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我最盼望的就是過年，因為只有年三十晚上，我們一家人才可以吃上一頓大米飯，只有大年初一的早晨，我們才可以吃上一頓餃子。而那幾斤大米和幾斤白面，都是母親去公社糧站，與一位50多歲的工作人員攀上親戚後，再好說歹說討要來的。
公社糧站大院。
作為家裡的老大，每當進入臘月十幾，母親會領着我與她一起去公社糧站。
第一次進入糧站，邁進一間辦公室，母親就指着一位工作人員，讓我趕緊叫他老姥爺。我畢恭畢敬地小聲叫了聲“老姥爺”，然後就仰起頭，隔着半截磚牆，眼巴巴地看着他。
我老姥爺慈眉善目，面容紅潤，起身走起路來不急不慢，穩穩噹噹的。不一會，老姥爺左右兩手各托着一個牛皮紙包，回到了辦公室。兩個包裹看上去不大，但卻規整、方圓，外面還用紙繩紮緊。
母親趕緊伸出雙手，接過老姥爺遞過來的一包大米和一包白面。再次謝過老姥爺後，我和母親一前一後走出了老姥爺的辦公室。走出公社糧站大門，當我和母親回頭再次感謝時，我老姥爺正站在大門內側，不斷向我們招手……
公社糧站大門口。
那年臘月，我和母親再次來到了糧站。見到我們母子倆後，老姥爺是面帶微笑地向我們直搖頭。實在沒有多餘的白面了，老姥爺就領着我和母親，來到了一間倉庫，倉庫里空空蕩蕩的，看不見糧食，空蕩的地上疊放着幾十個空空的面袋子。
“就是抖落面袋子，我也要讓你們初一吃上餃子。”
說完，老姥爺就找來一塊乾淨的苫布，他抻着兩個角，我和母親各抻一角，把苫布平平整整地鋪在了地上……最終，在姥姥爺的帶領指揮下，我們從這些空空的面袋子中抖落出了二斤多的白面。
當老姥爺蹲下身，把白面收起打好包時，我看見他的頭髮已經“花白”，雙肩和後背沾滿了麵粉，而我和母親也幾乎是兩個大小的雪人了……
如今，50多年過去了，我依然記着我老姥爺，記着他的名字。老姥爺叫趙德春，他是我老嬸的老叔。母親以與我老嬸是妯娌關係，與趙德春攀上了親戚。我老嬸的孩子管趙德春叫老姥爺，我自然也應該叫他老姥爺了。
母親的背影。
如今，近80歲的母親經常念叨：那幾年過年，咱家能吃上一頓大米飯，能吃上一頓餃子，都得感謝你老姥爺。
是啊，如果不是老姥爺救濟我們幾斤大米和幾斤白面，年三十的晚上，我們就不會吃上大米飯；大年初一的早晨，我們更不會有餃子吃。
我清晰記得，為了不讓那幾粒大米粒粘在鍋上，母親先用小米飯鋪鍋，然後再在小米飯上麵攤上大米飯；捏餃子時，為了節省白面，母親用玉米面當勃（bó）面。
捏好的餃子。
改革開放，日子逐漸好過了，我家不但平時就可以吃上一頓大米飯，而且過年時，更是把餃子從初一吃到初五。
1985年，我從承德農校畢業，我有了工作，吃上了皇糧。可是，我卻不知道去感謝下趙德春老姥爺。
1997年臘月，我在半壁山鎮中教書，驚聞老姥爺在老家安子嶺鄉黃土梁子村駕鶴西去。當我得知這個消息時，老姥爺早已入土為安了。直到老姥爺去世，我都沒到老姥爺家裡串個門，拜訪下他老人家。
如今再次回想起來，我感覺自己沒有良心了。沒有良心的我，只是心裡沒有忘記趙德春老姥爺，但我卻怎麼也無法彌補心中的這份缺憾了。
為了找到趙德春老姥爺的照片，我聯繫上了我老嬸的老兒子，也就是我三弟。
三弟在承德市工作，他信息廣，認識的人還多，老家東西兩溝的人和事，沒有他不知道的。果然，我三弟與趙德春的孫子有聯繫。
原來啊，1958年“大躍進”時，趙德春所在的村放養山蠶一百四十張，賣蠶絲一千二百斤，榮獲河北省委、省政府錦旗和周總理簽發的國務院獎狀。作為村幹部，趙德春赴京開會，並參加了譚震林副總理召開的小型座談會。會上，趙德春直言“山區人民生活依舊困苦。”後來全鄉人民很快就得到了國務院的濟貧。為此，趙德春老姥爺被記錄在了詩上庄村史里了，並留下了這張唯一的照片。
趙德春老姥爺。
由於趙德春的孫子在外地打工，受我三弟吩咐，趙德春的孫子媳婦騎着摩托車，不遠幾十里山路，到大隊村部拍攝了這張照片，從而使文章顯得豐滿而真實，也讓老姥爺進駐了頭條。
斯人已去，唯有感恩和念想還在。謹以此文，追思我們的恩人趙德春老姥爺。只願好日子長長久久，貧困永不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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