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
以红星为信 做党的孩子
——重读抗战儿童小说《闪闪的红星》
《闪闪的红星》,李心田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11年1月
《闪闪的红星》是李心田写于60年代的小说,原名为《战斗的童年》。1972年,该作品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入选教育部红色经典阅读书目,成为革命传统教育范本,被译成英、法、德等10余种文字,1974年改编的同名电影引发全国“学潘冬子,做党的好孩子”风潮。作家李心田既是毕生从军的军旅作家,也是一位成绩斐然的儿童文学作家。他的作品如《两个小八路》《船队按时到达》都讲述了革命战争年代的儿童英雄故事。《闪闪的红星》以20世纪30年代江西柳溪村为背景,讲述了红军后代潘冬子从懵懂少年成长为解放军战士的艰辛历程。红军长征北上后,潘冬子的父亲潘行义随军转移,临行前留给他一颗红五星作为信念象征。历经母亲牺牲、流亡复仇、投奔革命等磨难,潘冬子在红星照耀下与父亲约定“解放全中国再相聚”,完成了从个人复仇到投身集体解放的信仰升华。这颗贯穿始终的红星,既是父辈精神的传承,也象征党的光辉指引,照亮了一个苏区少年在血火中蜕变为革命战士的史诗之路。
《闪闪的红星》的故事最初被李心田表述为“一个红军家庭的故事”。因此,作品不仅是革命战争小说,还是一部以家庭为核心的感人的革命回忆录。在战争中被冲散,战后又团聚的“家庭”是小说的叙事焦点。从这一角度看,《闪闪的红星》似乎具有通俗小说中“失散—重逢”这一悲情性、巧合性和传奇性的情节模式,而潘行义留给潘冬子的那颗红星可以视为“失散—重逢”故事套路中的关键“信物”:
“爹想了一下,从他的挎包上撕下一个红五星,递给了我,说:‘冬子,我再给你个红五星。’我接过红五星,问爹:‘给我这个做什么呀?’爹说:‘我这次出去时间很长,你要是想我了,你就看看这红五星,看见这红五星,就和看见我一样。’我把红五星紧紧地握在手里,又看看爹……”
与传统小说中象征着偶然性团圆的认亲玉佩等信物相比,红星预示了革命洪流中信仰共同体重聚的必然性和历史性。作为“无血缘的信物”,红星将生物性父子关系升华为政治性父子契约,使离散的肉身家庭被纳入“革命大家庭”的永恒性之中。贯穿全文的“红星”既是父亲留下的“信物”和情感纽带,维系着革命传统的血脉传承;又是党组织赋予的启蒙符码,激励着潘冬子磨砺精神与肉体。因此,李长田虽然征用了“寻父”的苦情故事模式,却赋予小说革命理想主义的崇高色彩,这使得小说兼具可读性和可学性。“党的孩子”潘冬子既寻找随红军长征北上的生父潘行义,也寻找作为精神之父的中国共产党。在“寻父”的过程中,潘冬子逐渐领悟到,只有将个人的复仇与整个阶级的解放结合起来,才能实现真正的复仇与解放。因此,潘冬子和潘行义红星照耀下的新约定只是“寻父”的象征性结果,“寻父”的真正结果是让潘冬子完成了对个人意义和革命理想的确认,即完成了成长的过程。在此意义上,《闪闪的红星》又是一部出色的成长小说。
电影《闪闪的红星》海报
小说时间跨度从1934年到新中国诞生前夕,约15年时间,潘冬子从七八岁的儿童成长为一名光荣的革命战士。而与西方传统成长小说不同,《闪闪的红星》呈现了一种独特的革命成长叙事。在歌德或狄更斯那里,主人公往往被爱情或财富诱惑,而冬子面临的考验是是否堕入“复仇本能”铸成的仇恨深渊。在从陈钧口中得知母亲牺牲的消息时,冬子作出了这样的反应:“‘给我妈报仇!’我向着修竹哥哭诉着,‘下山把胡汉三和白狗子全杀死!’”主人公的复仇本能既构成叙事的原始驱动力,又作为需要被超越的革命初级形态而存在,文本也因此成功构建出革命语境下“从自发到自觉”的独特成长范式。在超越复仇本能的过程中,以修竹哥为代表的党组织成员扮演了将私仇转化为公义的关键性升华角色。此外,《闪闪的红星》以第一人称的主观叙事模式写作,与全知视角的客观叙事相比,这种叙事模式情感真切自然,叙事焦点集中流畅。“一九三四年,我七岁。”小说开篇的这一句话奠定了作品回忆性自叙传的主基调,因此“我”在小说中一直具有两重视点,一是保存革命战争原初的创伤性与真实性的儿童视点,二是回忆、重述童年的成人视点。儿童视角的感官真实与成人视角的政治诠释之间形成了微妙的互文关系。冬子作为叙述者不断用成熟话语注解童年经历的过程,也是其在回忆中重新识别出当年被崇高理想召唤瞬间的过程。因此,这两重视点的交织证明,“党的孩子”身份早已在血火中完成了自我淬炼。
(作者系浙江青年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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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文艺报》2025年7月7日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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