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北部的吉兰省,靠近里海的一处黄沙覆盖的古代遗址,考古人员正埋头清理土层,几块毫不起眼的陶器碎片被拂去浮尘,露出表面歪歪扭扭的刻痕。
起初没人太当回事,以为只是普通划痕或某种地方符号,但当照片传到中国学者手里时,有人突然怔住了,这些笔画的走势,转折的力道,隐隐透着一种来自东方的熟悉感,非常像是汉字!
消息很快在考古圈传开,伊朗德黑兰大学的专家联合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王教授,埋头研究了半年多。
他们越比对越吃惊,其中一个符号的结构,几乎和汉代西北边塞出土简牍上的“永”字一模一样,尤其是和东汉“永元七年”的年号写法高度吻合,另一个“安”字,又酷似汉朝官印“安西都护”上的字形。
更让人心跳加速的是,一块陶片上刻着三个字,“此属汉”,另一块更大的残片上,则被解读为“永元七年西域都护李”。
这下可热闹了,伊朗媒体率先抛出个爆炸性猜想,莫非两千年前,伊朗这片土地曾是汉朝的一个省?
把时光倒回两千年前,摊开地图看一看,汉朝最西的控制线,清清楚楚停在葱岭,就是今天高耸入云的帕米尔高原,这道天然屏障是汉朝人心中的“西极”,再往西,就是另一个强大政权安息帝国,也就是波斯的地盘了。
汉朝在西域设了“西域都护府”,但它的任务主要是协调军事、联络外交,性质更像一个“边防协调处”,和今天统管民政的省政府完全是两码事。
从长安到伊朗足足上万公里,在靠马匹和双脚跋涉的年代,派官员、运粮草、传政令,成本高到无法想象,汉朝若真要在伊朗设省,那简直是天方夜谭。
再看看伊朗自家的历史证据,波斯波利斯遗址那些高耸的石柱上,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铭文依然清晰,每一笔都在宣告“这是独立王国”,安息帝国君主们更是在钱币上铸上自己的侧脸像,大大方方印着“王中之王”的名号。
翻遍他们的官方记载,没有半句“臣服东方”的痕迹,中国这边也一样,《后汉书》提到安息时,说的是国王“常欲通使于汉”——用的是“通使”,而不是藩属国该用的“朝贡”,两国分明是平起平坐、互相尊重的大国关系。
既然“行省说”站不住,这些汉字又是怎么“走”到伊朗去的?答案其实藏在叮当作响的驼铃里,张骞“凿空西域”后,丝绸之路不仅运丝绸和香料,也运载着语言与符号。
粟特商人从中亚撒马尔罕启程,一路走到波斯湾,他们在货物包装上用汉字做标记,写上“某商队”“某年某月”,或者只为防伪画几笔。
货卖完了,标记的残片随手丢弃,埋在土里,一埋就是两千年,吉兰省靠海,正是商队进出里海的要道,发现这类残片再合理不过。
当然也可能是外交使者“落”下的,汉朝曾赠安息国王“金印紫绶”,使节出访时,随身带的符节、文书刻着官职姓名,这些都可能因遗失或作为礼物留在当地。
更有趣的是,公元2世纪,一位叫安世高的安息王子,还以使者身份跑到洛阳传播佛教,可见两国交流早已超越买卖,深入了信仰层面。
其实汉字西行早有“前科”, 在甘肃简牍博物馆,近四万枚汉简默默讲述着两千年前的故事,其中两枚“里程简”尤其珍贵,一枚详细列出从长安到张掖的驿站路线;另一枚则标注了河西走廊各驿置的方位。
它们像古代版的“导航”,实证了丝绸之路东段的具体走向,更妙的是敦煌悬泉置出土的接待记录,龟兹王夫妇被安排“八尺卧床,青黑色帷帐”,解忧公主归汉时,敦煌官员甚至提前铺好地毯,列队几公里相迎。
这些汉简是实实在在的“丝路日记”,但翻遍它们,也找不到半句说汉朝管到了伊朗,因为确实没管过。
更早之前,20世纪初伊朗高原还出土过一张元朝羊皮信,盖着汉字印章“富国安民之宝”,那是忽必烈为伊利汗国君主旭烈兀特制的印信。
伊利汗国是蒙古四大汗国之一,虽名义上尊奉元朝,但独立施政,拿元朝的印去证明汉朝的省?时间差了上千年,逻辑上显然讲不通。
所以“伊朗曾是汉朝一省”的猜想,更像一个因误译而生的美丽误会,陶片上的“此属汉”,最大可能只是商队标记,或是外交官的身份说明。
但这个误会价值连城,它让我们看见古代世界远比想象的更“联网”,两千年前,没有飞机互联网,文明的火种却能穿越沙漠雪山,在万里之外落地生根。
驼队拉着的不仅是丝绸,还有语言、技术和思想,使节递出的不仅是国书,更是对异质文化的好奇与尊重,这种交流不靠征服,而靠商旅的步履与和平的往来,恰似今日“一带一路”上流动的,除了商品,更有互鉴的智慧。
如今,这些争议陶片静静躺在伊朗国家博物馆,中伊学者正联手进行碳14测年和成分分析。
无论最终结论如何,它们早已完成更重要的使命,提醒我们当两个文明在历史长河中擦肩而过时,哪怕只是衣襟无意滑落的一枚汉字,也足以在千年后,让世界得以重睹那段未被书写却真实存在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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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上观新闻,2024-06-12,《千年前织锦仍然光泽闪耀,原来那时“中国制造”已闪耀世界》
央广网,2025-06-19,《何以中国丨当考古学家发现丝绸之路“复制粘贴”版驼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