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给历史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而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那文化大革命前夕的一些事情。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渐渐成为了当时的史学家的是使命。加之毛泽东在当时提出了“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的说法，以“阶级斗争”涵盖一切的倾向就开始逐渐泛滥了。
以1958年的“史学革命”为开端，由此开始了对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否定，而对于农民起义则是一律推崇。那些古代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甚至是科学家一律被认为是“统治阶级的代言人”，要么就是“封建王朝的御用工具”，反正就是没有一个是好人。
而那些好人和英雄就只剩下那些农民起义的了，正如毛泽东曾经所说：“梁山好汉都是些不甘受压榨、敢于反抗的英雄，那时的梁山虽然没有产生马列主义，但是他们的所做所作，基本上是符合马列主义的。”
也就是在这样的倾向之下，从盘古开天以来，整个中华历史上除了陈胜、吴广、黄巢以及李自成、洪秀全等人，剩下的没有一个是好人了。
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翦伯赞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想要扭转那种把中国历史说成是一团漆黑的倾向。但是好景不长，后来成为了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主要成员的关锋和戚本禹，分别写了题为《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问题》、《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不点名地批评翦伯赞。
李秀成，乃是忠王，太平天国后期重要人物。当时他向洪秀全建议放弃天京，但是没有被采纳。于是他决心死守殉国，在被清军俘虏处死前，他写了一篇《自述》。其中主要是记载他本人参加太平天国运动的经过，其中他为了自己的部下不被屠戮，就写了些称赞曾国藩、曾国荃两兄弟的话，希望他们可以收降其部下。戚本禹就据此指认李秀成乃是叛徒。
而李秀成被打上“叛徒”的标签之后，苏州拙政园门口的“太平天国忠王府”的牌匾和大厅里描绘李秀成召集部下将领召开军事会议的画也被认为是“为叛徒树碑立传的标志”，因此而被摘掉了。
戚本禹的发表后，话剧《李秀成》也停止了。对于这种“骂倒一切”的“史学革命”，当时有许多学者是持反对意见的。1963年，中宣部副部长召集部分学者开会，会上认为戚本禹的文章基调是错误的，照此否定的话，中国历史上就没有几个好人了。同时不能因为这篇文章就否对李秀成一生的革命。会后，中宣部指示话剧《李秀成》照常演出。
而戚本禹见此,大感形势不妙，正打算写检讨。就在这时江青召见了他，原来是江青将他的文章介绍给了毛泽东，而毛泽东读了之后批了几行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有了这个打气之后，戚本禹这下放心了，于是继续写他的革命文章。
而这场“史学革命”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先声了。而它的影响就是导致许多大学取消了历史专业，一些师范学院的历史系也被并入其他系。就算有一些大学的历史系得以幸存下来，也就只剩下两个“四史”。
也就是中共党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农民战争史、帝国主义侵华史以及贫、下中农家史、人民公社社史、村史、厂史。这对于教育来说无疑是一场沉重的灾难。当然除了这一影响外，还有就是否定所有的“清官”。在这样的论调下，海瑞、林则徐、郑板桥等都被认为是“反动派”，由此1965年11月，文化革命就此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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