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退伍，我抽调去公社认识女中专毕业生，从此彻底改变人生

县城月光

那年冬天，我从东北边防线退伍回来，手里捏着一张县里的调令，心里像揣着个小兔子似的直跳。

＂小郑，组织上决定抽调你去公社工作。＂县武装部长吸着旱烟袋，眼睛眯成一条缝，＂好好干，这是你的机会。＂

我没想到命运会在公社大院的档案室里，给我安排一段故事。

头一天报到，我就见到了她。

戴着一副圆框眼镜，扎着朴素的马尾辫，安静地坐在堆满卷宗的桌前。

＂这是县里新分来的小丽同志，中专毕业生。＂书记介绍道，＂郑同志是咱们的复员军人，以后你们一起整理档案。＂

我那时刚二十三岁，从小在农村长大，除了当兵时学了点机械维修，肚子里没几滴墨水。

见了这个眼睛里透着书卷气的女孩，我像个犯了错的孩子，连军队里练就的硬气都丢了。

其实，我早在报到前就听说了这位＂文化人＂。

公社里来了个女中专生，这在当时可不是小事。

县里的干部子弟考上大学的不少，但能分配回来工作的没几个。

小丽不一样，她是知青的女儿，家里没什么关系，却凭本事考上了中专，又回到县里工作。

＂你会打算盘吗？＂她问我的第一句话就让我脸红。

＂会一点。＂我撒了谎，心想着晚上得去求生产队的老会计教我。

那晚，我借了生产队会计的算盘，跑到他家里求教。

老会计姓王，六十出头，是队里有名的算盘高手，据说手指在珠子上一拨，能比算数学的还快。

＂咋啦，小郑，当兵回来不去镇里，怎么对算盘感兴趣了？＂王会计笑眯眯地问道。

＂王爷爷，我被调去公社当档案员了，得会打算盘。＂我有些不好意思。

＂哟，不错哇，进公社了！听说跟那个女中专生一起工作？＂王会计眼睛一亮。

我点点头，脸上有点发热。

＂别害臊，爷爷我年轻时也是这么过来的。＂王会计拿出一个褪了色的老算盘，＂来，先从最基本的拨珠开始学。＂

那是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但却充满了希望。

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进这座北方小县城，人们眼里有了光。

我和小丽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日复一日地在堆满旧纸的房间里整理着过去，谋划着未来。

记得刚开始那几天，我手忙脚乱，连档案编号都能搞错。

她倒是不嫌弃我，耐心地教我怎么按年份、部门整理那些发黄的纸张。

＂你看，这个是咱们公社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生产记录，数字有问题，但咱们只负责整理归档，不做评论。＂她低声对我说，眼神里透着一种我看不懂的复杂。

我那时不懂什么叫历史，只是觉得她懂得真多。

每当夕阳西下，档案室的窗户镀上一层金黄，她伏案工作的侧脸也染上暖色。

那副圆框眼镜反射着光，像是镶了一圈金边。

我常常偷看她那时的样子，像极了月光下的剪影，清晰而柔和。

她是知青后代，父母都在县里当老师，见识比我广。

小丽的父亲姓林，是县一中的语文老师，在文革前是有名的才子，写得一手好毛笔字。

她母亲教数学，听说当年是从上海下放来的知识分子。

难怪小丽说话做事都透着一股子不一样的气质。

每当我笨手笨脚地填错表格，她总是耐心地教我，不像其他干部那样居高临下。

＂农村孩子吃过苦，脑子活。＂她常这么鼓励我，＂你以前当过兵，最有纪律性了。＂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公社的广播喇叭里放着《乡恋》，我的心却悄悄放进了一个女孩的影子。

那年冬天特别冷，档案室里没有暖气，只有一个小煤炉。

每天早上，我都会提前到单位，生好炉子，等她来的时候屋子已经暖和了。

她从不说谢谢，只是偶尔会多带一个肉包子给我。

＂我妈做的，多了一个。＂她总是这样解释，但我知道那是特意为我带的。

有一次，我看见她的手冻得通红，便悄悄从部队带回来的皮手套递给她。

＂戴上吧，东北的冬天不是闹着玩的。＂我有些局促地说。

她犹豫了一下，接过手套，试着戴在手上。

＂有点大。＂她笑了笑，但还是戴上了。

那双深绿色的皮手套在她白皙的手腕上显得有些笨拙，却莫名地合适。

从那以后，每到寒冷的日子，她总会戴着那双手套来上班。

这成了我们之间的第一个默契。

春天来了，公社周围的杨树发了芽，绿意一点点爬上了枝头。

我和小丽的工作渐入佳境，档案室的卷宗也整理得有条不紊。

有时候，我们会一起去食堂吃饭，她总是主动帮我盛一勺辣椒酱，因为她记得我爱吃辣。

＂小郑，你退伍前在哪个部队？＂一天中午，她突然问我。

＂在黑龙江，守边防。＂我回答。

＂冷不冷？＂她又问。

＂能冻死人。＂我笑着说，＂零下四十多度，往天上泼盆水，落地就成冰了。＂

她听得入神，眼睛里满是我没见过的向往。

＂真想去看看。＂她轻声说。

那一刻，我在心里暗暗发誓，有一天一定要带她去看看那片白雪皑皑的边境线。

一年后的春天，县城电影院放映《小花》。

我攒了两个月的工资，终于鼓起勇气约她去看。

＂你怎么知道我想看这部电影？＂她惊讶地问。

其实我哪知道她想看什么，只是听说这是新上映的好电影，便想带她去看。

电影院里黑漆漆的，坐满了人。

放映机的灯光在黑暗中投射出一道亮线，银幕上的故事让座位上的人时而笑时而哭。

在一个催泪的场景中，我感觉到她的手轻轻碰了碰我的。

我鼓起勇气，小指勾住了她的。

她没有抽回去。

从此，县城的月光下多了两个并肩漫步的身影。

我们常常沿着县城唯一的那条水泥路走到尽头，再折返回来。

路两旁的杨树在风中沙沙作响，仿佛在为我们唱歌。

小丽喜欢给我讲她读过的书，什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还有一些我叫不上名字的外国小说。

我则给她讲边防线上的故事，战友们如何在冰天雪地里巡逻，如何在春节夜里轮流守岗位。

＂保尔·柯察金说过，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她有一次认真地对我说，＂但我觉得，人最宝贵的是能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

＂我想要的生活很简单。＂我回答。

＂什么？＂她好奇地问。

我没有说出口，但心里已经有了答案：和你在一起，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然而好景不长。

六月的一天，我正在公社院子里帮忙搬运化肥，看见小丽的父亲林老师骑着自行车来了。

他穿着一件灰色中山装，脸色严肃，和小丽长得有几分相像。

＂你就是郑建国？＂他直接问我，声音不大但很沉。

我赶紧放下袋子，擦了擦手上的汗，＂是，林老师好。＂

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眼神中带着明显的审视。

＂你和我女儿的事，我听说了。＂他直截了当地说，＂你是个好小伙子，也是复员军人，我respect你。＂

他蹦出一个英文词，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是＂尊重＂的意思。

＂但是，＂他接着说，＂小丽还年轻，刚刚开始工作，前面的路还长，我希望你们都能把心思放在工作上。＂

我明白他的意思，心里像压了块石头。

＂林老师，我...＂

＂不用说了，＂他打断我，＂我知道你想说什么。男子汉做事，不要只凭一时冲动。小丽从小学习好，将来县里还准备推荐她去地区工作呢。＂

这句话像刀一样扎在我心里。

地区工作，那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啊。

我一个农村出身的退伍兵，凭什么耽误人家的前程？

林老师走后，我一整天都心不在焉。

小丽似乎看出了我的异样，下班时问我：＂今天怎么了？不舒服？＂

＂没事。＂我勉强笑笑，＂可能有点累。＂

我没敢告诉她她父亲来过的事，但心里的疙瘩解不开了。

更糟的是，一周后，县里真的下文推荐她去地区文教局工作。

这个消息在公社里传开，大家都替她高兴，说是难得的好机会。

只有我，笑不出来。

那晚，我们站在县城唯一的水泥桥上，看着黑黢黢的河水和星星点点的灯火，沉默不语。

五月的风吹过河面，带着青草的香气。

＂我可能要走了。＂她最终开口，声音轻得几乎被风吹散。

＂我知道。＂我咬着牙，＂你应该去，那是好前程。＂

她转过头看我，眼睛在月光下显得格外明亮。

＂你就没有别的话要说吗？＂

我有千言万语想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口。

林老师的话在我脑海中回响：小丽从小学习好，将来县里还准备推荐她去地区工作呢。

我有什么资格让她为我放弃这样的机会？

＂好好照顾自己。＂最后，我只憋出这么一句。

她眼中的光黯淡下去，转身离开了桥头。

看着她远去的背影，我的心像被撕裂一般疼痛。

回到宿舍，我辗转难眠。

农村人的自卑感和当兵练就的倔强在我胸口打架。

我是不是太懦弱了？就这样放弃？

可我又能怎么办？以我现在的条件，能给她什么样的未来？

第二天一早，我去县广播站借了份报纸，无意中看到了夜大招生的消息。

县里的夜大是专门为在职干部和工人开设的，学制三年，毕业后可以拿到相当于中专的文凭。

一个念头在我脑海中闪现：如果我能提升自己，是不是就有资格站在她身边了？

当天下午，我冒雨去县教育局报了名。

考试时间定在下个月，我只有三十天的准备时间。

我没告诉任何人，包括小丽。

那个月，我白天正常工作，晚上回到宿舍就开始复习。

我从集市上买了几本旧教科书，数学、语文、政治，样样都要学。

小丽似乎察觉到了我的疏远，有几次想找我聊天，我都借口工作忙搪塞过去。

其实，我怕一见到她，就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把她留下来。

考试那天，大雨如注。

我顶着雨跑到县一中的考场，浑身湿透。

考场上坐满了像我一样的年轻人，大多是工厂工人和基层干部，个个神情紧张。

试卷发下来，我的手微微发抖。

三年没碰过课本，很多知识都已经模糊。

但我咬着牙，一道题一道题地做下去。

离开考场时，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考上，只知道我尽力了。

一周后，录取名单贴在县教育局的公告栏上。

我的名字赫然在列。

那一刻，我激动得差点跳起来。

回到公社，我才发现小丽已经收拾好了东西，准备第二天去地区报到。

＂我明天就走了。＂她站在档案室里，声音平静，＂这些卷宗我都整理好了，标签都贴好了。＂

我点点头，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最近在忙什么？＂她突然问道。

＂没什么，就是...工作。＂我撒了谎。

她似乎有些失望，但没再追问。

临走前，她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我。

＂以后有什么事，可以给我写信。＂

我接过信封，上面写着地区文教局的地址。

＂我会的。＂我说，心里却不确定自己是否有勇气写这封信。

第二天，我没去送她。

我怕自己控制不住，会做出挽留的举动。

那天下午，我独自一人站在水泥桥上，看着远处的公路，想象着她坐在去地区的汽车上，渐行渐远。

从那天起，我的生活有了新的重心。

白天工作，晚上骑着二八自行车去县城上夜大。

那辆自行车是我从连队里带回来的唯一值钱物件，陪我走过了不少路。

夜大的课程很紧，每周三个晚上，从六点上到九点。

冬天的夜晚特别冷，骑车回宿舍时，风刮得脸生疼。

但我从不缺课，因为我知道，只有知识才能改变我的命运。

学校里的老师都很负责，其中一位姓赵的数学老师特别照顾我。

他知道我是退伍军人，又是农村出身，总是在下课后额外给我讲解难题。

＂郑同志，你比其他人用功多了。＂赵老师常常这样鼓励我，＂坚持下去，前途无量啊。＂

我没告诉他，我用功是因为心里装着一个人。

第一学期结束时，我给小丽写了一封信。

信很短，只说了我报了夜大的事，学习很充实，希望她工作顺利。

两周后，我收到了回信。

她的字依然工整漂亮，信中说地区工作环境不错，但生活有些单调。

最后一句话让我读了又读：＂我很高兴你决定继续学习，这是明智的选择。＂

从此，我们开始了断断续续的通信。

她的信总是讲述地区的见闻，新政策的执行，单位里的趣事。

我的信则多是关于学习的进展，公社的变化，农村改革的新气象。

我们谨慎地避开了关于感情的话题，仿佛那个夏夜的分别从未发生过。

然而，每次收到她的来信，我都会小心翼翼地拆开，一遍遍地读，然后珍藏在一个旧铁盒里。

那个铁盒是我在部队用的饭盒，陪我度过了艰苦的军旅生涯，如今成了装载思念的容器。

三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夜大的课程一门接一门地结束，我的知识面也越来越广。

尤其是机械制图和会计基础这两门课，我学得特别认真。

因为我知道，这些实用技能将来能帮我找到更好的工作。

1981年夏天，一个重要的机会来了。

县里的农机厂在招技术员，要求有机械知识，会看图纸。

我立刻报名应聘，带着夜大的成绩单和老师的推荐信去了面试。

厂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工人出身的干部，看了我的材料后点点头：＂复员军人，又自学上进，不错，明天来上班吧。＂

就这样，我成了农机厂的一名技术员，工资比在公社高了一倍多。

这个好消息，我第一时间写信告诉了小丽。

令我惊讶的是，一周后，她竟然亲自来到县城，站在了农机厂的门口。

＂听说你当技术员了，特意来看看。＂她笑着说，眼睛里满是我熟悉的光彩。

她看起来比以前成熟了，穿着一件浅蓝色的确良衬衫，头发剪短了，但依然戴着那副圆框眼镜。

＂你怎么有时间回来？＂我惊喜地问。

＂请了三天假。＂她说，＂其实，我一直在考虑调回县里。＂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为什么？地区不是更好吗？＂

她看着我，眼神里有种我读不懂的复杂：＂有些东西，远了才知道珍贵。＂

那天晚上，我们又站在了那座水泥桥上。

三年前的分别似乎就在昨天，又仿佛已经过了很久。

＂这三年，你有没有...交女朋友？＂她突然问道。

我摇摇头：＂哪有时间，不是上班就是上学。＂

事实上，不是没有机会。

厂里有几个女工曾经对我示好，单位里也有人说要给我介绍对象。

但我的心里只装得下一个人。

＂那你呢？＂我忍不住问道。

＂地区文教局的男同志不少，条件也不错。＂她笑着说，看到我脸色变了，又补充道，＂但都不是我想要的。＂

月光下，她的眼睛亮如星辰。

＂其实，我拒绝了地区的正式编制。＂她轻声说，＂我申请调回县一中教书。＂

我震惊地看着她：＂为什么？那是多好的机会啊！＂

＂因为我想清楚了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她直视着我的眼睛，＂不是职位有多高，而是能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那一刻，时间仿佛静止了。

桥下的河水缓缓流淌，远处传来隐约的广播声，夏夜的风带着槐花的香气拂过我们的脸庞。

＂我喜欢教书，从小就喜欢。＂她继续说，＂在地区做行政工作，整天开会写报告，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鼓起勇气，握住了她的手。

这一次，我不再犹豫。

＂三年前，我不敢挽留你，因为我觉得自己配不上你。＂我坦白道，＂所以我拼命学习，想成为能站在你身边的人。＂

她的眼睛湿润了：＂傻瓜，我从来没嫌弃过你。＂

＂我知道，但我嫌弃我自己。＂我苦笑道，＂我想成为配得上你的人，不是靠你降低标准。＂

她紧紧握住我的手：＂在我眼里，你一直都很优秀。＂

拿到夜大文凭那天，我站在学校门口，她专程从地区赶来接我，眼睛亮得像星星。

＂现在你是有文化的技术员了。＂她笑着说。

我把文凭小心地卷起来，揣在怀里：＂这只是开始。＂

半年后，我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她父亲终于接受了我，因为他看到了我的努力和进步。

＂只要我闺女高兴，我就高兴。＂林老师在婚宴上拍着我的肩膀说，眼睛里满是欣慰。

后来的日子像流水一样奔涌向前。

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全国，我们这个小县城也在悄然变化。

1984年，县里开始鼓励干部下海创业。

我和几个厂里的老同事商量着办了个小机械修理厂，专门维修农用机械。

刚开始很艰难，厂房是租的废弃仓库，设备也是东拼西凑。

小丽从不抱怨，反而鼓励我大胆尝试。

＂现在是机会，要抓住。＂她常这样对我说。

她在县一中教语文，每天批改作业到深夜，却还抽时间帮我整理账目。

那时候，我们住在单位分的一间小平房里，家具简陋，但充满了希望。

每天清晨，我们一起骑车出门，她去学校，我去工厂。

傍晚时分，再在县城的十字路口相遇，一起回家。

1986年，我们有了儿子。

小家伙皮肤白净，眼睛大大的，像极了他妈妈。

小丽休完产假就回去教书了，孩子白天送到她母亲那里照看。

生活忙碌而充实，我们的小厂也逐渐有了起色。

1990年代初，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我的修理厂转型为机械厂，开始生产简易农机设备。

我们的产品很受农民欢迎，因为价格实惠，质量可靠。

＂咱们不能只顾赚钱，要真正帮到乡亲们。＂小丽常常这样提醒我。

她的话我一直记在心里，工厂定价始终保持在农民能接受的范围内。

1993年，我们搬进了县城新建的楼房，有了自己的三室一厅。

小丽把那副陪伴她多年的圆框眼镜换成了新式的，但我总觉得她戴旧眼镜时的样子更让我心动。

＂你啊，就是念旧。＂她笑我，却把那副旧眼镜珍藏在了抽屉里。

儿子上学后，我们的生活更加规律。

每个周末，我们全家三口都会去县城的小公园散步，或者骑车去郊外野餐。

日子平淡而幸福，就像一条缓缓流淌的小河，没有惊涛骇浪，却滋润着我们的心田。

2000年后，县城发展迅速，马路拓宽了，高楼越来越多。

我的工厂也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到了上百人，产品远销省内多个县市。

小丽依然在县一中教书，成了学校的骨干教师，还评上了特级教师。

她教过的学生有不少考上了重点大学，每年过年都会回来看望她。

看着那些年轻人恭敬地叫她＂林老师＂，我的心里满是骄傲。

2008年，县一中迎来了建校五十周年，学校新建了教学楼和实验室。

作为校友和老教师的家属，我受邀参加了庆典。

站在崭新的校园里，回想起三十年前的那个冬天，恍如隔世。

三十年转瞬而过。

某个秋天的下午，我们站在新建的县一中校舍前，阳光把她鬓角的白发染成金色。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时代给予我们的不仅是变化，更是相守的厚度。

＂你还记得那双绿色的皮手套吗？＂她突然问我。

我点点头：＂当然记得，那是我送你的第一件礼物。＂

＂其实我一直留着它。＂她说，＂虽然早就不能戴了，但我舍不得丢。＂

我握住她的手，依然温暖，只是多了些岁月的痕迹。

＂你知道吗，当年我为什么会答应调回县城？＂她看着远处的操场，轻声问道。

＂因为你想教书？＂我试探着回答。

她笑了笑：＂那只是一部分原因。主要是因为收到你那封信，说你报了夜大。＂

＂那有什么关系？＂我不解地问。

＂那时我就知道，你是值得我等待的人。＂她转过头，眼中依然闪烁着我熟悉的光芒，＂一个愿意为了梦想和爱情努力的人，怎么会让我失望呢？＂

夕阳西下，校园里传来朗朗的读书声。

县城的月光依旧如水，岁月却让它更加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