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义和团，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一直主剿，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也都坚决主剿。东南经济发达，官员主张剿灭义和团，因此义和团在东南未能发展，更未形成规模。
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义和团的“扶清灭洋”口号是“会匪”的一贯策略，如果因此姑息，就会犯巨大错误。义和团各种神功都是谎言，如果朝廷因此而害怕义和团，则更是大错。1900年5月末，义和团在朝廷支持下向直隶、京津发展，行为更加过激，烧毁北京一些店铺，并拆毁铁路、焚烧车站，见此，他们公开反对朝廷的政策。张之洞、刘坤一立即致电荣禄，认为这是借闹教而作乱，专为国家挑衅，且铁路与教堂何设？可见实系会匪，断非良民。他们认为如此发展下去，则各国必以保护教士教民为词，派兵自办，大局将难收拾。义和团“法当所诛”，朝廷应“一意主剿”。
他们希望朝廷能改变政策，对义和团由抚改剿。6月15日，刘坤一、张之洞联衔电奏朝廷，力促朝廷改变政策。他们提醒朝廷：
对义和团如果再迟疑而不迅速剿灭，各国一定会派兵来华，越俎代谋，祸在眉睫；
并表明自己心迹：此实宗社安危所系，不敢不披沥上陈，所以恳请朝廷明降谕旨，立即镇压义和团；强调从来邪术不能御敌，乱民不能保国，外兵深入横行，各省会匪四起，大局溃乱，悔不可追；他们最后强调，已经千钧一发，非常危险。
在此后的四次御前会议上，虽然也有众多高官力主避战，但他们的哀求根本无济于事，慈禧依然决定对外宣战。
在朝廷与各国正式宣战之前，以刘坤一、张之洞为核心的东南地区督抚感到大局已难挽回，于是开始大胆筹划以“保境安民”为主旨的“东南互保”。
张之洞、刘坤一多次与外国驻汉、驻沪领事馆和有关洋人联络，一再表示决不愿与洋人开战，坚决保护洋人生命财产安全、维持一方平安的主张。英国担心他们无力保持局势稳定，提出可以派军舰进入长江协助，但为张、刘拒绝，表示自己有足够的力量保持长江流域稳定。同时，张之洞还致电一些驻美、日大臣，要其劝说两国仿效英国，不对中国东南动武，“共保东南大局”。在刘坤一、张之洞的指示下，早有此意的盛宣怀在东南官员之间、在中外之间四方联络，积极奔走，成为“东南互保”的穿针引线者。李鸿章、袁世凯也对东南互保表示坚决支持。
就在东南督抚开始与列强接触、谈判的关键时刻，6月21日慈禧向各国“宣战”的消息传来，同时，朝廷还在20日、21日先后下达令各省督抚“联络一气保疆土”和“招义民御侮”的谕旨。
刘坤一、张之洞知道事关逆旨抗上，非常担忧，而盛宣怀也担心宣战上谕一旦公开，谈判将功败垂成，立即建议刘、张令各电报局不准公开宣扬此谕，只能“密呈督抚”。
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对盛的主张表示支持，刘坤一派沈蔼苍，张之洞委托陶森甲为全权代表，会同上海道余联沅与在沪各国使节交涉。盛宣怀担心清朝驻外公使探到宣战诏书后立即回国，他认为这无异于宣战，所以建议他们不要“下旗回国”，而驻外公使们也极力赞成东南互保、不赞成“宣战”。6月22日，刘坤一、张之洞联名上奏，以东南无义和团义民，不能执行宣战谕旨为由，要求解散义和团，保护使馆，公开表明了他们与朝廷截然相反的立场，举起了东南互保的旗帜。
但当时东南地方官僚内部意见并不完全统一，原来支持义和团的山东巡抚、于1899年末担任“长江水师巡阅使”的李秉衡，在1900年5月下旬行抵江苏省会所在地苏州，虽然他在江南五省的总督巡抚联名反对招抚义和团，并在发往朝廷的电文上名列首位，但他却主张炮击长江上的外国军舰，并从苏州赶到江阴炮台，做炮击准备。
盛宣怀得此消息大惊失色，他知道如果炮击长江外舰，东南互保将功亏一篑，立即电告刘坤一、张之洞。此时恰逢朝廷要各地督抚勿再迟疑观望，迅速筹兵筹饷，北上增援，如有疏失，唯各该督抚是问。
刘坤一借机以李秉衡“威望素著”为由，令其马上从江阴赶到两江总督所在地南京，命令他带兵北上保卫朝廷。李素忠诚，立即带兵北上，刘坤一就此名正言顺地排除了东南互保的一个“障碍”。
6月23日，盛宣怀、余联沅、陶森甲和沈蔼苍四人通过总税务司赫德的帮助，同驻沪各国总领事举行正式会谈，商讨东南互保的总体策略和具体方针。谈判内容有保证东南地区外国人生命、财产安全，同时也有要列强约束各自军队和船只水手的内容。
盛宣怀唯恐夜长梦多，6月24日又电告李、刘、张，劝他们在未正式接到朝廷宣战上谕之前赶快与各国领事订约，主要内容是“挽救时局”，“与各领事订约，上海租界准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均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商民人命产业为主；一面责成文武弹压地方，不准滋事，有犯必惩，以靖人心”。他进一步分析了形势：“北事不久必坏，留东南三大帅以救社稷苍生，似非从权不可，若一拘泥，不仅东南同毁，挽回全局亦难。”此电一是提出了东南互保的基本原则，二是以救社稷苍生、尽力挽回全局等“大义”打消李、刘、张等地方大员对抗旨的顾虑，使这种战时地方公开不服从中央、明显抗旨的行为具有某种“合法性”。李、刘、张阅后表示同意。
从最早接触、谈判开始，外国官员对中国地方官员能否违背朝廷旨意保护外国人生命财产安全大有疑虑，直接问即使订立条约互保安全，但如果贵国大皇帝又有旨来杀洋人，是否又遵旨照办？中方代表谎称此次订约系奏明办理，一再强调是奉旨办事。
经张之洞、刘坤一指派，上海道余联沅为代表、盛宣怀为帮办于6月26日在上海正式就“东南互保”与上海各国领事谈判。会议通过了盛宣怀草拟的《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保证东南和平的《东南保护约款》，又称《中外互保章程》，共9款，主要内容是：
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
长江及苏杭内地归各督抚保护，严拿土匪，保护各国商民和传教士产业；
各口岸已有外国兵轮的，仍照常停泊，但水手不得上岸，如果不与中国督抚商允，各国不得多派兵轮驶入长江等处，兵轮不得在吴淞及长江各炮台附近停泊；
各国兵轮不得往上海制造局、火药局一带游弋停泊，而中方保证制造局军火专为防剿土匪和保护商民所用。
《中外互保章程》在上海签订后，刘坤一、张之洞分别致电驻欧、美、日使节，要求他们向所在国的外交部递交东南互保条文，陈以利害，促成在上海的谈判。地方督抚，直接染指、参与本应是中央政府才有的外交权，直接向驻外使节发指示，这也是督抚权力扩大的一个重要标志。
东南督抚紧锣密鼓地商议东南互保，彼此沟通既要迅速，又要保密，电报起了重要作用。早在1880年10月，经过李鸿章十数年不懈努力，清廷终于允准他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李鸿章任命盛宣怀为总办。天津为“总局”，上海“副之”，盖因上海电报分局为南路各局总汇，并且上海也是外国在华电报的汇集之地。这是中国近代电讯事业的开始，二十年来电报线路已经遍布全国各地，但义和团运动爆发后，电、电线、电报局都是团民眼中最主要的“洋”物，必须铲除。在此期间，北方的电报通信系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直隶、京津线路破坏尤其严重。直隶线路的破坏，使北京与武汉、西安的通信不畅。京津线的破坏，后果更加严重。因为该线路连通北京天津，又通过海底电线接通上海，是清政府对外通信联络的主要通道。但北方各省严控义和团的只有山东袁世凯，在山东境内保护电线电报局，还能保持线路畅通。这样，朝廷与东南诸省的许多信息，彼此都要通过袁来转达。
当宣战上谕正以“六百里加紧”的传统方式传送全国各省，山东巡抚袁世凯是除直隶总督外最早接旨的。接旨后，他用电报率先向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四人通报了中外决裂的消息。此四人得到消息后，开始了东南互保的谋划。电报局总办盛宣怀严令各电报局封锁宣战谕旨，并且规定东南督抚之间的密切商议一律用密码转盛本人，保证了各省官员电报信息传递的秘密性和安全性。如果没有电报这项新技术，或电报被朝廷掌控，东南互保也很难成局。
东南互保正式成立后，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山东巡抚袁世凯、四川总督奎俊，以及陕西巡抚端方等均对东南互保表示赞同，远远超出了长江流域的互保范围。
东南互保”与朝廷的“宣战”谕旨显然相悖，所以张之洞、刘坤一在签约的同一天就会衔电奏慈禧，力陈苦衷，有理有据，使朝廷接受他们的所作所为。此奏由张起草，一开始就明确表示不赞同朝廷向各国宣战和招募义和团民的政策，并劝朝廷改变政策：
“此次大患在与各强国一齐开衅”，“拳会仅持邪术”根本不可能以血肉之躯战胜列强的炮火。
“以京师之重地，作孤注之掷，危迫甚矣。论兵力，一国焉能敌各国，不败不止；论大势，各国焉肯输一国，不胜不止”。
结果必然是“各国大队直入京城，宗社乘舆，何堪设想！此臣等痛哭流涕，不忍言而不敢不言，不得不万叩以请朝廷呕思变计者也”。
而且，长江沿岸只有抢劫偷盗的“会匪”“拳匪”，“并无拳会之党可招”。
在论证了朝廷面临可怕的局面后，他们自然得出为全国计、为朝廷计应实行“东南互保”的结论：
“就目前计，北事已决裂至此，东南各省若再遭蹂躏，无一片干净土，饷源立绝，全局瓦解，不可收拾矣。惟有稳住各国，或可保存疆土。”
由于列强在长江流域的利益矛盾严重，“在我正可就其所忌而羁縻牵制之。若鼓动一国，势必群起而攻，大沽覆辙可深鉴也，此实委曲求全之策”。他们坦承，在长江流域如果只与一国开战，有可能支撑半年，但如果说可以抵抗多国，则“臣等诚不敢故作矜夸之语，以欺君父而误国家”。“总之，能联络一日，长江以内尚可使外人无从逞志”。
他们抓住谕旨中有“各督抚互相劝勉联络一气，共挽危局”的字句，尽量将东南互保说成是符合圣旨的“联络一气，共挽危局”之举。当然，他们不能不表示：“倘各国必欲以干戈从事，派大队兵舰来江攻我营台，实逼处此，臣等受恩深重，有守土之责，自当尽力抵御，存亡与共。”最后，他们特别强调朝廷不要将驻外使臣召回，“若使臣下旗回国，即是明言决裂，自认攻毁各国人命物产，以后更难转圜，似宜仍令暂驻各国为宜”。尽量为朝廷日后议和留下后路。
6月28日，即东南互保的“章程”签订两天后，朝廷的“宣战”谕旨才在上海公布，张之洞、刘坤一向盛宣怀等保证，一切责任都由他们两人承担。但慈禧在“宣战”后给他们的上谕中对他们的违旨不但没有责备，反而称赞“互保”是“老成谋国之道”，并且朝廷“与该督等意见正复相同”。经过一番串联，广东、山东、浙江、福建、四川、陕西、河南等省份先后参加“互保”。
确实，事后看，东南互保对国家整体来说，可谓立下大功。既避免了八国联军把战火烧到南方，也阻止了义和团运动向南方的扩展。要知道，义和团运动对北方多地造成巨大伤害。繁华一时的北京前门商业区，被烧为平地。如果义和团运动蔓延到南方，必然造成更大的损害。当时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企业，必定深受其害。
因为东南互保保障了南方各省的和平和秩序，庚子事变以后，南方的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期。1901-1911年，全国新开办的民族资本企业共有392家，绝大部分都在江南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等地区，总共只出现了30多家，连十分之一都不到。
可以说，东南互保为国家保住了元气和基础，避免了彻底亡国的命运。按照当时中外的实力对比，如果全国孤注一掷，和洋人开战，结果只能是张之洞所说的那样：“断不能敌各国”“有输无赢”。甚至就此让中国跌入完全殖民地的深渊。
关于东南互保，其中引人深思的一点在于，中国的政治传统中，有一种巧妙的结构。一方面，中国的政治传统是高度集权的，要求全国绝对服从皇帝，皇权至上；但另一方面，在中国政治传统和政治文化中，却又给反对皇帝错误的决策，提供了充分的法理依据。
两种看似矛盾的观念，却神奇地并存在同一个政治文化中。再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彰显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高度灵活性和现实性了。
具体到东南互保来说，随便表面上是无可否认的地方抗命中央，甚至直接驳斥中央的指示，但事后，大家很容易能找到自圆其说的解释。
首先，中国自古就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说法。皇帝不见得准确了解各地的情况。在外独当一面的地方大员、大将等人，可以根据现实情况，决定是否执行皇帝的命令。只要事后证明“将”的决定是正确的，那就毫无问题。
其次，对清朝来说，也有“仰体皇上”的说法，也就是要求官员从实际而不是仅仅从字面上理解、贯彻皇帝的命令。从清朝的实际层面来说，显然，剿灭义和团、维持和各国的友好邦交，是一贯政策。督抚们坚持这个原则，就不能算是真正的抗命。
至于那个诏书，事后可以解释为皇帝和太后被小人所骗，发布了并不符合本意的命令，错在那些小人，而不在皇帝和太后。
所以，李鸿章用的词是“乱命”，也就是并非皇帝太后本意的命令——“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来源 《中国切片，1900》（雷颐作） 李子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