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宋侃夫潜赴鄂豫皖苏区，为防意外，硬生生将三套密码背熟在心

宋侃夫

1930年，宋侃夫在上海法南区委工作。大约在4、5月份，中央通过江南省委派陈寿昌找他谈话，要他到中央特科工作，原因是他曾学过点电机专业。宋侃夫说：“我都丢光了。”他说：“你有基础，可以边学边干嘛。”

从1925年起，宋侃夫一直在地下做学生青年和工人的工作，在学校学过的电机知识都已荒废了，他没有想到，早已丢掉的专业，又要捡回来。既然组织已经决定了，党的需要就是自己的需要，宋侃夫只好再从头学起。 　　

他过去整天在群众中活动，东奔西跑，现在则非常安定，深居简出，来往人员很少，一心一意埋头技术学习，完全摆脱了群众工作中那种纷繁忙乱的复杂状况，也增加了安全感。

对客观环境的突然变化，开始宋侃夫还很不习惯，久而久之，也感到了这一变化带来的好处。斗争形势在不断发展，宋侃夫知道在白区学习的时间不会太长，为了尽快掌握技术，能够独立工作，以应付斗争的需要，他和身边的同志拼命抓紧时间学习。 　　

和宋侃夫在一起的还有湘鄂西派来的两个年轻同志（一个是广东人，另一个姓周，只十七八岁）。他们在沪东华德路租了一间房子。宋侃夫的任务是帮助他们学习，负责三人的组织生活和衣食住行。

不久，陈寿昌派翁英为他们讲授无线电和电机工程的一般基础知识。翁带给他们一本无线电课本和英文的袖珍本《业余无线电学》。三人从组装3个电子管的收音机开始，然后四管、五管，同时还要学报务，学普通电码，伍云甫、王子纲又先后用手键教他们收抄练习。

因为年轻，手巧眼明，又加之刻苦用心，学得非常顺利。两个多月后，宋侃夫三人就可以收英文120个字母，阿拉伯数字则可达到80到100个。

他们曾用自己安装的十五瓦功能的发报机，为附近地区党的地下电台做试验性的通报。当第一次叫通时，三人兴奋异常。后来和他们联系的还有吴永康（1937年在西路军牺牲。吴在北四川路开了个电器行，宋侃夫他们需要的设备、器材、元件，大多数是他送来的。 　　

为了避免外界的怀疑，不能在一个地方久住。不久，宋侃夫搬到沪西小沙沟路和康垴脱路交界的地方，此时湘鄂西来的两个同志已经回去了，组织上又派来两个同志，其中一个是湘鄂赣来的，姓王，此人常去舞厅玩，组织上不放心，将他调走了。

突然，有一天陈寿昌闯了进来，他脸色阴沉，神情严肃，进门后就从衣袋中掏出一卷钞票，往桌上一放，对宋侃夫说：“小宋，现在外面很紧张，除了到街上老虎灶打点开水外，从现在起，不要往外面跑，在小饭铺包饭吃，让他们按时给你们送。”

陈寿昌又说：“估计要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不可能找你们联系，翁英和伍、王两位同志也不可能到你们这里来了，你们自己学吧。”

事后宋侃夫才知道是特科书记顾顺章叛变了。顾虽不知道他们的地址，但此人很精，对党中央情况非常熟悉，因此要格外小心。两三个月后，陈寿昌才再来和宋侃夫联系，告诉他翁英已去中央苏区。不久，王子纲也和他们取得了联系。又过段时间，中央派乐少华接替陈寿昌领导他们。乐是外行，业务上宋侃夫几人不仅自学，还要教别的同志学习。 　　

在小沙沟路住的久了，宋侃夫又搬回原来的地方。这时，那两个同志也走了，组织上又派来徐以新和宋侃夫同住。

经过观察了解，他发现房东是个流氓头子，拉帮结伙，人员来往更是复杂，同官方也有联系。房东经常来串门，宋侃夫不由警惕倍生，不再搞发报的东西。总之，一切文件以及任何能引起他怀疑的东西都不在家里存放。他和徐以新只有一把钥匙，任何一个人出门，总是把钥匙交给老板娘，以示对她的信任，也表示他们没有什么好怀疑的。 　　

将近一年的学习，宋侃夫和徐以新已掌握了无线电通讯的基本技术。这时，红军的革命战争发展的很快，两人预感到新的战斗任务很快将来临。

不出所料，1931年9月，乐少华向他们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在中央搞无线电通讯的一些同志，要进入苏区，宋侃夫和徐以新到鄂豫皖去。”并要求他们在动身之前记好四套密码。为避免进入苏区时发生意外，密码不能写在纸上带去，要背熟记在心里，到苏区后再默写出来。

乐少华要宋侃夫记住的是三套：同中央苏区、湘鄂西苏区、赣东北苏区联系的密码。要徐以新记住的是与上海中央联系的密码。并告诉他们这个任务是特科负责人黄平指定要他们去完成的。 　　

他们把密码背熟后，就准备离开上海进入苏区。 　　

宋侃夫和徐以新同岁，但宋侃夫显得大一点，两人决定路上以兄弟相称，宋侃夫为兄，徐为弟。行前，组织上向他们交代了沿途所住的旅馆和路上所用的化名，说在约定的时间、地点自有交通来接他们。并嘱咐，此次进入苏区的不只你们二人，路上如果碰见其他人，即便认识，也不要打招呼。

两人乘车经南京走陇海路到开封，当晚住进指定的旅店。旅客的名字都写在账房间的黑板上，外人一望而知。当晚，交通按约定的时间和他们接了头，并已为他们买好去信阳的车票，叮嘱在鄂州换车时，到什么地方去吃饭，这时不会有人来接头，但会有人在暗中保护。到信阳后，住哪家旅店，用什么化名，在什么时间去一个卖纸烟的小铺子，用约定的暗语去买烟，会有人来接头。

两人到信阳，待住进旅店后，天色已经很暗。徐以新急忙找到那家小铺，由于接头时间已过，小铺已经上板关门了。关系接不上，两人很着急，只好再住一个晚上。每晚都有警察查店，两人谎称去武汉路过此地，徐突然生病，只好在此地下车看病，桌上还放了几个药瓶，就这样骗过了查店的。

两人再按规定时间到小铺接上了头。接头的同志要他们明天去天主堂医院拿药，然后到另一个房间，有交通在那里等。

第二天，他们在天主堂医院找到了交通，当即改装，扮成小商贩，交通挑着担子在前面带路。出了信阳西门后，交通说：“城外有几道岗哨，你们不要四处张望，对付盘问，不要惊慌。”

又走了将近大半天，交通又说：“前面是国民党民团的一个寨子，你们不要理他，我们和他们有过协定，如果他们抓了红军的人，我们就血洗他们的寨子。”果然，走到寨子前，民团喊他们“老共”，却并不阻拦。

天色越来越暗，下起了毛毛细雨，田埂狭窄，泥泞不堪，一路上跌跌撞撞，浑身溅满泥浆。宋侃夫是在城里长大的学生，走这样的乡村小路有些困难，只好在冬水田里行走。

这时由另一个交通员带路，从路上又走来几个人，大家会合在一起后又继续赶路。夜幕降临，宋侃夫眼睛又不好，人家早就到了宿营地，他才慢慢地摸进村里。

到了老乡家，彼此才相互做了介绍，其中有成仿吾、任炳煌，还有一个姓戴。交通员告诉他们，这里已是游击区。房东非常热情地款待了他们，有酒有肉，成仿吾酒兴很浓，兴致极高。大家为即将开始的新生活而干杯。当晚，众人就睡在牛棚里面，身下铺的是稻草，身上盖的是草帘，但心里塌实，睡得很香。 　　

第二天，雨还在下，路极难走，可人人兴致很高。当晚到达罗山宣化店，在县苏维埃留宿。第三天，众人继续上路，县里的同志要他们骑马，宋侃夫从来没有骑过马，不敢骑，其他同志也不骑，仍然结伴步行。

这里距离新集（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所在地）还有一百里路，当天行军五十里，在过界河又住了一夜。两天来由于在雨中的泥泞小道上赶路，宋侃夫的两条腿已是寸步难移了。同志们决定把他留下，其他5人先走。

宋侃夫对自己有些失望，没想到快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竟然一个人落在后面。第二天当其他同志出发以后，他觉得很不是滋味，就对两条不听话的腿大力按摩，活动筋骨，慢慢觉得腿脚可以勉强行动了，当即决定继续赶路。

他虽感十分疲劳，但心情异常激动。沿路看到少先队的岗哨，听到劳动妇女的歌声、老人和孩子们的笑声，他精神为之一振，两腿顿感轻快得多了。经过沿途老乡的指点，他觉得肯定在晚饭前就可以赶到目的地———新集。

自进入苏区的腹地后，宋侃夫再也不担心安全了，可以放心赶路。走了十几里路之后，爬上一座小山，山梁上有三个手持红缨枪的妇女在放哨，她们笑着对宋侃夫说：“同志弟坐下歇会儿吧。”

看了路条后，妇女们给他倒茶，问长问短，十分热情。她们见他鞋子太大，帮他在鞋子上缝了两根带子。当宋侃夫拿铜板表示谢意时，她们却哈哈大笑，反而以警惕的目光盘问他是从哪里来的。

宋侃夫说是从上海，她们说：“上海？是中央来的？”宋侃夫说是的。这下，她们不但放了心，而且更加热情，一再要把他送到新集。宋侃夫婉言谢绝了，但她们无论如何要他装点干粮，并把他的上衣扣子重新钉好，给他削了一根柴棍做为手杖，一再叮嘱：“好走。”一股欢快炙热的暖流浸透了宋侃夫的全身。 　　

午后，宋侃夫一个人沿着山腰上的羊肠小道独自行走了三十多里路。他并不觉得孤单，而“同志弟”这一新奇称呼，一直萦绕在他的耳际。这时路上走来一群年轻人，唱着少年先锋队队歌“曙光就在前头”，更加使他憧憬着未来的新生活。 　　

在天色将黑的时候，宋侃夫终于赶到了新集。新集原是地主民团的土寨子，寨墙已经坍塌，墙基还在。站岗的红军问明身份后，就领他到中央分局。

在分局，宋侃夫见到了先到的5个同志，他们让他和一位姓蔡的秘书长接了头。宋侃夫把中央密写的介绍信交给蔡，蔡热情地带他去吃了晚饭，饭后安排他和徐以新到对面的军委机关住下。

在军委，宋侃夫见到了从徐州、蚌埠、六安先期进入鄂豫皖苏区的蔡威、王子纲。在新的生活即将开始的时候，旧友重逢，彼此都很激动，相互进入苏区的见闻，越谈越兴奋。 　　

苏区的生活和地下党的生活完全是两个样子。人和人是兄弟般的关系，诚恳真挚，亲密无间。宋侃夫从来没有过的快活、兴奋、舒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