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努力工作弥补曾经的错失，飞机失事，夺走39岁年轻的生命

博古，本名秦邦宪，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曾担任过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和负责人。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被解除中共最高领导职务，后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野战部队政治部主任。1937年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1946年2月，秦邦宪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去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和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

1946年4月8日，秦邦宪、王若飞、叶挺、邓发、黄齐生等人，在重庆乘坐飞机飞往延安的途中，因飞机失事、机毁人亡，飞机上的人无一生还。

因为他们是在4月8日遇难的，所以被称为“四八烈士”。

当大家得知秦邦宪、王若飞、叶挺等人遇难的消息后，都非常悲痛。

秦邦宪遇难后，在他的追悼会上，郭沫若用颤抖的声音诵读了一段祭文。

“秦公博古，南方之强。守正不阿，寡默深藏。为民请命，锐不可当。言室满室，言堂满堂。”

全场三千多人听了无不泪流满面。

博古1907年出生，24岁成为了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期间他虽然犯过错误，但在之后他却能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坚定的站在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立场，以及作出了一系列的重大贡献。

本来博古本想用自己的努力，去弥补曾经的错误，但一场突发的飞机失事，却夺走了他的生命。

秦邦宪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一个书香世家，后虽家道中落，但他还是得以进入学堂读书。1924年8月，17岁的秦邦宪加入锡社，并成为苏州支部负责人。

1925年9月，秦邦宪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系，这所学校里，有很多共产党员执教，比如邓中夏、恽代英、张太累、瞿秋白等等。在这里，秦邦宪在他们的影响下，于1925年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10月，秦邦宪被捕，他被捕后坚贞不屈，坚守了革命的秘密，经受住了革命的考验。敌人从他身上查不到任何消息，所以在第二天就把他放了。

这时秦邦宪听说中共中央要派选一批共产党员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也想去，于是就写了申请。经过组织考察，秦邦宪得到了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机会。

秦邦宪也正是因为这次赴苏，他的命运也开始改变。因为他在苏联结识了王明。

1926年11月，秦邦宪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化名为博古，并以此名传世。

博古在苏联学习了四年，在这四年的学习里，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

在苏联的时间里，博古不仅结识了王明，而且还相识了刘群先。

刘群先也是江苏无锡人，在异国他乡，博古碰到同为无锡的老乡，非常高兴。再则他们又是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经过相处了解，他们相爱了。

1928年5月，博古和刘群先在莫斯科结婚，婚后生下一个男孩，名为秦钢。

1930年5月，博古和妻子刘群先一同从苏联回国后，博古在全国总工会宣传部任干事。刘群先在上海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部长。

而比博古早一年回国的王明则从全国总工会调到中央宣传部工作。

后来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来华，王明的地位开始提高，博古的地位也跟着上升。

在米夫的支持运作下，在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成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就进入中央领导核心。

进入中央领导核心的王明，就对博古大力提携，让他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

1931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仅三天后，也就是6月24日，向忠发就被杀了。

在此严峻的白色恐怖之下，共产国际就批准王明于10月18日，离开上海前往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并参加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负责中国共产党的事情。

而在博古前往苏联之前，在与周恩来商议并经共产国际批准决定，由博古、陈云、张闻天、康生、卢福坦五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

就这样，博古从苏联回国没多久，在不是中央委员的情况下，得以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这时因为他才24岁，所以被称为“中共中央的小伙子。”

王明离开上海去苏联后，博古就和临时中央其他的同志一起主持中央工作。博古很精明，也很强干，这一点没让王明失望。

而由于共产国际和王明的支持，博古也开始逐渐地左右和控制了临时中央，最后他终于成为了临时中央的总负责人。

后由于上海的局势越来越严峻，中共临时中央已经难以在上海立足，在这样的情况下，决定迁往江西中央苏区，所以后来博古等临时中央的同志就先后离开了上海。

博古和陈云是于1933年初，秘密离开上海的，于1月19日，平安到达江西瑞金，就这样临时中央就从上海迁到了中央苏区。

而在博古离开上海时，由于妻子刘群先怀孕，所以就暂时留在了上海。再生下女儿秦摩亚后，她就把女儿送到婆婆家抚养，然后就向中央苏区赶去。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刘群先不是一个人来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是和她一起来的，这个人就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

中央苏区，当时是全国13块革命根据地中最大的，在此之前，大部分时间都是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作战的，并在前四次的反围剿战争中都取得了胜利。

博古到苏区后，为了统一领导，决定将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政治局合并，并召开会议，会议上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局”，博古负总责。

此时的革命环境、物资条件虽然艰苦、匮乏，但博古对革命信心满满，并很想作出一番事业。

1933年9月，刘群先和李德平安到达瑞金。博古知道自己是一介书生，又很年轻，同时对军事也不懂，所以，对于军事顾问李德的到来，博古非常高兴，为此，博古还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几天后，博古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李德、张闻天、项英、刘伯承等人。当时周恩来和朱德正在前线，王稼祥因受伤住院，所以都没能参加这次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博古正式宣布：从此李德同志直接参与中央军委的工作。

本来呢，李德作为军事顾问，本应该只有建议权，而没有决议权，更没有指挥权，但由于博古不懂军事，所以博古在军事上就很依赖李德。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德以军事顾问的身份，不仅有了决议权，而且还有了指挥权。

1933年9月，蒋介石集结50多万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

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由于李德、博古的错误指挥，不仅使得红军损失惨重，而且苏区根据地也急剧缩小。

中央红军在此危机时刻，为了摆脱敌人的包围，决定战略转移，也就是长征。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带领中央红军主力8.6万人撤离苏区，开始长征。

在长征时，按照李德的安排，中央红军主力8.6万人做“甬道式”前进，分左中右三翼前。

左翼是红一军团，其后为红九军团。右翼是红三军团，其后是红八军团。中间是中央机关、军委机关、警卫部队等。负责后卫的是红五军团。

红军长征时，敌人在前面设置了四道封锁线。在红军冲破前三道封锁线后，接下来红军将要面临危机重重的第四道封锁线。

想要冲破第四道封锁线，就要渡过湘江，但就是在湘江，红军进行了一场极其惨烈、损失极其严重的战役，也就是湘江战役。

中央红军主力在湘江战役中，和敌人血战五昼夜，虽然最终冲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也粉碎了敌人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中央红军却为此付出了极其巨大的代价。

因为经湘江战役，中央红军主力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急剧锐减至3万人。

红军湘江战役的惨胜，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负责殿后的红八军团、红三军团六师18团、红五军团第34师，几乎都全军覆没。其中，红34师师长陈树湘把手伸进腹部伤口处，忍受极大的剧痛，绞断自己的肠子，壮烈牺牲。

而中央红军其他各部队在湘江之战后，人员都不到半数。

当时林彪、聂荣臻、左权等红一军团首长亲自为死亡将士安葬。而见惯战场厮杀生死、很少流泪的林彪，见到遍地的红军尸体，都忍不住的眼泪直流。

中央红军在冲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中，第一道封锁线，损失3700多人。第二道封锁线，损失9700多人。第三道封锁线，损失8600多人。而在此时的第四道封锁线，也就是湘江战役中，却损失了近38000多人。

此时的博古看到无数红军将士的尸体，他悲痛万分、伤心欲绝。这时他觉得自己有难辞其咎、不可推卸的恐惧感，他这时方寸已乱，伤心、悲痛、愧疚、无奈之下，他拿起手枪，就对准自己的太阳穴。

幸好这时聂荣臻看到博古这个举动，就大喊：“你要干什么？”，说完就急忙跑到博古身边夺下他手中的枪，然后对博古说：“我们越是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也要敢于负责。”

由于中央红军湘江战役的惨胜，引起了广大指战员的不满，纷纷要求改换领导、要求毛泽东领导红军，因此，也促进了遵义会议的召开。

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会议，也就是遵义会议。会议上，撤销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领导权，并确定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自此，红军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有了从失败走向成功的保证。

这次的会议，虽然撤销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领导权，但还是由博古负总责，只不过在一阵阵的反对声中，他已经很难开展领导工作了。

1935年2月，张闻天找到毛泽东说：“博古同志在遵义会议上受到大家的批判，思想上还有抵触的情绪，恐怕难以再领导下去。”

周恩来也觉得遵义会议后，博古的领导工作已经遇到困难，所以提议由毛泽东来领导工作。

但毛泽东考虑到，共产国际信任留苏学生，所以提议让张闻天来领导工作。

周恩来同意了毛泽东的提议，就来到博古的住处，想和他谈谈。

博古见周恩来来了，就问：“你找我有什么事？”

周恩来觉得如果直接把自己的来意说了，担心博古会接受不了，所以就向两只铁皮公文箱看去。

本来博古对于周恩来这次的到访，就很敏感，此时又见周恩来一直看那两只铁皮公文箱，就已经明白了周恩来此次前来的含义。

虽然博古心里有些难过，但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此时他反而很坦然，因为他这时确实已经很难开展领导工作。重要的是，对于之前所犯的错误，他也很想改正，以及希望能有弥补错误的机会。

所以博古说：“恩来同志，你今天的来意我已经知道了，我知道我不能再领导下去了，谁来接替我？”

周恩来说：“决定让洛甫同志接替。”

博古听了后说：“好，明天把公文箱送过去。”博古说完，接着又说：“以后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我去做。”

到了第二天，代表中共中央总书记身份和权利的两只铁皮公文箱，被送到了张闻天那里，他开始担任党中央的总负责人。而博古则仍然保留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之职。

后来张国焘企图取得中央领导权，在1935年8月时，在毛儿盖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博古就明确的表示支持毛泽东、批判张国焘的分裂行为。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胜利结束后，博古曾多次说：“幸亏长征的过程中有毛主席的正确领导。”

长征结束后，博古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兼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他为陕北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国共联合抗日、一致对外，自此拉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

期间，博古和周恩来、林伯渠以中共代表的身份，与国民党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事宜，进行谈判。

在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过程中，博古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

1937年8月22日，在洛川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长江沿岸委员会，周恩来为书记，博古当选为委员会委员。

洛川会议后，博古就前往南京，到了南京，他来不及休息，就和叶剑英、李克农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

1937年12月，博古的妻子刘群先担任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副主任兼组织部长，后由于她旧伤复发严重，组织就决定让她去莫斯科治病。

此时刘群先已经怀孕，到苏联后，生下一女，名为秦吉玛，不过可惜的是，孩子刚出生，就被送到了保育院。苏德战争爆发时，德军轰炸莫斯科，刘群先被疏散，后来就下落不明了。

在刘群先去苏联后到下落不明的期间，博古认识了他生命中的第二个妻子张越霞。

张越霞，1910年出生，她是浙江浦江人，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从事党的地下交通工作。

1934年11月23日，张越霞被捕，由于被叛徒出卖而身份暴露，不过虽然如此， 她仍然坚贞不屈，没有泄露一丝党的秘密。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再次合作，张越霞也因此于1937年9月被释放出狱。她出狱后，就到了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工作，当时博古也在这里工作，所以她得以认识了博古。

博古得知张越霞在狱中坚贞不屈的事迹，心里非常佩服她，再则张越霞本人又朴素美丽，所以在之后的时间里，他们在一起工作，时间久了，就产生了感情。

1940年秋，博古和张越霞结婚。之后他们夫妻就并肩作战、投身于抗战之中。

博古虽然不怎么精通军事，但是他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知识非常深厚，所以毛泽东亲自点将，让他负责筹办《解放日报》。

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创刊，博古担任社长。此时博古还兼任着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新华通讯社社长。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军民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取得了抗战伟大的胜利。

抗战胜利后，国共经过和平谈判，于1945年10月10日，正式签订“双十协议”，并决定于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2月初，博古到重庆参加宪草审议工作。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将是他一生中最后的战斗岗位。

由于有些重大问题需要向党中央汇报和请示，所以博古就和王若飞、叶挺、邓发、黄齐生等人于1946年4月8日，从重庆坐飞机飞往延安。

4月8日下午1点，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人，以及张越霞和6岁的秦铁都到机场准备迎接博古等人。

但不幸的是，博古等人乘坐的飞机，在飞往延安的途中，于山西兴县却失事了，飞机上的人无一幸免，全部遇难。

到了下午2点，张越霞向天空望去，盼望着飞机的出现，但始终不见飞机的影子。

年仅6岁的秦铁着急地问张越霞：“妈妈，飞机呢？怎么还没来？”

张越霞说：“我也不知道，我们再等等吧。”

然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到了下午4点的时候，博古一行人乘坐的飞机还是没有出现，这让所有等待的人都感到焦急，也感到担心，因为就算晚点，也应该发电过来啊，但却没有任何的电报发过来。

毛泽东担心说：“难道因为天气不好无法降落，就去了西安？”

朱德说：“可是西安并没有来电啊。”

此时毛泽东、朱德很担心博古、王若飞、叶挺、邓发等人的安危。所以就立刻向西安发电，问明情况。

但西安的回电是“该机未曾返航。”

张越霞听到这个消息后，楞住了，而眼泪则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她似乎已经感觉到了博古可能出现了意外。

4月9日，中共中央得到了飞机失事的报告后，同志们都为之痛心。而张越霞虽然已经感觉到了博古可能遇难，但当她得知这是真的时，仍然悲痛欲绝、放声痛哭了起来。

4月12日，《解放日报》刊登了博古、叶挺、王若飞等人遇难的消息。这个消息一经登出，延安的无数人为之流泪痛哭。

之后中共中央以及延安各界成立以毛泽东为首的26人治丧委员会。在追悼会上，朱德、刘少奇、林伯渠等人分别做了沉痛的讲话，

4月19日，延安各界举行隆重的公祭大会，会场正中悬挂着“四八”烈士的遗像，这一天，参加公祭大会的人数，达三万多人。

与此同时，由张澜、邵力子等119人发起的3000人参加的追悼大会在重庆举行，重庆的追悼大会由民主同盟会主席张澜为主祭，郭沫若宣读祭文。

博古生前有两任妻子，共有6个孩子。这六个孩子，只有秦铁是张越霞所生，其他五个孩子都是刘群先所生。

不过由于博古生前一直忙于革命工作，所以他没能好好的照顾孩子们，结果他的孩子们散落各地，有的在老家，有的被拐卖，有的在苏联孤儿院，有的在香港。

博古的6个孩子中，有两个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有三个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

当然，博古虽然没能好好的照顾他的孩子们，但他们心中并不怪父亲，反而还非常敬仰自己的父亲。

由于博古的孩子都散落各地，所以中央对此非常关注，直到1950年，党中央派人四处寻找，终于让他们从四面八方来到张越霞身边。

1979年2月12日，张越霞因病去世，享年6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