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8月,正在重庆任职的贺龙,突然接到了邓小平打来的电话,对方在与自己寒暄过后,便直接说道:“政务院决定组建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建议请你当主任。”
贺龙听后很是惊讶,自己常年在战场上领兵打仗,早已经习惯了作战指挥,现在又要去接触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陌生的领域,不知能不能完成好,犹豫了一会儿后,贺龙便问邓小平:“主席怎么说?”在得到肯定回答之后,他便义不容辞地接受了任务。
那么国家为何非要选择贺龙来担任体委主任?接下来他又是如何发展中国已经搁置了许久的体育事业呢?
建国之前,中国体育事业可以说是“一片空白”,早在1932年,美国洛杉矶举行了第十届奥运会,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因为缺钱,就没想着参加,后来还是听说伪满洲国要派人过去,他们才匆匆派遣宋君复带着刘长春过去。
然而因为路途太过遥远,一路上又十分颠簸,等他们到达了洛杉矶,还没怎么好好休息,就又匆忙上了赛场,结果就是刘长春在预赛中惨遭淘汰。
1936年,第十一届奥运会在德国柏林召开,中国派了69人过去,结果只有一人通过了预赛,最终也没通过决赛。而在他们回国途径新加坡的时候,当地的报刊还故意刊登漫画讽刺,称中国代表团为“东亚病夫”。
1948年7月,英国伦敦即将举办奥运会,中国准备派人参加,结果却再次因为缺少经费陷入了尴尬的境地,那时主管体育工作的王正廷和张伯苓,为了给中国代表团筹钱,往各衙门奔走了将近40多次,才算是筹到了一点。
而到达伦敦之后,全团都只能寄宿在当地一所小学里,伙食极差,连肉都很少能吃到,最终,中国选手没有一个通过初赛。
当时英国的《镜报》也刊登了一副漫画,公开讽刺中国选手,称他们连续三次以“0”告终,可悲的是,落败而归的中国代表团,不仅无法反驳,甚至还在为筹不到回国的机票钱而发愁。
而将所有的原因归结起来就可以知道,中国的体育事业在建国前之所以会发展到这样的境地,除了有连年的战争影响,也是因为相关的体育设施非常少,甚至可以说是简陋,因此就无法给运动员们提供好的条件。
幸好,这样的情况一直到建国之后,才终于算是有了好转,毕竟毛主席自己就十分热爱体育。早在战乱年代他就已经明白,想要与命运抗争与敌人抗争,就要改变病弱的状态,拥有一个强壮的身体。而建国之后,为了让中国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他也必须将体育事业重视起来。
为此毛主席先是为《新体育》杂志题写了刊名,又呼吁大力发展体育运动,同一时间,他与胡耀邦以及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副主席荣高棠,也开始商讨酝酿建立一个能够主管全国体育运动的领导机构。
到了1952年,中国再次派出了体育代表团,前去参加了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第十五届奥运会。此前因为有台当局的干扰,他们没能赶上开幕式,但后来因为周恩来总理的大力支持,中国代表团便毅然决然地踏上了旅程,并且最终在100米仰泳比赛里留下了1分12秒3的记录。
等到回了国,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就立即召开了会议,听取了中国代表团在这次奥运会上的情况,随后又讨论起了将来应该如何发展中国的体育事业的相关事宜。
会议结束后,他们便向刘少奇提交了一份报告,申请在政务院下成立全国体育事务委员会,并且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建议:“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最好请贺龙那样的一位将军来担任!”
这一建议很快便被送到了毛主席等一众中央领导人那里,关于他们是如何研究此事的,外界不可得知,但可以知道的是,贺龙是他们十分认可赞成的人选,这就不免让人好奇,为什么偏偏是他呢?
其实贺龙自小就喜欢习武,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在体育方面的做出的贡献也很多,那时毛主席发出了“锻炼体魄,好打日本”的口号,贺龙积极响应,紧接着便在军中展开了体育运动。
当看到八路军120师中的革命青年学生总是趁空闲时间打篮球,并且热情也很高之后,贺龙便开始酝酿成立篮球队,后来有人提出异议,他就回复说:“我们的军队体育比较差,战士们的身体也不好,这是问题,得让我们的生活活跃起来才是!”
很快120师篮球队就正式成立,贺龙将其命名为“战斗篮球队”,呼吁更多的人加入进来,此后,士兵们之间的气氛变得越来越融洽,关系越来越团结,在与别的军区进行篮球比赛时,也常常夺得冠军。而除了篮球以外,贺龙还提出让士兵们学着游泳、打排球、骑马以及爬山等等,帮助他们掌握了很多技能。
等到新中国成立之后,贺龙便担任了西南军区的司令员,正巧那时邓小平担任的是军区的政治委员,两人成为了同事,很快就开始合作搞体育。而在他们的努力之下,新中国的第一支专业体工队正式成立,新中国的第一座甲级体育场也圆满落成。
不久后,贺龙又把曾经120师的战斗工体队带进了西南军区,把他们扩编至各个体育运动领域,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接下来他又做出了一项创举,那就是把运动队列入了干部编制,从此教练和运动员正式成为了国家干部。
以上种种都表明,贺龙对于中国的体育事业很是重视,所以由他来担任体委主任再适合不过,再说哪个想要振兴中国体育事业的人,不想要在他手下做事呢?
正因为如此,当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将这一建议送到毛主席和一众中央领导那里之后,也迅速得到了批准赞成,至于派谁跟贺龙沟通此事,经商议还是得交给邓小平。虽然他已经被调任到了北京,但在西南军区的时候,他已经与贺龙成为了至交好友,自然最为合适。
1952年8月的一天,邓小平给贺龙打过去了一通电话,寒暄过后便直接说道:“贺总,我给你找了一个好差使,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出马?”贺龙回道:“啥子好差使,你尽管吩咐!”邓小平便将中央的决定告知了他,表示希望贺龙前去担任体委的第一任主任,自己已经跟周总理商量过了。
贺龙听后有些许犹豫,紧接着他又问道:“毛主席的意见呢?”邓小平直接回答:“毛主席也赞成!”于是贺龙便果断地接下了这一重任。同年的12月,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召开了会议,正式提议贺龙担任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并得到了一致通过。
其实当时很多人对于此事都很不理解,有些认为中央让一位建立过赫赫战功的将军去搞没有前途的体育,简直就是大材小用,有些则是猜测中央是不想让贺龙再继续管理军队,各种说法都有。
但实际上毛主席很重视此事,贺龙也十分愿意担此重任,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为了中国的体育事业,他也是费尽了心血。
贺龙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先组建体委班子,挑选合适的人才,当时中央下达了批文,确定中央体委的编制为239人。然而在建国之初,体委内部的工作人员加起来才有十几个,光这些还都是之前从共青团里调过来的。
加上在当时那样的时代背景下,大多数人都认为搞体育没有前途,并不想加入进来,所以想要筹齐这么多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为此,贺龙在主持召开相关体育工作会议的时候,就提出了向中央、大区和部队里“要人”,而他首先要的就是自己的老部下——西南军区“战斗”体工队的队长张之槐。
早先贺龙组建篮球队的时候,听说冀中抗日根据地有一个“神投手”,名叫张之槐,就设法把人给调到了八路军120师,自此两人就一直是上下级的关系。而现在贺龙又要大搞体育,张之槐自然就是最佳人选,不久后,中央体委便向中央宣传部提交了报告,提议任命张之槐为干部训练司的副司长。
随后贺龙又与张联华和朱德宝等几位老部下相继联络,请他们前来助自己一臂之力,而他们也果断接受了任命。
1954年,西南行政区被撤销,贺龙便与一众干部一起乘船北上,当时他们大多都准备在北京的其他部门任职,没有一人想进体委,但贺龙怎么会轻易放过说服他们的机会呢?他先是看准了湖北的老战士蔡树藩,在向他描绘了一番中国的体育前景后,又跟他的老上级邓小平通了通气,准备让他担任体委的副主任。
再就是张非垢、王凌原、武岳松以及张彩珍等人,在贺龙的盛情邀请之下,他们都相继加入了体委担任了重要职位。
除此以外,贺龙又到处在西南、中南、华北以及西北多地游说了很多人,期间他还把曾担任过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的董守义先生给拉了过去,这位在不久的将来也极大促成了中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合法席位。
而一边忙着筹集体委的干部,贺龙还在考虑给体委建立一座官方机构,为此他特意向周总理和邓小平建议,以原来的体育总会为基础建立机构,另外还需要一座房子建筑会址,在得到批准之后,北京市市长彭真便直接拨给了体委两座房子。
不过当时贺龙新调过来的人数有点多,一时间装不下那么多人,彭真便又极力争取了几座房子,终于,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正式建立,而它内部的各个机构也慢慢发展了起来。
之后贺龙又提议创建了北京体育学院、体育研究所,主持修建了北京体育馆和工人体院馆等相关设施,为体育健儿们提供了充足的锻炼条件。
解决了体委班子和体委机构的问题,接下来,贺龙就要考虑如何培养体育人才。1950年以前,中国没有体育学院,也没有体育老师,更别说是教练。而现在,国家越来越重视体育事业,贺龙作为体委主任,自然也要集中力量抓人才,只有竞技项目走在前列,中国才在能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
为此他还曾专门去过苏联“取经”,在不辞辛苦地跑过当地的多个城市之后,他了解到苏联十分重视竞技体育运动,也愿意花精力培养“顶尖”的运动员,于是便提议聘请苏联和其他国家的体育专家前来任教,同时派遣国内运动员出国去学习。
而在挑选人才上,贺龙也向来不会设置那么多的限定条件,比如出身和背景,徐广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早先因为他曾跟舅舅去过台湾,所以在被挑选为国家队队员之前,就一直因为社会关系复杂而遭人反对,对此贺龙却保持着不同的意见,并说道:“他既然能从台湾回来,就说明他爱国!”
再就是女排的运动员曹其纬,她是曹汝霖的嫡孙女,身份很特殊,而贺龙为了鼓励她,还特意写信过去,希望她能更加积极上进,最后曹其纬也没有辜负他的期盼。
此外,贺龙还积极地将待在海外的傅其芳和容国团请回了国内,这两位打乒乓球的水平在国际上都是得到认可的,而有了他们的加入,中国运动员的乒乓球水平也得到了极大提升。
这期间,傅其芳还广泛接触了不少海外的优秀运动员,请他们回国组建一些重要的体育运动队伍,于是在1954这一整年里,国家的篮球、排球、乒乓球、网球、足球以及田径游泳体操队都相继组建完成。
贺龙将前半生奉献给了革命,后半生则是交付给了我国的体育事业,并为此呕心沥血,而正因为有了他和一众体育工作者的努力,中国人从此摆脱了“东亚病夫”的称号,中国的体育事业也一步一步走向了更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