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国生
安溪湖头人
国内外知名的
数量遗传与遗传育种专家
长期致力于动物育种领域的
研究与实践
今天，
让我们跟随福建日报记者的视角，
走进这位安溪籍科学家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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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国生教授1979年毕业于福建农学院动物科学专业，从动科毕业后，他奔赴瑞典农业大学深造，在1993年和1996年分别获得动物育种专业硕士和博士学位。如今他早已是国内外知名的数量遗传与遗传育种专家，长期致力于动物育种领域的研究与实践。
他的研究涵盖dna信息在动物育种中的应用、全基因组选择与关联分析、遗传参数估算以及复杂性状的遗传改良等多个前沿领域。他主导开发的遗传参数估计工具dmu，广泛应用于全球遗传评估与生产优化实践中。同时，他还培养了众多优秀学生，这些学生活跃在全球种猪遗传领域，为行业注入了新鲜动力。
▲中国育种科学家苏国生教授
5月10日一早，洗澡、消毒之后，记者终于进入了猪舍。
这是一栋占地4800平方米的三层楼房，生活着5000头母猪和猪仔。出乎意料，猪舍里的臭味并不太重，甚至苍蝇、蚊虫都没有。负压通风过滤系统24小时对全封闭的猪舍进行空气交换，每个单元都安装着限位栏、智能环控、自动饲喂等设备。栏舍间，母猪或卧或立，仔猪们或吮吸乳汁或追逐嬉戏。
忽然，记者感觉脚下有些异样，低头一看……众所周知，猪吃得多、拉得多嘛。幸亏穿着钢头雨靴，虽然硬邦邦有些硌脚，却也不用担心污浊。地面安装了漏粪板，下方就是粪池，定期清理地面后，粪水便从管道流向更低处的环保区，在那里处理变为有机肥。
猪舍里，苏国生正被一群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围在中间，半头白发分外显眼。他一边观察年轻员工的操作，一边做出指导。
“现在，国内大型猪场的硬件设备和管理技术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年近古稀的苏国生介绍说。在国外工作生活三十多年，他依然一口浓重的闽南乡音。
这位数量遗传与遗传育种领域的权威专家生长于福建安溪，曾就读于福建农学院（现福建农林大学），1991年远赴瑞典农业大学深造，取得博士学位后又前往丹麦农科院（现丹麦奥胡斯大学农业科学院）工作。
“那时，国内动物遗传育种的科研条件和水平跟国外比差距比较大，我就想，自己可以在培养中国学生和青年教师方面做点事。”在丹麦任教期间，他从自己的科研经费里挤出一部分，跟国内院校合作，陆续帮助数十位中国学生、学者赴丹麦学习进修。
在丹麦工作生活三十年，苏老至今仍是中国籍。好些年前，国内学术会议想要邀请他，一问他是中国籍，转而邀请了他的丹麦助手和学生。
“家人也有点不理解，为什么我不跟她们一起加入丹麦籍。其实没有什么高大上的理由。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我就是中国人！”
67岁退休后，苏老有了更多时间，时常回到国内做学术交流和技术指导。每次回国，他的日程都安排得非常紧。过去几年，他在三明市大田县前坪乡海拔900米银顶格的种猪场，帮助一家名为“银顶”的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开展育种培优推广。作为银顶猪场合作方的首席科学家，他这次刚回国，就立即消毒隔离进场——他本可以坐在电脑前，看着育种软件的数据指导生产。
▲苏国生教授带着团队在猪舍里查看生产数据
“不到一线，就了解不到生产的实际需求和方案的执行情况。科研，在实际运用中才更有生命力。”
半天下来，我们跟随苏老一一巡查猪舍。小冯累得瘫坐在地，苏老依然精神十足。
▲苏国生教授带着猪场员工巡查猪舍
“做自己感兴趣的事，你也能保持激情。”苏老笑得很开心。
在数年时间里让银顶这家新兴企业突破育种技术壁垒，掌握了曾祖代核心猪种选育技术这一生猪养殖金字塔的塔尖，除了严格的猪场隔离程序、专注的科研投入、大胆的行业探索和梦想外，更有苏老的拳拳赤子之心。
“过去，国内养殖企业习惯于从国外高价引进核心种猪。由于缺乏系统的种猪选育，引进种群隔几年就会退化，养殖企业陷入‘引种、退化、再引种’的循环，耗资巨大。一旦被卡脖子，我们作为中国科研工作者难以接受。”苏老面对记者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银顶猪场场长陈永华曾经被公司委派到美国、丹麦的种猪场学习育种技术，外方技术人员的防范和蔑视让他深感憋屈，“他们认为自己有百年的积淀，中国人的育种水平差远了，很多技术没必要知道。”
▲苏国生教授带领技术团队在猪舍内了解生产情况
2018年，非洲猪瘟侵入国内，造成生猪的大面积感染与死亡。最高峰时，国内一度扑杀生猪百万余头，过去粗放的养殖模式遭遇重大打击，大批小散养殖户退出市场。
中国养猪行业也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局。
为了保障生物安全，高标准建设、规模化养殖、精细化管理成为国内养殖场的一致选择。这些都意味着额外的高成本投入，因此，企业对猪种经济性的需求分外迫切，这也让种猪的系统选育受到了空前重视。
随着国家对自主育种的大力扶持，国内的种猪自主选育水平取得了巨大进步。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种猪进口量骤降至不足4000头，较2020年峰值时期减少近九成。
作为生猪输入大省，福建却在近年来成为种猪输出省，并在种猪育种、健康养殖上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疫病的传播主要是因为人员、物资的流动。福建山多林多，拥有天然的生态屏障。”在苏国生教授看来，福建高标准的环保政策、适度的养殖规模也为疫病净化提供了可行的条件。
▲苏国生教授在猪舍查看生产数据
位于产业顶端的种猪培育，对生物安全的要求也最高。除了非洲猪瘟，蓝耳病、伪狂犬病、流行性腹泻（ped）等也是生猪的主要疫病，而福建的蓝耳双阴（种猪体内蓝耳病病毒抗原和抗体均为阴性）场数量达到158家，占全国的一半多，伪狂犬、ped等双阴场也居全国前列。
中国北方多平原，农业生产可以承载大量的猪粪肥，但平原的人员密集、猪场也密集，生物安全体系构建与防疫能力弱于多山区丘陵的南方。近年，国内种猪业出现南迁趋势，在生猪行业，有了“南繁北育”的说法。
从国家级生猪核心育种场的角度观察，南方已成为中国种猪业的大本营，目前，排名第一的广东拥有11家国家级核心育种场。福建一度以9家位居全国第三，但两家老牌育种场在近几年的大变局中亏损退出。不过，包括银顶在内的福建多个新锐种猪场，陆续花巨资从国外引种，开展系统性自主育种，冲刺国家级核心育种场，引发了全行业的关注。
▲晚饭后，苏国生教授（左）与育种总监钱金花还在讨论技术方案的调整。
“福建人做事踏实细致，很多猪场老板和股东亲力亲为，这也是福建在种猪领域实现‘弯道超车’不可或缺的因素。”多位专家和业内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我们这种适度规模的种猪场要和大集团正面硬杠，肯定是以卵击石。我们最大的底气就是选好基因、管好健康，争取做到细分领域上的国际领先。”福建银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圣峰说，“酒香，不怕巷子深；种好，不愁没客户。”
▲苏国生教授现场给年轻猪场员工做指导
当前，非洲猪瘟的全球蔓延已成为业内的共识。在苏国生教授看来，生物安全是制约国内种猪选育进展的现实障碍：“单个种猪场维持在适度规模最为经济安全。但育种的进步受制于种群的数量，所以需要在多个种猪场之间开展联合育种，当前的生物安全角势又制约了种猪场之间的交流。如果能实现区域疫病净化、实现联合育种，福建种猪业的未来不可估量。”
正是有了像苏老这样一代代动科人奋战在种猪繁育、疫病防控、科研探索的一线，福建的猪产业才能跨过一座座崇山峻岭，突破一道道艰难关卡，一步步向着国内行业高峰迈进。
未来，必然也会有越来越多受到苏老感召的动科人，助力行业走向更加蓬勃的明天！
融媒体编辑：陈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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