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一个心灵暗箱,储存着多种多样的情绪情感,无形无影却又真真切切的影响着我们的身心健康。
直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试图用精神分析之匙开启心灵的暗箱,心理学家们如梦初醒,纷纷致力于来访者内心世界的探索。

无论是精神分析,认知行为或是人本主义,都肯定了对特定经历及情感的表达在心理治疗过程中的核心作用。从弗洛伊德的“谈话治疗”,提出自由联想,鼓励人们尽可能回忆那些被压抑起来的事件及情感,通过潜意识意识化使治疗收效。
到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西德尼·朱拉德提出的“自我表露”并开展相关研究,认为一个人能够将自己个人的、秘密的想法和感受真诚地与他人分享,将有助于个体的身心健康,都是相关佐证。
如果心理治疗的主要任务是引出被压制或被压抑的经历或情感,除了口头的交流以外,书面的表达也同样能够达到疗愈的目的。
20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叙事治疗风起云涌,“写作治疗”与“阅读治疗”势头渐进,跻身心理治疗与辅导的洪流之中,被纳入研究的新视角。

“写作治疗”近几年在中国本土的研究中渐渐兴起,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从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表达”的方式上,无论是语言或是行为,中国人崇尚委婉语含蓄。
欣赏曲径而后通幽的意境,对于直白浅露缺乏接纳与运用,书面写作则成为人们具有安全感的表达方式,也成为心理咨询师鼓励来访者表达的有效途径。
同时,随着人们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书面言语成为普遍的交流方式,写作也就越来越可能成为心理治疗的工具。
但是,写作的形式随着互联网的盛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人们的表达方式也随之改变,从传统的纸笔写作到网络博客,微博写作,微信互评,文字表达,从万般投入的情感表达到随手点赞的互动。

这一系列的变革为“写作治疗”的研究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传统的研究结果是否依然适用在瞬息万变的时代?人们高频率的表达是否影响了人们思考的品质?在心理咨询与辅导过程中,片段式的浅的写作表达方式能否起到文字的疗愈作用?
大学生作为高等教育的受众,在文字的运用及表达上有着相对较高的水平,对于新兴媒体的接受及网络工具的使用更为积极活跃。同时在这一群体中,刚刚踏入大学校园的新生面对课业、环境、未来等诸多问题应接不暇。
赵富才、杨昭宁的调查研究表明,大部分新生对于大学生活都有一个相对缓慢的适应过程,一般在二至四个月内完成,部分学生会对生活及环境产生适应不良,从而引发焦虑问题。

针对大学新生的焦虑问题,主要有个体和团体的CBT疗法、支持性团体治疗、心理剧等。其中疗效比较以认知疗法与行为疗法研究颇多相对而言,关于写作治疗对焦虑问题的疗效研究甚少。
文章将围绕表达性写作及表达性写作中情感卷入水平对大学新生焦虑情绪的影响展开研究,其研究目的在于:1.将表达性写作治疗方式应用于大学新生焦虑情绪的改善2.探讨表达性写作过程中情感卷入水平对焦虑情绪影响的作用。
研究通过对三个个案的详细剖析,试图推断写作有效性的影响因素。三个同学在表达内容和方式上不同,一个月后测量与前测相比,三者的焦虑情绪变化不同。
A同学围绕学习、人际、金钱观展开描述,促进了身心健康,有利于焦虑情绪的减少。B同学主要从人际角度三次写作写了三件事,表达过程中负性情绪减少,正性情绪增多,一个月后焦虑情况没有明显变化。

C同学围绕学习,自我认知重复描述了不能够适应大学生活的感受,但是一个月后的追踪测量中其焦虑分数却有所升高。通过分析比较三者的写作内容,主观推断:下述原因可能与效果差异性有关。
1.写作效果与情绪变化有关
A同学负性情绪显著下降,分数从41分降至22分,一个月一个月后测量中焦虑情绪改善明显。而B和C同学的负性情绪没有显著变化,分值差在5分左右,一个月后的焦虑情绪没有得到明显改善。
负性情绪的分数可以部分说明情绪激活程度,而情绪的激活与唤醒程度是影响写作效果的重要因素,研究中通过改变写作方式验证情感卷入水平对干预效果的影响,个案中与此结果吻合。

2.写作效果与认知加工过程有关
写作过程中的认知加工过程对写作效果有重要的影响。有研究表明仅仅情感表达组与情感表达结合认知加工写作组对照,后者写作效果更好。
研究中的三个个案有所体现,在三个个案中,负性情绪得到充分的激活和唤醒,但三人最后的写作效果不尽相同。
A同学在表达自己的负性情绪之后,有进行自我反思的过程,有对负性事件的洞察和认识,体现在思考事件的因果关系,及辩证理解上。
如第一次写作中,就人际关系的问题,A同学用了11个“为什么”来表达自身的愤怒与无奈。
第二次写作中“不喜欢和她们一起出去,可能是因为心里担心花钱的关系”,从“没有好朋友”的事实到指责对方“她总是叨叨叨讲个没完”到“可能是担心花钱”,递进式的剖析自己不喜欢与人交往的真正原因,剖析人际交往中行为背后的信念。

第三次写作“准备与**出去,有点开心有点激动”,行为表现与第一次写作中呈现的状态完全不同。这一认知过程自主控制,如果能够在咨询师的帮助下进一步探索核心信念,长期的效果可能会更好。
相比之下,B同学详细描述了事件的经过及自身的感受,通篇对于自我反思及对事件的意义没有深刻认识。
写作过程中,情感的释放有利于负性情绪的减少,也有利于增强负性情绪的耐受性,例如第一次写作中提及“想家”所有关于想家的负性情绪全面爆发。
而第二次同样写“想家”提出对回家的期待,正性情绪明显上升,但是一个月后测量中焦虑水平几乎没有变化,有研究表明对积极经历的写作有效改善原因是诱发了积极情绪。

但是也有研究者认为,写作积极事件,会促使被试去分析和解构该事件,从而一让积极事件不再看起来积极,所以,可能会产生不良的效果。所以正性情绪的短暂上升可能不足以引起被试焦虑水平的变化。
C同学重复描述自己的感受,情感的暴露水平较高,但是没有对引发情感的具体事件进行描述,也没有对情感本身的意义或如何降低负性情绪的方法进行思考。
在三次写作过程中情绪得到高度唤醒和激活,但是仅此而已,缺失情绪的来源、处理过程以及情绪对自身的影响或意义,对情绪的产生发展和消退都缺乏客观正确的认识,可能是焦虑水平不降反增的原因。
因此在表达性写作的指导中,情感的表达方式也会影响写作的效果,要注意科学引导。

3.写作效果其他潜在影响因素
个案被试均为高焦虑群体的代表样本,为了探索写作方式的多元化,从征询低焦虑组被试参与写作,通过对若干例低焦虑个案的文本分析,发现可能影响写作效果的写作方式还包括:元认知能力、共情能力、思辨能力。
元认知指个体对自我认知过程的认知。元认知的实质是对认知的认知,是个体对自己的认知加工过程的自我觉察、自我反省、自我评价与自我调节。当焦虑情绪出现时,具备较强元认知能力的个体会及时发觉、反思与调节。
大学生的焦虑情绪很大一部分源于客观因素,“主观我”受到“客观我”的监控与观察,会调节主观认知与客观存在之间的差距,调节认知偏差,达到对客观情绪的有效管理的目的,而情绪的控制反之促进了对现实问题的解决。

共情能力是指能够站在他人的角度了解他人的情绪和感受的能力。有研究者探究了不同共情能力个体的情绪调节机制,结果表明高共情能力个体比低共情能力个体负性情绪易感性强,情绪恢复效果更好。
另有研究表明共情能力高的大学生快乐体验感受能力较高。本研究中,低焦虑写作组的被试会体现出对他人的高度理解,或者理解他人行为动机的意图较为明显。
一方面,共情能力是个体对负性情绪的出现较为敏感,写作过程中情绪得到及时调节,而低共情能力的个体相对迟钝,可能加大了情绪对心理的负荷,产生明显的焦虑感。

另一方面,共情能力促使个体试图理解他人的立场和处境,会对他人的行为做出合理化的解释,内心得到一定程度的平衡,减少焦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