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毛主席“管家”汪东兴病逝,遗言:我一生只做一件事,死而无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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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7年汪东兴站出来说的那句“我敢！”开始，一直到1976年毛主席逝世，汪东兴凭借着这一件事，成为了30年来唯一一个长期留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人。

而在2015年去世前夕，汪东兴也一再强调，“我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我死而无憾了。”

那么，汪东兴做的什么事？他为什么深受毛主席信任？他的一生中又有哪些的故事呢？

青年时期

1916年，汪东兴在江西省弋阳县出生，从小生活穷苦的汪东兴对地主这些封建糟粕嫉恶如仇，所以他便积极接受了革命的思想。

汪东兴13岁那年，同是老乡的方志敏正在家乡弋阳县领导农民发动暴动，正是这一场农民运动，让整个赣东北的革命之火熊熊燃烧起来。

汪东兴非常敬佩方志敏，他想成为像方这样的英雄人物，于是汪东兴加入了共青团，想通过团员到党员的方式一步步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汪东兴的入党过程先后经历了3年，他从一名家乡的儿童团长成长为团支部书记，用了三年的时间终于在1931年转为了党员。

成为党员梦想实现之后，汪东兴并不满足，他还想加入红军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上阵杀敌，为革命事业而战斗。

就这样，在成为党员后的同一年，汪东兴和家乡的其他18个共青团员一起加入了自己的英雄方志敏创办的红十军。

不久之后，他们19人便在横峰县受到了方志敏、邵式平等同志的接见。

可以说，方志敏就是汪东兴成功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汪东兴作为红十军的战士，跟着方志敏先后攻占了闽北的赤石街、新村街等地方。

一直到长征时期，汪东兴才因为组织的安排更换了连队。

汪东兴此时已经是干部团一营三连的指导员，因为反围剿的失败，他跟随着红军大部队转战陕北，开始了万里大长征。

与此同时，方志敏也坚守在自己的革命阵地上，守护着赣东北一方。

但是很快，一个不幸的消息就传来了。

1935年1月，当走到邵式平管理区域时，他作为朋友兼地方的工作部长来看望汪东兴。

汪东兴十分的激动，准备好了饭菜等待邵式平的到来，期待他能告诉自己一些关于自己的榜样方志敏的近况。

但汪东兴没想到，这次邵式平带来的并不是什么好消息。他告诉汪东兴，国民党已经登报声明，方志敏已经被俘。

这个消息把汪东兴打了个措手不及。

方志敏被俘，赣东北的革命根据地已丢，这对于忘汪东兴来说，是一个双重打击，原本准备好的饭菜，两人都已经没有心情再吃。

虽然方志敏被俘，但汪东兴还保留着一点希望，也许方志敏不久之后就会活着回来，只要人还活着，就有希望，赣东北根据地还能再打回来。

事情并没有按照汪东兴的想法走下去。

当汪东兴所在的红一方面军历经磨难，终于到达陕北的吴起镇时，汪东兴也终于得知了方志敏已经在2个月前被杀害的事实。

方志敏的牺牲给汪东兴带去了不小的影响，他对于革命事业的热情又高涨了一些，他想为方志敏报仇。

之后不久，重庆办事处的八路军花了重金将一份方志敏遗稿买了下来，这是方志敏1931年在狱中亲手写下的，汪东兴读了之后痛心不已。

方志敏对于汪东兴来说，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

他不仅是汪东兴革命道路的启明星，也为汪东兴与毛主席的相遇无形中安排了一下。

1933年的1月，国民党军队前三次的围剿都被红军击破，正值第四次围剿时期，邵式平等人带领红十军到达苏区协助第四次的反围剿任务。

他们一行人受到方志敏的委托，来看望毛主席，汪东兴也在此列。

毛主席还问了汪东兴一个问题，“红十军的装备、服装都比中共苏区好，这是什么原因呀？”

汪东兴将情况如实回复给毛主席，“赣东北靠近闽浙，经济条件要更好一些，所以财政收入也多一点，在方志敏同志的管理下，士兵和农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从这个意义上说，汪东兴和毛主席的这一次相遇，虽然是方志敏的无心之举，却是他一力促成的。

方志敏牺牲之后，汪东兴继续进行着自己的革命事业，先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而汪东兴真正得到毛主席的信任，也是在解放战争中偶然的一次机会。

遇到贵人

在解放战争过程中，汪东兴被派到中央机关工作，在这里他负责外围的警戒工作，汪东兴对待工作任务耐心细致，每一次的警戒任务都完成的很漂亮。

那时的中央机关所在地在陕北的王家湾，汪东兴和其他中央警卫团的同志们常常会聚在一起，查看地形，讨论安全问题。

同时，汪东兴等人还专门在驻地的周围安排了流动岗哨，基于隐蔽性的考虑，他们白天减少人员，晚上加强警卫。

从汪东兴的本职任务上，就不难看出，汪东兴对于组织交代的任务，细致耐心不马虎、敢想敢做敢实施，这也为之后撤离延安时汪东兴的主动站出埋下了伏笔。

1947年，国民党军队慢慢靠近延安，经过商讨，毛主席决定撤离延安。

但是如果这次因为国民党的进攻撤离了，之后的行动岂不是都要受到敌人的掣肘。

毛主席认为，在战争中我军必须要掌握好主动权，要牵着敌人的鼻子走，而不是被牵制。

因此，在撤离延安的同时，毛主席安排了一个任务：放出一只警卫部队，在敌人后方阻击或者攻击袭扰。

但是问题来了，到底谁才能领导好这支警卫部队呢？起初，毛主席想自己留在王家湾，等看到敌人之后再离开。

但是任弼时等人为了安全考虑，都不同意毛主席的这个决定，作为整个组织的主心骨，毛主席是不能发生任何危险的。

但是双方都在保留自己的意见，僵持不下之际，周总理想到一个折中的方案，既能看住敌人还能保证毛主席的安全，那就是找个人代替主席看着。

毛主席也认为这个意见不错，当即决定好了一个人选，那就是时任中央机关警卫处处长的汪东兴。

毛主席义正言辞地对汪东兴说，“这个任务艰巨，稍有不慎就会有生命危险，你敢不敢留下？”

汪东兴丝毫不畏惧，坚定地回复了一句：“我敢！只等主席下命令。”

就这样，汪东兴带着毛主席留给他的一个加强排和五个骑兵的兵力，在王家湾展开了一场伏击。

此时，国民党军队还不知道我方机关已经撤离。

他们派出刘戡的前卫部队，大约一整个团的兵力，想在王家湾来一场“瓮中捉鳖”。

殊不知，他们才是这只即将被捉的鳖。

在中央机关转移之后，汪东兴迅速展开了一场部署，因为兵力不对等的原因，汪东兴准备在王家湾的山顶进行伏击。

但是在实际战斗过程中，突降大雨，汪东兴认为还是迷惑敌人的战术更为妥当，于是他果断改变战术，从伏击转为迷惑为主。

在汪东兴的部署和大雨的助力之下，我方只有一人轻伤，但却阻止了刘戡部队的三次进攻。

成功使国民党军队原定的占领王家湾的计划推迟了12个小时，之后汪东兴等人成功撤离。

这一人物的成功完成获得了毛主席的嘉奖，他称赞汪东兴说，

“你们做得非常好！不仅为我们的撤退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还以少胜多，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正是这次撤退任务，让毛主席看到了汪东兴的实力，于是他决定再派给汪东兴一项任务，那就是在刘戡部队撤离的过程中，尾随敌人再打一仗。

经过前一次的对战，汪东兴对于刘戡的作战方法以及军队实力多少有了一些了解，而且汪东兴对于突袭任务也有了一定的经验，因此派汪东兴打这一仗比较合适。

汪东兴接到命令后，立即带着一个连的兵力开始了作战。这一次，毛主席交代他，汪东兴这次的任务主要有三个。

一是要采取游击战术在敌人的后方进行突袭，让敌人吃不好饭、睡不好觉、疲劳他们的军队；

二是要给刘戡造成我方派来的兵力很多的错觉，让他们不敢突然进攻；

三是要在周旋的同时，注意周边群众的生活状况，安抚他们的情绪。

接到任务之后，汪东兴迅速在高家川的三个制高点进行了伏击，带领一个连打退了敌人一个营的兵力，并意外缴获了一本对我方破译工作有大贡献的密码本。

除此之外，汪东兴也没有忘记毛主席交代的关注群众生活的任务。

这让毛主席看到，汪东兴是一个细心认真、值得信任的人，于是之后的时间里，毛主席便一直让汪东兴负责中央机关的警卫工作，同时保卫自己的日常安全。

之后的多项重要任务中，我们都可以在毛主席身边看到汪东兴的身影。

比如1949年汪东兴接送毛主席与傅作义进行会谈、新中国成立前夕，汪东兴负责中南海的警卫工作等等。

除了国内的任务，毛主席在出席国外的外交活动时，也不会忘记带上汪东兴。

在新中国成立前不久，汪东兴便接到了毛主席的指示，让他负责出访苏联的保卫工作。

毛主席告诉汪东兴，“新中国刚刚成立，社会情况还很复杂，所以这次出访一定不能宣传，要严格保密，沿途的警卫工作，你和聂荣臻这些同志商量着办。”

个人出国这样风险性极高的任务，毛主席都愿意交给汪东兴来做，可见汪东兴在毛主席眼中是非常值得信任的人。

革命友情

随着汪东兴保卫工作的日渐深入，他的官职也越来越高。1960年，汪东兴担任公安部的副部长。

但越来越高的官职并没有让汪东兴忘记本心，反而他能够由此戒骄戒躁。

毛主席指导汪东兴，“你只懂得警卫工作是不够的，还要多接触农业、多做调查研究。”

于是，汪东兴便居家迁到了江西的南昌，在这里对“三农”工作展开了调查研究。

汪东兴在江西进行调研、创办学校，得到了毛主席的大力支持。两年之后，汪东兴才重新回到北京，继续从事保卫领导工作。

1965年，汪东兴带着社教工作队来到了江西省铅山县的孔家大队，他以“劳汪”的化名，和当地农民相处了一段温馨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没有人知道他就是如今公安部的副部长，他和当地的农民一起住在简陋的小屋里，一起吃饭，一起劳动，割禾、摘茶样样都行。

与此同时，汪东兴还注意到了孔家大队的一个名叫孔繁冬的社员，这个孔繁冬年纪轻轻，但是非常肯吃苦，在集体劳动中，经常是干的最多的那一个。

经过一番了解，汪东兴才知道，原来孔繁冬从小家境贫寒，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读书，这个吃苦耐劳的年轻人很快便得到了汪东兴的赏识。

几个月的同吃同住生活，让汪东兴和孔繁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离开之际，汪东兴向孔繁冬告知了自己的真实姓名，耐心地叮嘱着已经成为支部书记的孔繁冬，一定要时刻装着群众，搞好农村的基础建设工作。

孔繁冬一一答应下来，就这样，两个惺惺相惜的好友分别了，直到20多年后才又见了一面。

两人虽然分隔千里、社会地位也不相同，但他们始终没有忘记对方。

1988年，早已经退休的汪东兴重新来到孔家大队，专程看望孔繁冬。

此时的孔繁冬也已经从支部书记的职务上退下来，两个头发花白的老年人见面之后，分外想念。

两人从身体状况聊到20多年来的生活，之后孔繁冬又陪同汪东兴看了看自己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两人在见面之后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经常会有信件的往来，孔繁冬也曾多次到北京来看望汪东兴。

2008年孔繁冬临终之前，再一次到北京看望了汪东兴，随后不久他便离开了人世。

半路交友，身份地位差距极大的两个人，却能成为一辈子的朋友。

当时已经是公安部副部长的汪东兴，毫不吝啬地交下了还只是小社员的孔繁冬这个朋友，这足以看出汪东兴的珍贵品质。

晚年生活

1980年，汪东兴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迅速完成了从领导人到平民的角色转变，这一过程汪东兴进行的非常顺利，甚至有一些怡然自得。

汪东兴住在西单东侧的胡同里，潜心学习，颐养天年，基本上不会参与别人邀请的诸多活动。

直到1994年，汪东兴的故乡弋阳县想要邀请他编撰《弋阳县志》，他非常热情地答应了。

那时候，全国正盛行修志热潮，弋阳县也不例外。

要编史修志，就要征集文物、收集史料，所以走访老同志是必不可少的功课。于是，汪东兴便成了弋阳县修志代表陈家鹦的走访对象。

起初，陈家鹦十分担心汪老不会同意自己的采访，因为汪老已经闭关好多年，不参加活动了。

但令他惊喜的是，汪东兴非常热情的招待了前来采访的弋阳县修志代表们。

汪东兴接受了邀请，成为了《弋阳县志》的编纂顾问，他不像其他人，仅仅是题字留名就完了，相反，汪东兴对于这件事非常的认真细致。

他不仅会按照修志人的要求写文字材料，还会认真审阅稿件并提出自己的意见。

在《弋阳县志》出版之前，修志人专门将他们撰写的苏区斗争部分的文字图片稿寄给汪东兴，让其帮忙把把关。

大家都以为，汪老也就是简单的看看，没想到几天后，汪东兴专门派人给他们办公室打来电话。

告诉他们这段稿件中关于弋阳苏区的斗争形势地图画错了，并且汪东兴还亲自修正、写了文字说明，寄给了弋阳当地的修志人。

除此之外，汪东兴还收到过不少媒体提出的采访拍摄邀请，其中还有不少国外机构的邀请，但除了党史机构的联系之外，其余的都被汪东兴拒绝了。

汪东兴认为，自己作为曾经经历过革命的人物，又有着在毛主席身边长期工作的经历，他所经历的这些片段应该由专门研究革命的中国专家得到。

作为汪东兴革命道路上的两个重要人物，汪东兴曾经多次提到过方志敏和毛主席。

汪东兴在接受方志敏纪录片的记者采访时说道，

“毛主席非常钦佩方志敏同志，经常会在我的面前怀念他，毛主席曾经说过，方志敏同志是有理想有气魄的革命家。”

这些谈话都成为了非常珍贵的文档材料。

此外，汪东兴也撰写过许多有关毛主席的生活资料，作为30多年来唯一一个待在毛主席身边的人，汪东兴对毛主席了解的同时，也非常的敬仰。

毛主席逝世之后，多年来，汪东兴对毛主席的思念之情不减愈增，每到毛主席的诞辰和忌日，汪东兴都会亲自到毛主席纪念堂献花怀念。

毛主席诞辰100周年时，汪东兴还特意写了《汪东兴日记》，记录了自己曾经与毛主席的交谈与互动，以此来纪念毛主席。

2015年，汪东兴在北京医院，因病医治无效而逝世，享年100岁。

在临终之前，他始终念叨着毛主席的种种，他用虚弱的语气告诉自己身边的家人，

“我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跟随和保护毛主席，我做好了这件事，已经死而不憾了！”

汪东兴的一生，从走上革命道路的那一天开始，仿佛已经在为遇到毛主席而做准备。

从1947年到1976年这30年的光阴中，和毛主席相处的点滴早已经刻在了汪东兴的心中，毛主席不仅是万千民众的星光，更是汪东兴一生的启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