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西藏史（九十七）——西藏妇女地位的变化（下）

2022年07月03日07:37:06 历史 1862

喜欢听音频的朋友可移步喜马拉雅，搜索《通俗西藏史》，老布充满大碴子味儿的口音，将扑面而来！

各位喜马拉雅的小伙伴大家好，藏史德云社的老布，又来啦！

咱们上期，咱讲了吐蕃妇女地位的上半部分，从整体上说是个从高到低的变化曲线。

其中，赤玛伦的摄政可以看成是妇女政治地位的巅峰，今天这期咱们来讲之后的变化。

没庐赤玛伦摄政之后，吐蕃王朝又出现过两次明显的后妃干政事件。很有意思的是，这两次事件都是外戚世家纳囊氏和蔡邦氏之间的博弈。

同时，两次事件也都对吐蕃王朝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公元755年，赤松德赞坐上了赞普宝座。

作为吐蕃历史上运气最好的赞普，他登基的当年，就赶上了安史之乱。随后，吐蕃打出了水银泻地般的进攻狂潮，横扫河陇数十个州县，打得唐军缩在陇山里不敢露头。

这段如日中天的岁月，足够甜美，也足够得长，从唐代宗一直持续到了唐德宗的贞元年间，差不多有四十多年。

这段时间正好与赤松德赞的执政周期相吻合，也就是说，吐蕃最好的一段岁月，基本上由他一个人独享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松赞干布可以看做是吐蕃王朝的唐太宗李世民，那赤松德赞就是“开元盛世”的开创者李隆基。

除了在军事上的快速膨胀，赤松德赞还迎请了寂护和莲花生大师入藏、修建了桑耶寺、主导了第一批本土僧人出家、驱逐了本教势力。由于他弘扬佛教的贡献，后世的佛教势力将他尊为“吐蕃三法王”之一。

但就是这么一个轰轰烈烈的领袖，在晚年却遭遇后妃争权的窘境。

公元797年，赤松德赞和大相尚结赞商讨国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位尚结赞是那囊氏的大臣。

王妃蔡邦氏担心赤松德赞与尚结赞密谋，将王权交给那囊妃生的儿子，便派自己的儿子牟如硬闯会议室，正巧尚结赞派他的儿子伍仁在门外把守。

两个年轻人争执不下，最终演变成拔剑械斗，结果伍仁被王子一剑封喉。

家族成员当众被杀，那囊氏岂肯善罢甘休。

更何况，杀人的可是蔡邦妃的儿子。这事儿，叔能忍，婶儿也不能忍。尚结赞掌权二十余年的威望，给了赤松德赞巨大的压力。

按照吐蕃的法律，每个人的身上都有身价，也叫“命格”，如果杀伤的人命需要按照律条上的规定相应赔偿。

这次被杀的，如果不是尚结赞的儿子，而是其他大臣的儿子，那么王子只需要赔偿身体重量的黄金，就可以脱罪。

这对蔡邦氏这种大豪门根本不是事，但可惜这次死的尚结赞的儿子，那囊氏也不是缺钱的主儿，坚决不要黄金，就要王子抵命。

赤松德赞没有办法，亲自召集了御前大会，在会上他无奈地引用了所谓“三喜法”的判决方式。

即委托牟尼赞普掌管国政（牟尼、牟如、牟迪三位王子都是蔡邦妃的儿子），以使蔡邦氏欢喜；

补偿尚结赞一日马程的土地，以使那囊氏欢喜；

将王子牟如流放九年，以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以使臣民上下欢喜。

这次后妃政权事件，对三方都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从吐蕃的角度上说，赤松德赞在此事之后不久，便消失在史料中。关于他的身后事，史料里有多种解释。

从纳囊氏的角度上说，此事之后纳囊家族的大臣，再也没担任过大相。可见这次逼宫事件，对王室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

从蔡邦氏的角度上说，接任赤松德赞的大位牟尼赞，在执政不到一年就离奇而死。同时，那个被流放的王子牟茹，也被人刺杀而死。

45年之后，纳囊氏和蔡邦氏两个家族，再次爆发权利斗争。

这次权斗造成的影响更严重，直接成了吐蕃王朝的掘墓人。

公元842年（唐武宗会昌二年），末代赞普郎达玛因为灭佛，被佛教徒一箭穿心而死，辉煌豪劲的吐蕃王朝就此落幕。

但是我们心里也要清楚，朗达玛刺被杀，并不是吐蕃崩溃的原因。

要知道，之前被人杀了的吐蕃赞普有好几个，吐蕃不也没崩溃嘛！

咋朗达玛一死，吐蕃王朝就崩溃了呢？！

所以，朗达玛死了不是问题，问题是让谁上来接着干！

朗达玛去世的时候，确实没儿子，可他死了以后，一下冒出俩儿子来。这问题就严重了，

按照藏文史料的记载，朗达玛死时，蔡邦妃有孕在身。

但蔡邦妃有孕在身，那囊妃就很不爽了，她感觉“我也有必要生一个！”

于是，宫心计成为事件的主线，那囊妃用毛毡缠在腰上，谎称自己也怀了孕，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号称在“安胎”。

跑回自己家的蔡邦妃，生了一个带把的王子。

得到消息的那囊妃，立刻就把肚子卸了货，抱了一个儿子出来，说是自己昨晚生的。

大臣们一瞅，这娃的乳牙都长出来了。

这么大的孩子说是昨夜所生，这不侮辱智商嘛！

谁家没生过孩子呀？！

但大臣们也挺逗，一致认为这孩子应该叫“云丹”，意思是“母后坚认”。也就是说，是孩子他妈坚持认为这是亲生的。

当这个孩子被抱上赞普之位后，上尊号为“赤德云丹”。

蔡邦氏说啥也不认，他们把另一个娃抱上了王座，尊号为“赤沃松赞”。

于是，吐蕃二王并立，剩下的就是站队了。

那囊和蔡邦两大氏族豪门为了拉拢各种势力，大肆封官许爵，一时间吐蕃国内各种草头领导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好端端的一个国家，迅速被分割成无数互不隶属的碎片。

《贤者喜宴》中记述，就在前藏一个地区便出现了，“大政权、小政权；众多派、寡少派；金枝系、玉叶系；食肉者和食糍粑者等，相互进行争夺战。”

不久后，吐蕃爆发了席卷全境的属民大暴动。

在大暴动的打击下，王室失去了对吐蕃的控制权，吐蕃王朝作为统一政权的岁月彻底终结。

这个曾经占据了250万平方公里的大帝国，快速崩碎成了无数的碎片。

从咱们这两期的讲述上看，是不是给您一种，吐蕃王朝妇女地位挺高的感觉？

其实这种地位比较高的感觉，只限于贵族层面，从整个社会的角度上说，妇女地位依旧算不上太高。因为，从吐蕃的法律条文上看，普通妇女的地位，明显低于男性。

比如说在法律条文里明确写着，“绝嗣之家，其妻室有父归父。无父，则将其女人与另一半牲畜、财物给其兄弟近亲”。

这个条款里，将妇女与牲畜并列，看做成了财产的一部分。

在另外一个条文里写到，如果某人“从耗牛身下救人，被救者则以女儿赏之，无女则给妹，无女、无妹则给银二百两”。

您看这里又把妇女，当做了感恩的礼品馈赠给恩人，这说明贵族妇女与普通妇女的身价地位不同。

但不管怎么说，吐蕃王朝时期的妇女地位，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至少有参与政治事务的机会，也算是有自己发声的管道。

等到了西藏的教派时代，也就是藏传佛教的后弘期，妇女地位再次下降，很难再有机会参与到政治事物之中了。

这种情况跟中原也比较类似，汉唐时期的女性相对来说地位比较高，出过吕后、武则天这种女强人。但到了明清时期，女性已经呈现出明显的附属品特性。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地位的明显下降呢？

除了男人有意识地打压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妇女失去了工作的权利，也就失去了经济上的独立地位。

没有经济上的独立，说什么提高妇女地位都是胡扯。

所以，建国以后提高妇女地位，也恰恰是从恢复妇女的工作权利入手的。

这种情况在藏区来说还相对比较好，但这种相对较好的状态，完全基于藏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而不是来自于某个人、某个政权和某个思想的赋予。

从佛教世界的状态上看，依旧是个男权社会，但藏区的社会环境现状是，地广人稀，再加上大量青壮年出家为僧，脱离了生产劳动。

关于青年男子大量出家的状态，《西藏志》里记载了一组相关的数据，在乾隆二年(1737年)，达赖喇嘛管辖的寺庙有三千一百五十座，僧人三十万二千五百六十人。班禅喇嘛管辖的寺院有三百二十七座，僧人一万三千六百七十一人。也就是说，仅仅黄教一派消耗的青年男性，就有三十一万五千二百三十一人。而当时整个西藏的人口基数，也就在一百一二十万的数量级。

在青壮年男子大量出家的情况下，妇女必须要承担更多的劳动义务。

关于这一点，在《西藏新志》里有很详细的记载，“西藏男子怠惰，女子强健。普通男子所操之业，大抵为妇女之职务，或耕作田野，或登山采樵，或负重致远，或修缮墙壁，建造房屋。凡普通男子所为，概为之，贸易亦多属妇人。”

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妇女的政治地位大幅度降低了，但家庭地位降得不多，甚至某些地方有点提高了。

于是，我们就能看到在某些区域，藏人家庭出现了一妻多夫的情况，妇女成了维系家庭运转的轴心。

同样出于《西藏新志》的记载，“（女子）在家应庖厨、纺织、裁缝，以及老幼之梳发等事，亦为之，男子间亦耕作，不过为妇女之辅助。使牛马负载货物，非得女子之助不能也。”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女子在家里操持一切家务之余，还要承担农田耕作，男子偶尔参加的农活，不过是女子的辅助，甚至像用牛马驼运货物之类的工作，没有女子的协助，也难以完成。

从上面这两条记载可知，藏区妇女家庭地位高，是妇女们用承担生产工作的代价换来的。她们承担了从生育、抚养子女，到担水、砍柴、盖房、放牧等几乎一切的劳动，同时还要应付政治集团摊派的劳役。

要知道，当时西藏地方政府摊派的乌拉差役，可是不分男女的。

《西藏图考》里面记载，“土民之服役者，名乌拉，凡有业之人，勿论男女，皆与其选”；

《西藏记》也称，乌拉差役“凡有生业之人，毋论男女皆派。即他处来者，或仅妇女，但能置立烟灶租房居住者亦派。”

由此可以看得出来，藏区妇女的家庭地位高，是以一种代价沉重的方式获取的。

在写这篇文稿的过程中，正好看到了一篇松潘地区藏族博士写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