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西班牙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阿方索·菲斯科维奇，决定撤销对西班牙共和国的支持。
并在8月8日决定，他仍然继续担任西班牙大使，以捍卫弗朗哥领导的西班牙利益，直到1937年1月底，他不得不将使馆大楼交给伊莎贝尔·德·帕伦西亚。
在这几个月里，菲斯科维奇的政治和外交工作主要集中在向瑞典政府证明西班牙军事叛乱的合法性，并试图阻止瑞典和西班牙共和国之间的良好关系。
本论文致力于阐述西班牙大使菲斯科维奇对西班牙军事叛乱的看法，在西班牙法西斯事业中，他仍保持积极的态度。
佛朗哥代表对瑞典的选举和政治态势的观察
初期，菲斯科维奇似乎取得了成功，因为阿克塞尔·佩尔松·布拉姆斯托普的临时政府宣布保持中立。
我们毫无疑问的相信菲斯科维奇对弗朗哥政府发出的声明，因为直到他任期结束时对西班牙法西斯事业仍持积极态度。
没想到8月底，菲斯科维奇给布尔戈斯国防委员会主席写了一封信。
菲斯科维奇称：尽管瑞典政府因国际承诺而持谨慎保留态度，但它仍然对“我们的事业”保持积极态度。
实际上，这种态度表现为“逐渐放弃与马德里政府的联系”，并命令领事奥尔森离开马德里，这一消息是瑞典外交部秘密告知西班牙外交官的，并拖延批准新任西班牙驻斯德哥尔摩大使，以接替菲斯科维奇。
这一请求是在8月26日发出的电报中提出的。
根据外交部秘书长的说法，这封电报是不会得到回复，如果坚持的话，他们会寻求一种方式，既不涉及原则性讨论，也避免让马德里政府代表以全权代表的身份获得认可。
由于在马德里没有瑞典代表，马德里在斯德哥尔摩也没有必要和适当的代表。
1.对瑞典国内政治的报告不足
15天后，菲斯科维奇就瑞典政府的态度提供了更多建议，为了形成和维持它，许多法律和宗教方面的偏见不得不消失，这些偏见在一开始就延缓了现有观点的巩固。
菲斯科维奇说：“我与之密切合作的政府是第一个了解真相的政府，也是第一个就国民主义者在斗争中的优势形成自己观点的政府。”
西班牙外交官指的是哪些偏见呢？无疑是那些源于反叛派的非合法性、非民主特性，以及他们试图把自己呈现为一个天主教政权的偏见，这些因素都有助于在瑞典环境中激发强烈的排斥。
而且菲斯科维奇意识到，随着9月20日选举后新政府的到来，一切事情将会发生变化。而瑞典新政府在另一份文件中表示，需要“做好斗争和说服的准备”。
菲斯科维奇对选举后态度变化的判断并没有错。新的瑞典社会民主政府已经显示出“一贯遵循的政策中的虚伪”。
此外政府总理佩尔·阿尔宾·汉松向一位西班牙外交官的信任人士保证：“瑞典不想在任何方面作出承诺，希望远离西班牙冲突的影响”。
十月份，瑞典政府批准了伊莎贝尔·德·帕伦西亚担任西班牙驻斯德哥尔摩共和国全权大使的申请。
在相关文件中，菲斯科维奇写道，这是瑞典社会民主党政府“政策虚伪性”的又一证据。
同时，菲斯科维奇指出前任政府中谁是支持弗朗哥的立场的责任人：“这一立场的灵感来自君主，坚定的支持来自外交部，其中包括我与之交谈的古恩特先生。”
然而这并没有阻止菲斯科维奇继续努力阻挠新任西班牙的大使的上任。
他利用与古恩特的友谊，对伊莎贝尔·德·帕伦西亚作为西班牙代表在瑞典的上任提出了质疑，理由是她因进行北美宣传之行而推迟了到新任地的任职。
菲斯科维奇对古恩特说了这样一句话：“瑞典政府不希望这位红色代理人到来，希望她不会来”，但同时瑞典方面并未采取进一步措施，只是向瑞典驻美国使馆索取了有关该次旅行的报告。
就在弗朗哥军队即将进入马德里的时候，贝克-弗里斯和丹尼尔松也支持菲斯科维奇努力推迟伊莎贝尔·德·帕伦西亚的到任。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瑞典国王的态度，10月25日，菲斯科维奇夫妇受到宫廷总监的邀请参加一场宴会，古斯塔夫五世也会出席。
根据外交官的叙述，他的妻子坐在国王旁边，国王对她非常关照，并表示出强烈的同情，邀请她为“我们的西班牙”干杯。
在餐后长时间的交谈中，国王与菲斯科维奇讨论了西班牙的局势，并对他说：“你会理解，我们不能成为首先承认你们的国家，但你会看到伊莎贝尔·德·帕伦西亚不会来的。
令人惊讶的是，有关瑞典在西班牙内战中的角色的历史学著作中，这些文件的内容是被忽视的。
菲斯科维奇提供信息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夸张，对于外交官来说，强调自己的努力的价值尤为重要，证明他对所代表的事业的支持。
毫无疑问，这些文件将佩尔松-布拉姆斯托普政府、古斯塔夫五世国王、外交部的高级官员以及新的社会民主党政府置于非常尴尬的境地。
除了尽力阻止或延迟瑞典与西班牙共和国的正常外交关系之外，菲斯科维奇在他所能做的范围内，继续为西班牙法西斯的利益在瑞典工作。
2.报告中提到的政治和外交事件
10月初，菲斯科维奇向"西班牙国家政府首脑"发出警告，提醒他瑞典的一些古董商对西班牙古董的兴趣。
同时还设法使马塞利诺·帕斯夸在前往莫斯科担任外交职务的途中不引起媒体的注意，此外还让他在瑞典期间受到瑞典警方的监视。
菲斯科维在担任弗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驻瑞典代表期间的许多活动，以及后来的达方特，都集中在与西班牙内战有关的问题上。
1936年12月，追踪约瑟·魏斯伯格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为西班牙共和国获取原材料，也包括了一些为西班牙境内的供应，比如向位于阿博加市的一家瑞典公司购买军用帐篷的建议，该公司的董事哈拉尔德·瓦林与菲斯科维奇联系过。
1936年12月中旬，菲斯科维奇首次报告了瑞典年轻人加入国际纵队的招募情况。
他也向瑞典外交部报告了此事，就像他在九月份曾经报告过为共和国战争购买武器的企图一样。他提到了工会人士的活动以及瑞典警方按政府要求进行的秘密行动。
这些信息很有趣，反映了菲斯科维奇对瑞典保密事务，尤其是与警务相关的事务的了解。
达方特也了解这些情况，在1937年夏天，他报告了俄罗斯、爱沙尼亚和波罗的海国家的游客在斯德哥尔摩逗留，实际上是为了加入国际旅营队，而瑞典警方无法进行干预。
同时还有一些人提出加入西班牙法西斯军队的要求，根据1936年10月10日的《通令》的指示，菲斯科维奇只是记录并传达了这些要求。
其中包括一些具有军事知识的人（一个炮兵专家和一名预备役航空军官，“擅长轰炸，有500小时的飞行经验”）。
弗朗哥政府对于瑞典的外交变动
1937年1月，菲斯科维奇被迫交出西班牙驻瑞典使馆后离开了瑞典。
瑞典当局提供了额外的帮助，将他的家人作为难民接纳到瑞典驻马德里使馆，其中一位家人理查多·瓦莱拉·菲斯科维奇，在瑞典政府的资助下被疏散到比利时。
从那时起，原西班牙使馆商务附属官加布里埃尔·达方特接任西班牙法西斯在瑞典的非正式代表。
1.西班牙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宣传
瑞典作为西班牙法西斯主义代表的一个关键领域，是对其事业进行信息和宣传工作。
为此他需要协调一些支持该事业的个人在瑞典的活动，特别是新西班牙阵线在瑞典的代表、新闻和宣传代表华金·埃赖斯。
埃赖斯曾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担任西班牙语讲师，并在此期间在智利驻瑞典使馆工作。
但他在车辆的车窗上挂着西班牙双色旗在斯德哥尔摩市内行驶，这种举动引起了伊莎贝尔·德·帕伦西亚向瑞典外交部提出明确抗议，她还给国务部写了一些文件。
埃赖斯是法西斯主义宣传简报《瑞典-西班牙新闻公报》的主编。然而埃赖斯的活动有时过于激进，托拉塔伯爵的一份文件将他的活动描述为“有害”，并称埃赖斯为“危险人物”。
在外交文件中广泛反映的法西斯事业宣传者是名叫奥康纳的西班牙难民。他在战争开始时获得了瑞典驻马德里使馆的庇护，并在1977年春季被疏散到瑞典。
伊莎贝尔·德·帕伦西亚对奥康纳通过葡萄牙与弗朗哥统治的西班牙进行联系表示不满。在这些宣传工作中，还有一些瑞典人提供支持。
档案中提到了一些在瑞典有声望的人士支持西班牙法西斯事业。
其中就有伯爵埃里克·冯·罗森，他在瑞典保守派媒体上发表了有利于法西斯西班牙的文章。以及阿尔维德·维贝里，西班牙驻斯德哥尔摩名誉副领事。
此后，西班牙佛朗哥与作家恩斯特·布雷德伯格合作，在瑞典发表了一本名为《叛逆者弗朗哥与合法政府：红色和白色文件中的西班牙悲剧》的书。
2.瑞典政府的立场与西班牙的联系
1937年8月，达丰特上报了几天前发生的一件特殊事件，瑞典社会党向驻斯德哥尔摩的西班牙共和国使馆提交了一封抗议信，抗议“工会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成员被监禁”。
有报纸将其称为“真正的命运讽刺，反法西斯使馆不得不接受瑞典的主要支持者的严厉批评”。除了这家报纸之外，瑞典媒体都对此事保持沉默，尽管达丰特努力宣传这则新闻。
1937年10月底，哥德堡的瑞典援助西班牙委员会决定提议派遣社会民主党记者和参议员里卡德·林德斯特伦作为观察员前往阿斯图里亚斯，评估“佛朗哥叛军胜利平民所需要的援助”。
此时阿斯图里亚斯已经落入佛朗哥手中。达丰特决定公开了这个消息，但由于一些原因，这并未成为现实，尽管许多瑞典组织向瑞典政府施压，要求他们请求派遣观察员。
1937年11月，达丰特又报道了萨尔瓦多·马达里亚加访问瑞典以及由西班牙共和国使馆组织的斯德哥尔摩西班牙周活动。
根据达丰特的建议，大部分保守派报纸没有发表任何报道，而瑞典最大的晨报《今日新闻》报道了这一事件，并在一期刊物中刊登了弗朗哥占领希洪后的照片。
达丰特表示，这家报纸是“公然歪曲事实”，他们对佛朗哥军队的最终胜利深信不疑。
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西班牙外交官菲斯科维奇在斯德哥尔摩积极致力于为西班牙法西斯辩护，并试图阻止瑞典与西班牙共和国建立良好关系。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由选举产生的社会民主党政府，瑞典政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希望保持中立并避免与西班牙冲突的影响。
而这些反映了当时瑞典与西班牙之间的外交关系和政治态度的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