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衡阳抗战纪念城”的变迁

“纪念碑的变迁，折射了历史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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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衡阳抗战纪念馆，翻过一面小小的山坡，就是闻名遐迩的“衡阳抗战纪念城”。

说来有趣，去年，关于那部电影所引发的争论达至高潮的时候，衡阳一帮冥顽不灵的国粉，就在纪念城碑的台阶上组织了一次“声讨”活动，这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想来这里看一看。

另一件事是，与此同时，一帮蛰居在台湾和海外其他地方的所谓“抗战史学者”——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对1949年国民党反动派被推翻耿耿于怀——为了给我扣上“极左”的帽子，造谣说我主张拆除衡阳抗战纪念城碑，一时间欺骗了不少人【点击阅读】，这也激起了我来这里实地考察一番的愿望。

所谓衡阳抗战纪念城，包括一组建筑，主要有——

【纪念城碑】

【记功亭】

【文化墙】

【广场】

在这组建筑物中，感到不太协调的是“衡阳保卫战大型群雕”，其壮怀激烈的风格与其他建筑拘谨、保守的风格呈鲜明对照，不像是同一时期修建的。

查了一下资料，果然，其他建筑建成于四十年代，而铜雕像建成于2007年，据说是目前湖南省内最大的铸铜群雕像。

【雕像】

铜雕像明显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风格的影响，用来表现国军士兵，让参观者有莫名的诡异感，在台湾似乎都看不到如此气质的国军塑像。

影视界早已是“国军主旋律”了，没想到雕塑界也是如此。

02

1946年1月，衡阳市关于建“抗战纪念城”的呈文，得到了蒋介石同意，次年，纪念城的各项建筑，陆续开始修建。

这一期间，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

战争的进程，与蒋介石发动内战时的如意算盘刚好相反，人民解放战争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就取得决定性胜利，国民党反动政权被推翻。

在历史的沧桑巨变中，纪念城原本计划中的一些建筑，没有来得及完成，已经完成的，也在历史洪流的冲刷下，经历了一些变迁，以及变迁的变迁。

2017年5月8日，湖南日报新媒体“新湖南”在《中国唯一命名的抗战纪念城》一文中，对“变迁”的经过做了一番叙述：

“这尊纪念碑是在1947年8月20日就已奠基了，但直到1948年4月才正式立起来，由蒋介石先生亲笔提写碑名；1952年维修时由于历史原因又将碑文改为“衡阳解放纪念塔”；1984年为尊重历史事实，将纪念碑碑名复原为“衡阳抗战纪念城”，由原省政协副主席程星龄书写。直到2007年4月14日进行重新修缮时，来自宝岛台湾的珍贵手迹，也就是蒋介石当年亲笔题写的‘衡阳抗战纪念城’这七个字才最终回到了原位。”

真是鬼打墙的一般的经历。

对于碑文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变化，台湾岛内和海外一些有“深蓝”背景的反共文人，愤愤不平，称这是“1949年后遭到破坏”，是“极左”。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1952年的更改碑文，并非他们污蔑的“破坏”，而是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逻辑结果，是完全正当的。

这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尽管抗日战争无疑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一次伟大胜利，但抗日战争并没有使中国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

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中国摆脱了沦为被日本独占的、直接管理的殖民地的命运，但抗战胜利后，出于国民党反动政权的买办性、腐朽性，蒋介石和美国签订了《中美商约》，全面出卖中国主权，中国有沦为被美国间接管理的独占殖民地的严重危险。

所以，必须进行解放战争。

解放战争是抗日战争的继续，是要完成抗日战争没有完成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事业。

通过解放战争，以及随后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国才彻底跳出了近代陷阱，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并为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打开了大门。

所以，在解放战争胜利后，新生的革命政权将碑文改为“衡阳解放纪念塔”，是完全符合历史逻辑的，是对历史的尊重，而不是相反。

事实上，在解放战争胜利后，把抗战纪念碑更名为解放纪念碑，并非衡阳一地。

在国民党的“陪都”重庆，于1947年10月10日建立了“抗战胜利纪功碑”。

1950年10月1日，新中国国庆一周年的时候，“抗战胜利纪功碑”被正式更名为“人民解放纪念碑”，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刘伯承元帅题写了碑名。

今天，重庆的这座碑仍然叫“人民解放纪念碑”，简称“解放碑”。

衡阳的纪念碑，名字后来又改回去了，出现了“变迁的变迁”，“新湖南”欣慰地写道，“蒋介石当年亲笔题写的‘衡阳抗战纪念城’这七个字才最终回到了原位”。

但我没有感到欣慰，反而感到沉重：“回到了原位”就好吗？谁“回到了原位”？

老实说，我也替衡阳有关方面感到担忧。

要知道，新中国的正义性，是建立在解放战争正义性基础之上的，这是绝不容许含糊的大是大非问题。

试问：如果有人指责说：“回到了原位”，是对解放战争的反攻倒算，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反攻倒算……，你们该如何替自己的所作所为辩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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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独立评论员郭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