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李新
南宋 佚名 明皇幸蜀图轴局部
如果说，在公元8世纪的盛唐，大唐帝国就是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话，绵亘八年（755-763）的安史之乱，就堪称一场“世界大战”了……
天宝十四载（755年）冬，身兼河东、平卢、范阳三大“军区司令员”（节度使）的安禄山，和部将史思明拥兵自重，率军叛唐，次年即陷洛阳、长安两京，屠戮百姓无算，大乱在即，最是考验人心的时候了，话说，“大难临头各自飞”，甚至太平天子唐明皇李隆基，也在马嵬坡忙不迭上演了一出“霸王别姬2.0版”，缢死了杨贵妃，匆忙幸蜀，绝尘而去……
那其他盛唐士人呢？唐明皇李隆基，也许会cosplay华晨宇，“御赐”一首歌曲——《我管你》……
壹
此时“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饮中八仙歌》）的——“诗仙”李白，也自然酒醒了，不过，“诗仙”李太白，避难也避得潇洒，他仍在“修仙”的路上——
在李白头脑中，道家“无为”、“自然”的人生观与道教的游仙思想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当他在仕途受挫之后，便高呼“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出世隐居，甚至曾亲受道箓，成为正式的道教徒。秉持这样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在家国存亡、天下大乱之际，李白选择隐居名山、全身远害的道路也就在所难免了。
安史之乱一爆发，李白即由梁、宋，奔亡于西岳华山隐居避乱，百忙之中，还不忘一路“自拍”——
西上莲花峰，迢迢见明星。
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
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
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
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
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
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
——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其十九）
说的基本还都是他在西岳莲花峰的游仙生活，飘忽虚幻，瑰奇俊逸，只在篇末才对现实投下一瞥，视角无疑是远离茫茫尘世的。一如李白诗以往豪放飘逸的一贯之风，正如胡适《白话文学史》中所说的那样：“李白终究是一个山林隐士。……杜甫是我们的诗人，而李白则终于是‘天上谪仙人’而已。”
贰
“诗仙”如此，那“诗佛”王维呢？
王维一直在纠结，为啥，因为他没有买到“修仙”的票，被安史叛军“截留”了。为啥“截留”，因为他太有名了……
王维多才多艺，工诗善画，兼通音乐，书法也有很深的造诣。他21岁中进士，得到张九龄提拔，官至监察御史。张九龄罢相，他便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王维早以诗才闻名于唐开元天宝年间，当时便有“天下文宗”之称，其山水田园诗更是令人大开眼界，与孟浩然等被人们称为“山水田园派”诗人。
这样一位身兼多艺，有身居高位的大诗人，自然被新任——伪“大燕皇帝”安禄山，看上了，要授予王维“给事中”的官职，说白了，就是安禄山“办公室主任”，王维毕竟是大唐重臣，想不从，前面有颜杲卿的例子——大书法家颜真卿的哥哥颜杲卿，在河北常山郡一带安禄山的大后方打“游击战”，和儿子颜季明被俘后，誓死不从，被乱刃分尸——话说，颜真卿的“天下第二行书”《祭侄文稿》，即因此而来。王维确实想不从，不过，刀子割肉疼啊……
于是，纠结，反侧，终于下定决心，服药——大家别担心，服的是哑药（一说泻药），“给事中”的伪职是接受了，但是，王维丧失“工作能力”了，究竟，还是没叛变。为什么会如此，其实呢，王维早年即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信奉佛教，随着政治上遭受挫折，思想趋于消极，彻底“躺平”，晚年更是奉佛长斋，衣不文采，居蓝田别墅，与道友裴迪往来，“弹琴赋诗，傲啸终日”，正如他自己写的：“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消”、“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因而后期的不少诗作对现实几乎无任何积极反映，佛老消极思想浓厚，有的甚至充满了佛空无寂灭的唯心哲理，故得到“诗佛”的称号。
故，王维虽然被“投敌”，没有自尽，但也没有真心叛变，随缘任运而已……
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僚何日更朝天。
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王维《菩提寺禁裴迪来相看说逆贼等凝碧池上作音乐供奉人等举声便一时泪下私成口号诵示裴迪》
叁
安史之乱爆发后，最颠沛流离、忧心社稷的，却是官职远低于李白（曾为 翰林供奉）和王维（曾为尚书右丞）的、任职只有“从八品下”的“小公务员”杜甫了……
时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管理兵器库）的大诗人杜甫，天宝十五载（756年）七月，一闻肃宗李亨灵武（今宁夏灵州）称帝，准备重整旗鼓，收复两京，立刻安顿好家小，从陕西只身远赴宁夏灵武，有读者会说，“万里江山万里云，一朝天子一朝臣”，杜甫投奔新皇，不去成都投奔太上皇李隆基，是不是投机行为呢？
怎么会！因为杜甫是地地道道的“一根筋”——忠于职守，话说，右卫率府兵曹参军，是太子东宫的属官，也就是说，太子李亨即便不自行宣布“当选”，他也是杜甫的直接领导，战乱一来，杜甫马上安顿好家小，奔赴工作岗位，这是多么地敬业啊！
然而他途中不幸被俘。
被押往叛军统治下的长安城中，他将亲身所目睹和经历的事件记入诗中，创作出《哀王孙》、《悲陈陶》、《悲青坂》、《哀江头》等诸多记实之名篇， 次年至德二载（757）春，诗人目睹沦陷近一年的长安城之惨状，眺望沦陷后长安的破败景象，感而赋《春望》一诗。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杜甫《春望》
苍天不负苦心人，杜甫终于等来了机会，从长安城西门——金光门，逃出“沦陷区”，一路坎坷，到凤翔，见到了“老领导”——新皇帝唐肃宗李亨，被封为左拾遗，正如他诗里所说“麻鞋见天子”、“涕泪受拾遗”……
且住！肃宗不是在灵武吗？怎么跑到凤翔了？那是因为，两京——东都洛阳+西京长安，都丢了，肃宗政府所在地，也就是“行在”，是不固定的，先灵武，后迁彭原，再转凤翔——可怜咱们的“诗圣”，穿着麻鞋，没有智能手机定位，他只有“北斗导航”——看着北斗星导航，一路找到了大唐“抗战临时政府”所在地……真是可歌可泣！
一介文士杜甫，怎么能这样坚持呢？因为杜甫出身于正统的儒士之家，其在《进〈雕赋〉表》中自言家世：“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并常常自称“儒生”、“老儒”甚至“腐儒”；清人刘熙载《艺概·诗概》甚至称“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在杜甫头脑中，儒家执着现实、积极入世的思想与人生观占据着主导，因此他才会在大乱之际，不顾个人得失，只身远赴灵武辅佐肃宗平叛，“这是杜甫与李白大不同之处：李白代表隐遁避世的放浪态度，杜甫代表着中国民族积极入世的精神”，鲁迅晚年曾与郁达夫、刘大杰论及李杜：“我总觉得陶潜站得稍稍远一点，李白站得稍稍高一点……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
所以，不同的人生思想与价值取向，反映到作品中，反映到人生中，三位盛唐大诗人—— “诗仙”“诗佛”与“诗史”， 也是有别的……
他们，同是盛唐诗坛的大诗人，同是大唐体制下曾任职的“公务员”，同是面对“安史之乱”苦难的人生，境界确是不同的，你会为谁感慨，你又会为谁唏嘘呢——李白“修仙”，王维“嗑药”，杜甫在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