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中，十军是唯一一支被强敌分割、孤军奋战直到抗战胜利的部队。
抗联第10军军长的名字，在各种有关抗联的历史书上都不一样，有写成汪雅臣的，有写成汪亚臣的，还有写成王亚臣的，其实这都是一个人。
如果再查一下资料，还可以查出他的另外一个名字王景龙。在这里，笔者按照目前最权威的史书记载将其写为汪雅臣。
汪雅臣本是五常县人，少年时代因家贫而只读过一年私塾，大多数时间还是在放猪和下地干活。
15岁那年（1926年），汪雅臣跑出去到苇河县当了伐木工人。本想能闯出条生路，可是干了两年才知道，在外伐木和在家种地也差不了多少，于是就又回到了老家。
回到老家后，他一没钱二没地，还是没法活。情急之中，他想到了穷人们穷得实在没办法时常想到的一招一一当胡子去。
当时，在汪雅臣的老家那儿正好有一个报号“东双胜”的缙子，汪雅臣便到那里落了草，报号为“双龙”。
1929年春，原东北军第26旅第34团来到了夹信子带，与东双胜他们打了一仗。
东双胜这伙胡子人少势单，一下子就被打散了，汪雅臣在这次战斗中被抓当了俘虏，当上了一名士兵。
之后，汪雅臣因为枪法好、胆子大，在东北军中升迁挺快，“九・一八”事变前就已经是排长了。
“九・一八”事变后，第34团投降了日军，汪雅臣不愿意当亡国奴，便在部队中暗中摸底，团结那些有爱国思想的士兵，打算一起携枪带械地跑到山里自谋生路。
这时，他听说东双胜又拉起了一个名叫“保胜队”的队伍，便带着自己手下的那20多号人来到了“保胜队”，他自己则当上了“炮头”。
汪雅臣虽然又回到了东双胜的“绺子”里，但他这时的思想却与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
他对东双胜说：“东北已经失守，国家就要完了，咱们可不能再当胡子了。没有国就没有家，我们应当枪口对外，专打日本鬼子……”
可是东双胜却根本听不进去。多年来的山大王生活已经使他养成了一身匪性。汪雅臣见说不动他，便决心自己干了。
1932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汪雅臣正要带着弟兄们去袭击日军的一个据点，突然附近村子里的一个老百姓跑来对他说：“东双胜又到屯子里抢老百姓东西了！”
汪雅臣一听，当时就火了。“这样的大当家还留着他干什么？"他带着一帮人找到了东双胜，二话没说就把他给枪毙了。
然后，他对“保胜队”里的土匪士兵们说：
“弟兄们，大掌柜的下场是他自己逼出来的，我曾经多次劝他改邪归正，但他就是听不进去。”
“眼下，咱们的国家就要亡了，东北的老少爷们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咱们要专门打日本鬼子才对呀！”
“现在，我接管全队，弟兄们有愿意跟我一起打鬼子的就留下，不愿干的就回家。”
听了汪雅臣的话，队里的弟兄们都说愿意留下来跟汪雅臣一块抗日。从此，汪雅臣就在五常南山里一带扯旗抗日了。他带的这支队伍因他报号为“双龙”，而被称为“双龙”队。
“双龙”队成立半年多以后，就遇上了一件不太好办的事。
原来，1933年春天，驻守在五常县山河屯的伪军一个营400多人，在刘营长的带领下举行哗变，然后来到了五常县南山里和九十五顶子山西莲花座落草为寇，当了山大王。
7月份，刘营长给在南山里活动的各小股山林队首领下了“帖子”，约他们到一起开会。汪雅臣就是到会的人之一。
汪雅臣到会后才知道，刘营长找大家的目的是想让大家和他一起去打另一伙与其争地盘的地方武装。
汪雅臣一听就烦了，转身就要走。这时，刘营长问他：双龙，你到底愿不愿意去？
汪雅臣说：不愿意！现在我们应该联合起来一起去找日本鬼子，而不应该互相火并。
汪雅臣一带头，那些本来也不太愿意跟刘营长干的人对刘营长也都提出了不同看法。
刘营长一见这些人不听自己的调遣，便只好宣布休会。但同时提议大家第二天都带着自己的队伍前来集合。
汪雅臣一听这话就感到有点不对劲，回到队后心中暗想，如果明天去的话，十有八九是要被缴械的，所以他决定无论如何是不能去。
但是事已至此，在南山里也就无法再呆下去了。为了防止刘营长下一步来吃掉他的队伍，汪雅臣果断做出决定：离开五常南山，连夜赶奔朱家上口，投奔宋德林的反日山林队。
第二天发生的事情果如他所料，那些去了的山林队都被刘营长给缴了械。
汪雅臣前去投奔的这个宋德林，原名叫宋传廉，人称大德林，也是五常县一带有名的大胡子头。
大德林虽说是胡子，但却是那种比较仁义的胡子，他的“绺子”专抢一些有钱的富家大户，从不骚扰贫苦百姓。
加上他在“九•一八”事变后公开扯起了抗日的旗帜，所以名声很好，队伍发展也很快，现在已经有1000多人了，是五常县一带较大的反日山林队。
汪雅臣找到宋德林，向他谈了自己的来意——为了抗日救国，要求将自己的队伍编到宋德林的部队里去。
但是，他又强调说，他的“双龙”队编入宋的部队后，“准编不准调”，就是说，他仍然要保留“双龙”队的指挥权，可以单独行动，也可以配合宋部一起作战。
宋德林只求扩大自己队伍的声势，于是就答应了汪提出的条件，把他的“双龙”队编为宋部的4支队，任命汪为支队长。
汪雅臣身材高大、智勇双全，每次打仗都带头冲锋陷阵，他的第4支队战斗力也很强。
编入宋部后不久（8月份），便和宋部一起取得了沙河子战斗的胜利。那一仗，他们打死打伤五十多个日本兵、两百多个伪满兵，还活捉了沈青山、靖天这两名伪满自卫团长。
后来因为这两个人民恨极大，把他们枪毙了。这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人为此专门编了一首歌谣：
宋德林和双龙，来了就把沙河子攻。打死老沈，枪毙老靖。铲除日本走狗，人民欢笑喜盈盈。
1933年，当汪雅臣听到赵尚志在珠河一带组织成立了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的消息后，很受鼓舞和启发。于是他也把五常一带的反日山林队首领们找到一起对他们说：
“单丝不成线，孤树不成林。要想抗日救国，咱们大家伙就得联合起来。人家赵尚志已经在珠河干起来了，咱们也得跟人家学，联合起来打日本子！”
汪雅臣的话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于是，由这些山林队共同组成的“反满抗日救国义勇军”便成立起来了。
由于汪雅臣有200多人，又很有威望，因而被大家一致推举为首领。
当上了“反满抗日救国义勇军”首领的汪雅臣在带领队与日伪作战的同时，更加注意观察时局的发展了。
特别是通过1934年到1935年这一年多的观察，他发现在各种抗日队伍中，只有中共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在斗争中越打越大，越打越强，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抗日最坚决。
他觉得，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实现他抗日救国的愿望。于是，他开始加紧了与赵尚志的部队间的联系。
1935年春，宋德林干了一件天大的傻事。这位绿林好汉竟与日军用订战表的办法，在五常县拉林仓摆开了堂堂之阵来一决雌雄。
结果除了汪雅臣的第4支队外，其余都被打垮了、打散了。他自己也跑到山里不敢出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汪一面收拢宋的残部，一面派人到珠河去找共产党，要求接受中共的领导，不过找了差不多一年没结果，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从1935年夏到1935年冬，日伪调集5万大军讨伐我党在东北比较坚固的珠河根据地，抗联第三军寡不敌众，被迫被迫退出哈东游击区。
由于消息闭塞，直到次年年初，汪雅臣才听说我军不利，急忙亲率“双龙队”由五常东南山区到达五常北部，试图配合三军，击退日寇的“讨伐”。
在中东路南的大泥河森林中，汪雅臣与冯仲云领导的珠河县委会合，方知赵尚志已退往松花江北的汤原。
汪雅臣这时仍要求三军收编自己的队伍，使“双龙队”真正成为共产党的部队。
他对冯仲云说，我坚决接受中共的领导，你快把我的部队收编了吧，最好能把我们收编为你们第三军的一部，我跟你们一起抗日到底。
冯仲云等经过认真考虑后答复他说：宋德林的部队已经被日本人打垮了，但五常南山这块抗日游击根据地还不能丢，那里的义勇军还需要有人去收编。
这样吧，你还是回到那里去，我们把你的部队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的第8军，你看怎么样？
汪雅臣说：你们说咋办就咋办吧，我相信共产党。另外，能不能给我们派些干部，去指导我们的工作？
冯仲云说：好啊，以后我们会派个得力的干部到你那里去当政治部主任，你看如何？汪说∶我完全同意！
1936年初，东北人民革命军第8军正式成立，汪雅臣被任命为军长。全军编为五个团（其中一个迫击炮团），一个军部保卫连，共八百人。
不久，汪雅臣率八军回师五常，重上五常南山，重新投入了更艰苦的战斗。
1936年夏天，汪雅臣率八军主力来到五常县桦皮场，发现千余名日伪军正在这里宿营，当即分兵数路，乘夜暗悄然摸进敌宿营地，以枪声为号，一起开火。
战士们或端着刺刀，或挥舞着大刀片，奋勇杀进敌营。汪雅臣双手擎枪，如同猛虎出山，冲杀在前。
敌营大乱，伪军四散奔逃，一队日军就地顽抗，被汪军长率队杀退，八军缴获枪支弹药及军用品无数。
没等日伪军重新集合起来向我军反扑，八军已经迅速打扫战场，遁入山林。
天亮后敌人派出数路人马，四处搜寻，汪雅臣隐蔽不出。等到天黑，奔走了一天的日伪军一无所获，疲惫不堪地扎营休息。汪雅臣却于夜里再次突袭敌营。
随着一声呼哨，各部同时从山上向敌营杀入，很快将敌人切成几段，首尾不能相顾。
伪军们听说“双龙”又来了，吓得魂飞魄散，纷纷扔下枪来投降。只剩下一部日军与我肉搏。
汪雅臣杀得性起，竟手擎一柄钏刀，冲进战阵，砍瓜切菜一般，杀得日军四散奔逃。
战士们见状，士气大振，一齐冲杀，将这队日军消灭得一个不剩。
这时在另一条山谷里宿营的日军听见枪声，急忙来援。汪雅臣扫清歼敌，带队退入山林，大踏步地转移到九十五顶子山密营休整。
桦皮场一战，日伪军共死伤一百多人，“双龙”汪雅臣再次威震哈东。
日伪军吃了大亏，为报复汪雅臣，从夏到冬，大举出动“讨伐”九十五顶子山。
汪雅臣避敌锋芒，率部南下，转移到舒兰境内活动。不久，八军接到情报，说有五百多名日军和八百多名伪军正向珠琦口一带运动，汪雅臣命令全军齐出，设下伏兵。
中午，日军“讨伐队”首先进入我军“卡子”，汪军长一声令下，几挺机枪同时射出密集的子弹。
日军陷在狭窄的山谷里，左突右冲，鬼哭狼叫，死伤惨重。后面的伪军听见枪声，赶忙来援。
汪雅臣派人赶到伪军前面喊话：“我们是汪雅臣的部队！”“中国人不要打中国人！”
伪军们暗里十分佩服“双龙”，听了喊话，停下来不再前进。这场阻击战打得十分激烈，日军多次反攻，都被我军击退，战斗结束时，被击毙在山沟里的日军竟有三百余人。
珠琦口伏击战，与赵尚志的“冰趟子”伏击战一样，是东北抗联最成功的伏击战战例之一。
八军在五常、舒兰境内的英勇战斗，有力地配合了北满和吉东地区我军的斗争。汪雅臣不但在敌人营垒里视为强手，也在北满抗联内部引起了巨大尊敬。
9月18日这一天，北满省委在召开的“珠汤联席会议”正式做出决定：把东北人民革命军第8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10军。
同年冬，东北抗日联军第10军正式宣告成立。汪雅臣任军长，张忠喜任政治部主任。此时，该军已发展为十个团，一千多人。
这位忠贞不二的抗日英雄，一直记得珠河县委书记冯仲云对他的要求：在五常根据地长期坚持下去，与抗联三军互为支撑，互相配合，将抗日游击战争进行到底！
1937年初，十军进入困难时期。为消灭哈东地区最后一支顽强活动的抗联武装，日寇派驻重兵，进入五常、舒兰，强制推行“集团部落”和“无人区”建设计划，用整整一年时间在九十五顶子山“拉网清剿”。
汪雅臣继续带部队机智灵活地运动于五常、舒兰山区，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
一天，他正率十军一部在五常朝阳屯一带活动，突与一队日军遭遇。汪军长双枪齐发，将正在村边喝水的日本兵打死十几个。
二天，日军还没有弄明白怎么回事，十军已退进屯子南山林中。当地群众听说“双龙"到了，冒着危险送来情报，说日军一百余人明天将要来到半截河子“讨伐”。
汪军长连夜调来全军，部署在要道口。次日一大早，日军果然出现。
汪雅臣让战士们沉住气，敌人走到我军枪口前十几米处，他猛然举枪怒放，两名日本兵当场毙命。
山上山下我军一起射击，日军后退已来不及，短短十几分钟，除后尾几个侥幸逃脱，其余百余名敌人全部被歼。
这年初夏，在敌人大举“讨伐”下，汪军长率十军主力转移到五常县磨石顶子。由于作战频繁，子弹消耗得厉害。
日伪军已在山下集结，随时准备进攻，情况十分紧急。汪军长派出侦察员，探知伪军中有一位邓旅长，曾有与我军暗通款曲的表示。
汪军长当即决定下山去见他，解决子弹问题。身边的人听了都吓了一跳，说：“你的人头值一万块，万一这个邓旅长是个汉奸，将你扣下来换大洋，那该怎么办？”
汪军长笑了，道：“他要真是一个铁杆汉奸，也就是将我送到日本人那里请赏罢了，可他这样做了，也就指名道姓地欠了中国人一笔血债，早晚是要偿还的。听说邓旅长读过书，这种人一般不会让自己欠下这样的血债！”
说完，就带着两名卫兵出发了。果然，这天夜里一听汪雅臣只带两名卫兵来见，那位邓旅长先是吃惊，继而十分敬佩。
他本人对汪雅臣这位“义侠”和抗日英雄也很仰慕，爽快地答应了汪雅臣的要求，谈完了又一直拉着汪雅臣的手，将他护送出营地。
第二天，这位邓旅长叫人在山下草丛中倒下了六七箱共一万多发子弹，只将空子弹箱背回去，向日本人交差。
十军有了这批子弹，重新活跃起来，这路日军“讨伐”了一夏天，一无所获，狼狈而回。
这时，连日本指挥官也对汪雅臣生出了敬佩之心，虽然他始终不明白汪雅臣是怎样坚持下来的。
汪雅臣能在五常九十五顶子山长期坚持有他自己的原因。十军虽是一支友军，但汪军长自认识冯仲云之后，事事都按共产党的政策办事。
该部在九十五顶子山地区严格执行群众纪律，从来不夺不抢，生活及军需一靠从敌人手中夺取，二靠自己在山中开荒种地。
有时战斗缴获甚多，汪雅臣就将粮食衣服无偿地分给山里的贫苦百姓。
而当部队生活遇到了困难，群众感念汪军长的好处，就冒着生命危险，将粮食和布匹等送到十军密营里来。汪雅臣总是严令部队按价给钱。
一时拿不出钱来，汪雅臣也要打个收条，打了胜仗后，马上一一找上门去，将欠款还清。
他总是对群众说：“日本人将中国人糟蹋得够苦了，咱们不能再自个儿糟蹋自个儿了！”
正因为存在着这样的军民关系，十军才一年年地战胜敌人的“讨伐”和经济封锁，在九十五顶子山地区坚强地生存了下来。
冬日的九十五顶子山
1937年9月，在汤旺河会议上，十军正式划归吉东省委和第二路军总指挥部领率。
此后北满抗联主力陆续北移和西移，一直与十军配合作战的三军三师西征，十军与北满临时省委的联络遂告断绝。
冬天，日寇在部署“三江大讨伐”的同时，先期对十军所在的五常九十五顶子山地区展开了大规模进攻。
面对越来越险恶的局面，汪雅臣没有动摇，没有气馁，一如往常地坚持在深山密林中，与敌周旋，同时派人寻找二路军总部，请求指示。
敌人在这片山里“讨伐”了一冬一春，没有找到十军主力，却将九十五顶子山一带的山民全部赶至山外的“集团部落”，十军开垦的荒地和储藏在密营里的给养遭到严重破坏。
汪雅臣派出寻找二路军总部的人也没有一个活着回来，十军与外界的联系自此基本断绝。
1938年7月，二路军西征部队穿越老爷岭，辗转进入苇河县境，奇袭楼山镇，让汪雅臣十分兴奋。
听到消息，他立即率领十军一部，离开深山密营，北上苇河接应。
部队尚未离开五常县境，就在一个叫小山子的地方与日军“讨伐队”遭遇，汪军长率众冲锋，连中数弹，身负重伤。
副军长张忠喜兼政治部主任命人背起军长，率众死战，才突出重围，十军接应二路军西征部队的计划未能完成。
随后抗联派去西征的主力部队相继失利，十军孤悬敌后的艰难局面再也没有能够改变。
在连年苦战中，汪军长曾九次负伤。密营中缺医少药，他的伤口一直没有痊愈，有几处伤口常年流着血脓。
1938年以后，十军在九十五顶子山的密营遭到很大破坏，开始像其它抗联部队一样为每一粒粮食、每一发子弹、每一件冬衣，去攻打敌设防严密的“集团部落”。
很多人都知道，十军的抗日斗争进入了最后时刻。
抗联密营
1940年9月，汪军长的伤势更重了，跟在他身边的战士只剩下八十多人。
数千名敌人又一次出动，对九十五顶子山展开新的“讨伐”。汪雅臣意识到这可能是十军与日寇的最后一战。
回顾自己的抗日生涯，他感到骄傲，也为自己的部队骄傲。这支部队已在敌后坚持战斗了九年，没有动摇，没有投降。
他决心先敌行动，攻打五常县第二大镇山河屯，夺取粮食和弹药，做好最后一战的准备。
山河屯位于五常县城南二十五公里处，为伪滨江省南部重镇之一。镇内驻有日军守备队和伪警察署，开有日本人的钱庄、当铺。
出发前，他将全体战士集合起来，深情地对大家说：“弟兄们，九•一八后，我们已跟日本人干了九年，弟兄们辛苦了！我代表所有的中国人，给你们鞠一躬。”
“现在咱们人少枪少，很可能支持不下去了，你们谁家里有老小，可以回家，我让军需官给大家发路费。钱不多，请大家别见怪。”
“愿意留下来跟我一起干到底的，今天就随我一起去打山河屯！”
说完，他深深地向大家鞠了一躬。汪雅臣的话在队列里引起一片呜咽。
战士们齐声说：“军长不走，我们也不走！”“我们愿意跟军长战斗到死！”八十余人一致愿跟他去攻打山河屯！
汪雅臣庄重地向大家最后看了一眼，默默地点点头，再也不说什么，转身迈开大步，率全队向目的地进发。
9月11日夜，山河屯进攻战斗打响。汪雅臣首先派人割断了通往镇外的电话线，然后全队突入东门，留下一挺机枪堵在城门口，防止敌人从背后来袭。
其余的人分为两路，一路冲进镇内伪警察署，将睡梦之中的伪警察全部俘虏，武器弹药全部缴获。
另一路向日军守备队驻地发起攻击，五个日本兵在床上被击毙，其余十几人不知来了多少抗日军，狼狈逃出镇外，十军完全控制了全镇。
接着，汪雅臣派人来到日本钱庄、当铺，缴获现款三千余元，金银饰品、皮袄、粮食、棉衣共值六万余元。我军过冬的给养、服装全部解决。
战斗结束后，十军迅速从东门和东南小门分两路撤退，返回五常东南摩天岭、满天星山密营。
撤退途中，汪雅臣将缴获的金银饰物一一分给主动帮助我军的当地群众，满怀深情地与他们诀别，说：
“乡亲们，感谢你们这些年来帮助十军，我汪雅臣没有什么好报答的，你们把这些金银饰物拿回去，做个纪念。”
“抗联十军可能会失败，我汪雅臣也可能被日本人杀死，但大家一定要相信，中国是不会亡的！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要消灭！咱们中国人一定不能失去这个信心！”
山河屯战斗之后，来自伪滨江、吉林两省的数千名日伪军汇聚五常东南山区，以所谓“篦梳山林式”的战术对十军进行最后“讨伐”。
为避免被敌全歼，汪雅臣决定将最后八十人化整为零，分散游击。汪军长和副军长张忠喜率三十余人继续活动在摩天岭、九十五顶子山一带。
1940年12月底，天降暴雪，日伪军封锁出现漏洞，抗联党委派来的交通员从苏联取道朝鲜，秘密进入九十五顶子山。
交通员向汪雅臣传达了周保中关于二路军各部进行战略转移，撤入苏联境内重整旗鼓的决定，并建议汪雅臣利用暴雪之机，趁夜色快速转移，连突围的地图都准备好了。
汪雅臣沉默了一会，断然拒绝：“谢谢周总指挥的好意，可我不能走，抗联要是都走光了，谁来救中国呢？东北的父老乡亲怎么办呢？”
见汪雅臣执意不走，交通员含泪离开了九十五顶子山。
1941年1月12日，农历腊月十五，十军军部的临时密营被敌人发现，三百余名日伪军蜂拥而至，发起突然袭击。
汪雅臣、张忠喜虽带二十余人安全转移，却失去了最后一座密营和全部越冬物资。
朔风怒号，大雪纷飞，汪雅臣和突围而出的十军战士们立在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之中，很快就成了一座座冰雪雕像。
山外的群众从伪军口中听说汪雅臣无衣无食，当夜就有十八人各自背着粮食，带着衣物，冒死进，山寻找。
汪雅臣含着眼泪接受了这些活命的粮食，又在冰天雪地里多坚持了半个月时间。
1941年1月29日，农历正月初三，拂晓。汪雅臣和军部二十余人在九十五顶子山石头亮子河边生火野炊。
一直对这支队伍紧追不舍的日军“讨伐队”发现了烟雾和火光，马上分三路袭来，占领了东西两侧高地，从三面形成包围。
汪雅臣此时一身四处伤口流脓，行走十分不便。见情况万分危急，他命令副军长张忠喜带部突围，自己一个人留下掩护。
张忠喜不从，流着眼泪道：“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汪雅臣大怒，道：“你混蛋！你还嫌中国人死得少吗？我命令你快带大家走，不要管我！”
他还对张忠喜说：“东山上是伪军，也许你们能从那里突出去！”
张忠喜知道争也不能改变军长的决定，心一横，带着战士们向东山冲去。但他心里想的不是突围，而是将东山夺过来，掩护军长突围。
伪军们见他们径直奔向自己的阵地，慌了手脚，连忙集中火力，猛烈扫射。张忠喜胸部连中数弹，英勇牺牲，只有跟在他身后的几名战士突出了重围。
在最后时刻，汪雅臣手持一挺机枪，向来自东南方的日军猛烈射击。
激战中不愿离开他的几名战士相继牺牲，警卫员也头部中弹而死，阵地上只剩下他一个人。
敌人蜂拥而上，要抓活的。汪雅臣圆睁虎眼，大骂不绝，将机枪里最后的子弹刮风般地打出去。
敌人见他誓死不降，集中火力向他射击。汪雅臣胸部、腿部连中数弹，从山坡上滑下来。
垂死之际，汪雅臣又睁开了眼睛，大骂日寇。敌人将他抬起来，押下山去，途中流血而死，终年30岁。
汪雅臣的牺牲让伪滨江、吉林两省日伪当局大喜过望。他们命令进入五常“讨伐”的日军将他的头割下来，悬挂在五常县最繁华的十字街西北角一商店门前电线杆子上，旁边立着一块木板，上面写着“匪首双龙”而被“示众”3天。
之后，日本鬼子把将军的遗首浸在防腐药水里，打算送往新京请赏，后因故搁置，就将其埋在伪署大院西南的监狱墙根下。送到关东军司令部“请赏”
1946年，五常解放。1948年，已被五常县人民政府接收的伪公署监狱南墙出现裂缝，需要重新修葺。
当工人们掀开地板时，意外发现了一个长方形玻璃箱，掀开一看，竟是一颗肤色微红的人头，头发、眉毛和牙齿完好无损。
五常县政府当即采取措施，将其妥善保管起来。1949年4月，五常县政府派专人护送装有遗首的玻璃箱到哈尔滨市的松江省政府，抗联老首长冯仲云一眼便认出这是汪雅臣烈士。
1954年，经中央内务部和文化部批准，哈尔滨市政府在哈尔滨烈士陵园修建汪雅臣烈士墓。
为了纪念汪雅臣烈士，他牺牲前驻守的蛤蜊河子村改名为双龙村，将五常镇的南北大街改为“雅臣大街”。
五常、舒兰一带的群众听到汪军长为国捐躯，许多人都黯然下泪，一些老人冒着被敌人满门抄杀的危险，让儿孙们为汪军长戴孝。
他的遗体当夜就被群众收敛起来。汪雅臣没有死，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在五常、舒兰一带，“双龙”汪雅臣仍然是老百姓心目中最了不起、最富传奇色彩的抗日英雄。
汪雅臣的牺牲标志着抗联十军主要斗争时期的结束。但这支坚强的队伍并没有被完全消灭。
与汪军长离散后，第十军仍有不少战士坚持战斗，这可从周保中的报日记和告中略知一二。
周保中
1941年3月27日，周保中日记记载第二路军在国内所属各军剩余人数：
四军部队瓦解；汪雅臣六七十人；陈翰章五十人；五军一百六七十人。
周保中日记记载“汪雅臣六七十人”这个数是可靠的。因为这些数字是在五常坚持斗争的五军二师政治部主任陶净非提供的。
1942底，周保中在《留苏党组织领导干部、北野营党委、小组长联席会议上的报告提纲》中说：
“汪雅臣部队今年夏天还有三十人至四十人在五常区，至今联络隔绝。”
至1945年，在关东军和伪满军队的作战地图里，九十五顶子山地区还一直用黑圈圈起来，标注为“双龙残匪”。
无论时间变化，这个黑圈牢牢地钉在一张一张日军的地图上，提醒日本侵略者，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屈服。
其他一些战士则将枪插起来，隐姓埋名，藏在深山，以种地、打猎为生，他们牢记汪军长的话，誓死不做伪“满洲国”国民。
1945年8月15日，这些忠勇的战士，有一些终于看到中华民族胜利的一天。
在东北抗日联军史上，汪雅臣的十军是一支极令人动情的部队。
他们只是一支友军，但自从跟定共产党，便自觉遵循北满党组织的指示，一直苦苦坚守在敌人统治的心脏地区五常、舒兰，直至全军战死。
汪雅臣和他的将士们，在参加联军的友军中，是战绩最大、叛变行为最少、坚持时期最长、打得最苦的一支部队。
汪雅臣和抗联十军，无愧为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中最坚贞不屈的一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