擔任着一個古怪的職務——“清室駐津辦事處處長”，其實也不過是替溥儀料理一些房產，或者奉命買些補藥何首烏、固齡玉牙膏、黑紫白黃四色的忠勇牌鞋油帶到長春去而已。

“清室駐津辦事處”這塊招牌想來是在抗日戰爭勝利以後才被撤銷的。修二爺這位前處長派人把李玉琴接到天津去了。從好的一方面說，是維持她的生活，甚至維持了七年之久，一直到1953年李玉琴離開了修二爺這一家為止。

李玉琴說，她被接到天津以後，溥修就替她改名換姓，叫作溥維清了。怕她露出身份在國民黨政府統治之下惹禍生非。

李玉琴回憶說：“ 在天津住了五年，從沒有出過大門，不能出大門。到天津是從火車站坐三輪車到他家，1951年離開天津又是從他家坐三輪車到火車站。別人替我買了雙鞋子，嫌小，我要拿到鞋店去換。他反對。我說：‘怎麼我聽說當年皇后在天津也可以出街呢?’他說：‘名分有所不同。’他動不動就罵我：‘反叛!反叛!’而且有一個很長的時期，他不讓我和長春的家裡通信。

“他家的情況也不好，靜蘭帶着兩個孩子和我都住在他家裡。我時常幫助他們生爐子、燒飯，有一次不當心燙了腳，也沒人管，我還是跛着腳一盆盆地下樓取水。鄰居知道我燙傷了，就要替我上火安油。可是一給溥修知道，又是不高興。他說這點小事，不宜對外張揚，我一生氣，連葯也不上啦。到了冷天，住的房間沒有爐子，跟着那隻腳又凍壞了。

“他們家是很看重規矩的。我吃飯吃得快些，溥修也有意見，其實他那時候眼睛已經快瞎了，可是聽得出動靜和別人講話的聲音。有時候，我一推開飯碗，他就脫口而出：‘嘿!這頓飯可真吃得穩、狠、准啊!’

“我想替人家織毛衣，貼補零用。可是我不知道流行的式樣，怎麼辦呢?我就站在平台上，看看來往婦人穿的有什麼新花樣。

“我跟他們說過，可以守規矩，不過生活困難，不得已，掙點錢貼補貼補。溥修就說：‘不得已不得已，花襲人啊再嫁!’用紅樓夢裡的典故來責備我。

“溥修的學問很好，不管問他什麼字他都會寫。他教我讀‘女四書’、‘大學’，很有耐心。他在這方面是好的。

“他有一個姐姐，是老姑娘，沒有出過嫁，就愛養貓，把它們叫成兒子啊，姑娘啊，心疼得不得了。晚上睡覺，自己寧可躲在床邊，反讓那些貓睡得舒舒服服的。老姑娘整天忙着跑腿，買這個，買那個；我就忙着燒飯，根本不能出大門。

“我倒想起一件事，在舊紙堆里，我看到過溥儀寫給淑妃文繡的信和詩，照題目看，彷彿是從賞月引起來的感傷。”

她在天津住了幾年，借居的小環境可以說是死氣沉沉。社會的大環境呢?只能說是動蕩不安，革命的風暴就要到了。

她應該做些什麼呢?她又能做些什麼呢?也許有勇氣和決心，但是她不知道究竟該做些什麼。極端狹隘的生活圈子和舊禮教的束縛限制着她的認識。

她只是繼續念佛，每天念兩三小時的佛。

在那個苦悶、令人窒息的歲月里，她每天都在低聲祈禱三件事：

求天下早太平；

求父母平安；

求溥儀平安，早日團圓。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立，奠定了我們這個國家和平幸福的基礎。不幸的是，她那可憐的爸爸前一年就死於長春了，沒有來得及看到這個城市的新生，祖國的新生。至於溥儀，依然是音訊杳然。

李玉琴大概想象得到，溥儀如果在舊中國的時代回來，他會立刻得到一個什麼下場?連她這個不見經傳的青年婦女，都要隱姓埋名地生活下去，豈不正是說明了同樣的道理么!

她回憶說：“解放以後，我跟着溥修一家搬到北京，住在什剎海附近南官坊口，那是1951年夏天。我實在不願意老是那樣待在家裡。我希望從那樣的家裡走出來，希望獨立，我希望做個自食其力的人。到了北京以後我就學縫紉，學挑花，做掃除文盲的教員，替居民做些事，衛生組長啊，合作社的監察人啊，等等。當然，事前也有人反對，她們說：‘這個嗎?按說出門是不合理的，你自己瞧着辦吧!’

“有兩件事給我的印象很深。有一年‘三八婦女節’，我在北京看到中國第一批的女飛行員。我想：誰說女人是不能做什麼大事的?看看人家!還有一次，聽過上甘嶺英雄的報告，非常感動。他講得很真實，決不像過去的日軍，把敗仗也說成勝仗。

“老姑娘也想和我一起學縫紉，可是我那時候，交學費交實習材料費都很困難。老師有時候會給我一些舊布，讓我實習。那所縫紉學校也就在什剎海附近，有一天從學校回家，我走到海邊去看看水，覺得那個水很可愛。站了一會兒，我又想：‘不行，得趕緊回家!說不定老姑娘會告訴他們的。

後來，學校又成立了‘毛衣生產小組’，我當了個小組長，因為要到輔仁大學去向他們家屬的孩子攬活，那一天回家晚了，溥修就罵我：‘現在不回來，將來還要在外面住旅館啦!’他又特意講一個歷史故事給我聽，說某朝有一個后妃，她和皇帝相約在某地河邊相見，後來河水漲上來，可是她一步也不動，最後給活活淹死了。可見這位后妃如何了不起。

“學挑花吧?地方小；再說又怕給老姑娘養的那幾隻貓踩髒了，後來也就放棄了。做居民工作倒是挺有意思的，和大家合作辦事，挺高興。在舊社會裡，‘誰有錢——誰有勢!’‘有錢的王八大三輩兒!’現在可不是這樣啦。”

要求獨立和自食其力的女性，在新中國都可以得到機會。1953年李玉琴回到長春以後，經過一些曲折，差不多總是一直在社會上工作着的。雖然人家知道她原來就是偽滿洲國皇帝溥儀的妻子。她一直在長春圖書館工作。對這份工作她十分喜歡。她回憶說：

“我到圖書館工作不久，可是我體會到作一個圖書館員是非常光榮的，同時圖書館的工作確是一門科學工作，在專科學校里就有一門圖書館學專科，這是我以前所不了解的。

“現在全國正向科學大進軍，圖書館工作應起着一定的作用。圖書館員的工作任務是如何配合當前任務向科學大進軍，做好圖書工作，把圖書刊物資料等向讀者們推薦，以推動科學前進，這就要每天想辦法大力地推廣借閱。本年7月份在北京召開全國圖書館工作會議已經作出了這樣決定。

“圖書館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同時作一個圖書館員來說，是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科學知識。我雖是一個圖書館員，但自己文化不夠，科學知識沒有基礎；同時工作日子淺，業務也不熟悉，所以我要下決心提高文化，加強業務學習，爭取短時間內達到一般圖書館員應有的水平。我除了堅持參加幹部業餘文化補習班逐步提高文化外，還要參加圖書館進修學校的學習，以便掌握圖書館員應具備的知識。更重要是擠出時間，閱讀青年修養和政治理論書籍，以便提高自己政治思想水平，這樣才能作一個名符其實的圖書館員。”

她的具體工作是在圖書館的參考輔導部，管理書庫。那裡面日文書堆得密密麻麻。

從1956年8月到1957年3月下旬，她說已經整理出三萬多冊書。書庫里堆存的書，要經過分類、排架、上架、寫卡片、貼書標這些手續，方才算是整理完成。她對工作相當負責。為了學數學、文學和漢語，她在一星期里總有四天要在凌晨4點30分起身。

5點15分上課，7點鐘下課，然後才是吃早飯，上班。

李玉琴還收藏有幾張照片。一張是溥儀自己，龍袍加身，頭上戴的就是他自己所謂有“鼻盤疙瘩”並鑲着一粒大珍珠的帽子。雙目炯炯有神，沒戴眼鏡。這張半身像的長度是34英寸，寬度24英寸。日本新聞記者中保與作寫的《滿洲國皇帝》(昭和十年，日本評論社版)，其中有一幅類似的照片，說明是昭和四年(1929)12月15日宣統帝在天津的紀念攝影。另外有兩張都是偽滿洲國皇帝溥儀替當年的福貴人李玉琴拍的。一張坐在沙發上；一張站在盆面前，染了彩色，穿的都是旗袍。

參考資料：

1.《民國秘事》

2.《末代皇帝傅儀》

3.《末代皇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