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父亲梁济之死：近代中国转型中的生命意义探寻

前言：从一个谋划了六年的自杀事件说起

1918年11月10日清晨，雾气凝重，一个老人在北京城郊的静业湖边徘徊。不久，便傲然投入了湖底。这个老人名叫梁济，是一个道德上卓尔不群的儒生。但却为了这次自杀他前后谋划了六年，关于为什么赴死，怎样去死，在什么日子死，死后将如何公布于众……这一些列的细节他都记录在日记里，这本日记也算是他的自杀日记。为了能让此次自杀引起社会轰动，在谋划自杀的六年中，他不断添加、修改计划。终于，一生默默无闻的梁济，因为他精心策划的死，在激情埋葬一切的新文化运动中，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说到梁济，很多读者可能不清楚此人是谁。可是大家对他的儿子梁漱溟先生应该是耳熟能详。梁漱溟先生是被誉为中国最后的大儒，是一位国学大师，哲学家和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梁济在自杀前曾经把年仅二十五岁正在北京大学任教哲学的梁漱溟叫道跟前，问道：“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而三天后，梁济便投湖自杀。

“这个世界会好吗？”这个问题永远地留给了梁漱溟。他的哲学，他的思想，他的著述都在思考着这个终极的一问。

图来自网络：梁漱溟先生

我们今天在这里不会给大家讲述梁漱溟的思想，而是聚焦这位儒生梁济。他生活在晚清到民国这段乱世之间，他是一位忠于朝廷的儒生，但同时也是一位极为开明的父亲，他竭尽全力送儿子留洋海外学习西学，但又在行为上极其忠于他的儒学，这样一个矛盾而复杂的人物，这样一位在那个激烈的时代普通官员，是如何要用自杀完成自己的一个神圣的使命的呢？他探寻的生命意义又是什么呢？

一、落幕下的清王朝：迷惘的儒生

1912年2月12日，也就是宣统三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隆裕皇太后带着小皇上坐在大殿里六神无主。那些清朝的旧臣打着民国的旗号逼着他们退位，此时此刻，这几百年的清王朝已经到了最后生死存亡的一刻。这对孤儿寡母只能危机四伏的政治漩涡中，选择了退下历史舞台……

图片来自网络：隆裕太后与溥仪在宫中

清帝宣布退位，这对于很多晚清儒生来说是五雷轰顶的消息。他们突然陷入茫然，陷入价值观的坍塌之中，这也包括梁济。

梁济，字巨川。生于1859年的京城。天平天国运动正在南方轰轰烈烈地展开，无论是帝国的统治还是儒学的千年传统都受到这股势力的打击。梁济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地方官，虽无大富贵，但是一生都坚守着儒生的操守。梁济八岁时，父亲死于山西。祖父带着全家为躲避债务，迁回京城开始隐姓埋名的生活。他的整个教育落在有学识的嫡母身上。嫡母刘氏是宦官之女，梁济父亲的正室。她是一个刚毅且威严的女人，对梁济的爱表现在教育的严肃与殷切的希望之上。她将道德教育作为对梁济教育的重心，因此梁济一生的气节与行事的准则都遵循嫡母的教导。生母陈氏是侧室，精心照顾他的日常学习生活。两个女人将其一生的爱与期待都寄托在梁济的身上，他从小担当的责任是关乎一个儒学家族的复兴。

图片来自网络：梁济像

梁济27岁中举人，没能再考中进士。一生都在低层的官职中换岗。他不是奔走呼喊的革新派也不是实务派，但他支持友人彭冀仲办报，他们向人们普及西方科学知识，抱着对大众进行启蒙教育的决心。但那是在新文化运动的二十年前，这样的报纸几乎无人过问，报社步履维艰，几乎绝望。之后靠着梁济典当家财，惨淡经营。困穷的情况下，还送儿子梁漱溟留洋学西学。

在他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宣统帝退位那一天，他在祠堂正式对着先祖立下殉清誓言。他忠于儒家文化传授给他的精神，并且以此作为生的价值。梁济一生一直秉着刚正的性格与道德上的克己，渴望通过王权，实践儒学的抱负，从而实现自我的价值，帝国历史上数以千万的儒生都将此作为生命的意义。但面对王权的逝去，且道德日益沦丧的社会，六年来他一直承担道义职责的重压，良心的拷问，一直最后决定用一次自杀去践行自己的人生意义。

梁济在遗书中说：

“我身值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遗训，幼年所闻对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 [1]

梁济应该是晚清忠诚儒生的一个代表，但是从他一生来看，他并不是一个迂腐、守旧的人，相反却是办报竭力传播西方科学的开明人士。可是陷入怎样的情境才达到“不容不殉”的程度？

从心理学层面来看，自杀行为的实施是个体产生出一种绝望感的行为表现。而这种绝望感越是长久，自杀的可能性就越大。人们之所以选择自杀其实并不是因为逃避，而是将死亡认为唯一的解决方式。

北洋政府内务部统计科1916年编制“人口之部”，包括京师、京兆及部分省区的人口总数与死亡人数统计数据，其中将死因分为五类：变死（突发事件死亡）、自杀、病死、先天性体弱及畸形、老衰。死因最多的属于病死，这其中归因于医疗手段落后与生活条件差。单以京师、京兆为例，1916年自杀者占死亡总数比重分别为4.3‰和1.0‰。自杀原因被总结为精神错乱、生计艰难、病苦、家庭不睦、婚姻不自由、负债难偿等。[2]关于自杀人群并没有做出详细的统计，但是从有记录的报刊杂志来看，知识群体的自杀尤为受到社会的重视，甚至引起巨大反响，形成了这个时代的一道独特的自杀景观。

图片来自网络：梁济的著作

二、失望的时代：绝望者的反抗

对于梁济的自杀，我们知道是一种长期以来淤积在心中的绝望所造成。首先我们要查找他的绝望感来自何处，其次要观察他是如何看待死亡的，并且为何要一直延迟自己的死亡，不断用平静的口吻讨论自己的死亡。

1903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文章提出人们趋向自杀的原因在于“失望”：

今日我国民陷落于失望时代，希望政府，政府失望；希望僵吏，僵吏失望；希望民党，民党失望；希望渐进，渐进失望；希望暴动，暴动失望；希望自力，自力失望；希望他力，他力失望。国人如果抱希望之殷切，一旦失望则立即陷入绝望，甚至自杀。[3]

图片来自网络：梁启超

因对社会失望而陷入绝望中的大多集中在知识群体。因为这些人社会的公共意识最强，并且有一种道德责任，而梁济在遗书中也不断陈述这种失望“见中国今日世道方以浇漓诈伪著称，煌煌巨公竟以挟诈怀私为手段，今日信誓，明日干戈，无一毫敬畏天理之心。”[4]

看起来比别人更强烈的失望正是来自他内心极强的道德感。嫡母的教诲一直是梁济成长的坐标，并且嫡母对他的期望并不仅与功名成就，更在于他的为人。因此，梁济不但是将道德实践作为治世的儒生，更是一个将道德实践作为对嫡母回报的孝子。一旦这种实践无法施展，并且这种实践会遭到新派人士的讥笑与怒骂，他不但感到孤独，也有着深深的内疚。

遗书中提到：

“我非不知世间有生，可以行乐，求死实为至苦也。然而我壬子年《辞职书》中引《孟子》一句云“所欲有甚于生者”，然而我之良心无异监察我，督责我，时时常觉疚心。”[5]

心理学上讲：“将死亡当做是唯一选择方式的，是一些深深感到孤独和羞耻的个体。”或许就是这种“疚心”的时时折磨，才导致他深深的绝望。

在梁济绝望感萦绕的心头，他是如何去看待死亡的呢？在遗书中他说：

“诸君试思今日世局何故而败坏至于此极，正由朝三暮四，反复无常，既卖良友，又卖主帅，背弃平时之要约，假托爱国之美名，受金钱收买，受私人唆使，买刺客以坏长城，因个人而破大局，转移无定，面目腼然，由此推行，势将全国人不知信义为何物，无一毫拥护公里之心，则人既不成为人，国焉能成为国？欲使国成为稳固之国，必先使人成为良好之人，此鄙人所以自不量力，明知大势难救，而捐此区区，以聊为国性一线之存也。”[6]

三、轰动的热点：生存的意义

梁济在遗书中写道，他料想自己的自杀会引起新文化运动中那些知识群体的嘲笑，有些人可能还会骂他迂腐。不过他并不在意，他自杀的目的就是要引起讨论。

在梁济先生去世两个月后，的确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在1919年1月15日《新青年》的这期报纸中，各家各派展开了舆论的攻势！陶孟和、陈独秀等人纷纷长篇文论进行交流。这在当时的社交媒体上不能不说是“热点”事件！当然这也是他精心策划的一部分。

图片来自网络

但是并不全是梁济所认为的那样，我们查阅当年陶孟和、陈独秀、胡适等文章，陶孟和的言论较为激烈，对梁济的死不以为然，但是陈独秀却评价中肯，认为先生之死充满着气节。

陶孟和先生坚持认为“有生命才可以去奋斗，没有生命就不能奋斗。为生命去奋斗，就不应该把生命断绝。”在梁先生遗书中看出，他最大的目的不是为了殉道，而是通过自杀起到的影响——唤醒道德沦丧的社会。

图片来自网络：曾任北大哲学系主任的陶孟和先生

在自杀问题上，梁济一直将死亡置于气节之中，他不惧死，同时也不怯懦生。他的死与一般的畏惧生的死亡并不相同。这是文化因子在梁济思想中的作用，就像耶稣背上十字架接受审判一样，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死亡来拯救人类。

星期五君认为，谁也无法阻挡历史的脚步，二十世纪初，这是一个激越的年代。儒生在这喧哗的舞台上，只能默默承受着时代离弃的孤独与痛苦，用生命捍卫着他们的时代留下的遗产，就像林毓生先生所言：“无论如何，他们在探索重建中国文化道德方面都做出过自己的探索，这就是这一代人在面临着选择的时候竭尽自己所学所知而进行的不断尝试。”[7]

不能否认，在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们都饱含着血性与良知。但是这两代人的误解却像是历史的捉弄一样，无法根除，成为一个死结。这个时代给中国知识人的考验是来自内心的折磨，也是一道严肃的哲学问题：生存的意义。

注： 本文内容选自作者的毕业论文第一章，禁止转载，禁止复制。

参考文献：

[1]梁济，《梁巨川遗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 ，第51页

[2]海青，《“自杀时代”的来临？——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知识群体的激烈行为和价值选择》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页

[3]梁启超，《希望与失望》，《国民之自杀》，载《新民丛报》，第40、41号

[4]梁济，《梁巨川遗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第62页

[5]梁济，《梁巨川遗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第62页

[6]梁济，《梁巨川遗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第52页

[7]林毓生，穆善培译，《中国思想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