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县城大合并,最终结果如何？

2019年，一场轰轰烈烈的县城机构大合并在我国的山西拉开序幕，截止到去年底已经有97个人口小县完成了机构大合并

但奇怪的是根据全国住房公积金报告的数据，全国体制内职工人数，从2020年的4513万人依旧在2023年增加到了4835万人，那为什么我国体制内人员反而越改越多

本期带大家深入现实的案例，探索一下这其中的奥秘

19年开始的这轮县城机构合并的起因，是山西省的某位领导在基层调研时发现了大量的人口小县财政入不敷出，实际常住人口不到10万的小县需要供养3000名公职人员，比较夸张的是有的县城甚至财政供养比例达到20比1，也就是20个老百姓里就有一个需要财政供养的公职人员

于是乎山西成为了这轮县城机构合并的先行者，2020年先在临汾市的浮山县和忻州市的河曲县开展了第一批的合并试点，成功后又在2022年和2024年分别完成4个县和5个县的合并工作

自此山西经验被全国推开，湖南、安徽、甘肃、江西、福建、四川、陕西等地相继启动了人口小县机构改革，截止到去年底，已经有97个人口小县完成了机构大合并

要知道不是到了迫不得已，人是很难自己割自己的肉刮骨疗伤的，铁饭碗能被这么快的砸碎，更多的是有些问题实在拖不了了

首先那就是人口的问题， 2022年我国人口总数出现拐点，而高线城市对低线城市的人口虹吸更是在加剧，这造成了小县城的人口快速消失，2010至2020年这十年我国县城人口直接减少了1.07亿人，县域人口占比从1990年的81.4%快速下降至2020年的51.5%。

而根据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全国共有414个人口20万以下的县城，这其中，四川，内蒙，山西断档排名前三，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名单里有没有你家。

人口的大量减少，自然就不再需要配置这么多行政单位，所以关停并转是必然之举。

其次，冗员的问题并不是人口减少直接造成的，它其实一直存在，但很多中西部城市的公务员依靠着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可以拿到远超当地平均工资的收入，用尽所有手段进入体制内工作，是这些城市里稍微有点资源家庭的首选，而中国又是一个人情社会，很多没有必要的岗位被人情创造了出来，这些县城婆罗门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效率可想而知，最终只会出现人数明明很多，但活还是干不完，各个部门天天喊着缺人的结局。

根据财政部的数据，劳动报酬占政府收入的比重在近十年来不断上升，从2012年只有33%左右，到2020年后直接翻倍超过了60%。

之前靠着转移支付和房地产的火热，很多缺乏真实收入的县城，虽然人员冗杂，但咬牙还能支付的起，但这两年房地产熄火，可以印钱的土地市场被冻结。

单靠转移支付已经难以支撑之前超载的公务员们，到了2019年后中央的盈余也已经只能填补地方一半的窟窿了。

直到很多县城的财政真的快揭不开锅了的时候，这场刀刃向内的改革也终于掀开了帷幕，但看起来轰轰烈烈的大合并，真的能一劳永逸的解决冗员冗官和财政支出的问题吗？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可能比较骨感。

以一直以来宣传的优秀案例，山西第一批小县机构改革的试点县河曲县为例，我们深入来看看这场改革到底是怎么改的。

整体的改革思路其实就是大部制改革，所谓大部制就是把一些职能相近的小部门，合并同类项后整合成一个综合性的大部门，进而精简机构精简人员，比如文化局、文物局、体育局、新闻出版局可以合并同类项变成一个大的文体局。

经过了一年多的整合，最终河曲县将原本36个党政机构精简为了22个，186个事业单位整合为了40个，10人以下的事业单位全部裁撤，原本1900个事业编制最终只剩下三分之一，领导职位也从135个精简为114个，计算下来改革完成后人员经费可以减少 2200 万元。

从以上的数据来看，河曲县的这次机构合并不可谓不成功，但事情其实远没有这么简单。

首先我们看看领导们是怎么安置的，你以为多个局合并后就能省去好几个局长和副局长的岗位吗，对不起并没有，这种一刀切的改革只能遭到全面的反对，所以为了能推进改革，实际的操作缓和的多。

以河曲县改革后的发改工信和科技商务局为例，这个新设立的部门是由原发改局、原工信局、原能源局三个局组成，原来的三个局长合并后统一变成了新局的副局长，而正局长由原本就分管这块的副县长兼任，之前的三个局长依旧管理着之前的业务和板块，级别和待遇也保持不变。

这样一来原本的层级关系和利益关系并没有被打破，只是好听的正职变成了副职，这种操作减轻了很大一部分来自领导们的阻力，但再怎么样，领导岗位数量还是减少了，所以有些人还是必须离开，但操作上也是以稳为主，比如对快退休的人，鼓励提前退休，选择提前的领导干部，提升一个级别的待遇；短时间退不了的，只能取消领导职务，但会保留级别和待遇，给个闲差养老等退休。

在这种操作下，财政对于领导层的支出其实并没有减少很多，但领导岗位的的确确是减少了，至于多余的冗员则需要时间去等待他们退休。

而对于超编的普通员工，主要也是采用以时间换空间的策略，一小部分下沉到基层执法岗位，剩下的大多还是以超编的身份呆在老地方，以“退三进一”方式慢慢消化，所谓退三进一，就是每退休三人，再新招一人，以河曲县目前的情况来看，达到1900个事业编制裁撤三分之二，人员经费减少 2200 万元的“完全角态”，最长可能要在十年之后了，这还是该政策在这十年里能够一直被坚定执行的前提下，至于为什么这么说，各位可以再回头看看视频开头提到的为什么会有这场改革。

现在距离河曲县完成合并已经有5年之久了，回头再看这场浩浩荡荡的改革，有好的变化，也有新的问题。

好的变化是因为分管副县长直接兼任了局长，让汇报的层级变的更加扁平，相当于减少了局长这个层级，沟通成本显著降低了，副局长报给局长就相当于报给分管副县长，相应的业务汇报材料，也从之前需要做三份，到现在只需要做一份，除了副县长之外，大家都减轻了工作量，自然是拍手叫好。

其次，相近职能部门的合并也有效减少了工作推诿的发生，一件事情可以从前到后由一个大部门整体负责，比如想要推动农田的高标准改建，在之前肯定是农业部门牵头，负责整体的规划建设，但涉及到坡改梯和水土一类的问题又要找水利部门协调，而农田如何提高农机适应性还要找农机部门规划，作为牵头部门的农业部跟其他部门是平级，很难调动其他部门真正的积极配合工作，但合并成为了一个大的农业部门后，协调起来就会方便很多。

当然合并后很多副作用也相应的产生了，要知道县级的部门是合并了，但市级的和省级的可没有合并，改革后出现了“一个儿子”对应“几个老子”的尴尬局面，上下不对应、上下难协调的问题随即出现，很多下级部门被取消之后，上级的主管部门可能会开会不通知，文件不下发，该给的资金也不再下拨，而且很多省级市级的会议要求部门副职以上领导参加，这让很多领导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开会的路上。

而这次合并最核心想要解决的问题，大量冗员和财政支出，具体的数字也缺乏后续的报道，但从山西第二批原本计划改革的12个县，到减少为８个，最终只完成4个的实际推进情况来看，这场大部制改革可能还有很多问题和阻力。

其实，大部制改革并不是一个新鲜的名词，1990年就在陕西省黄龙县进行过类似的尝试，2000年后在湖北和广东也都有过试点，这些县城在合并之初也是一片新风气，新气象，但有句话说的好，下改上不改，改了也白改，上下不协调的成本最终还是大于了合并产生的收益，而结果就是这些地方最后无一不是回归了原有的体制，甚至有的地方在改革差不多五六年之后，财政供给人员比改革前还增加了1000多人。

那为什么已经有了如此多的前车之鉴，这场从2019年开始的新一轮针对人口小县的大部制改革还是选择了相同的路径呢？各位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那个被大领导安排搞人口小县合并的负责人，为了推进工作你能怎么做，当然如果你有更好的工作方案欢迎评论区留下你的建议。

从全国的数据来看，体制内人员这几年来反而越改越多，对比一下2020年和2023年全国住房公积金报告，我们可以看到，全国72万个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实际缴纳公积金的职工人数，从2020年的4513万人依旧增加到了4835万人，如果加上国企员工，广义的体制内人员到2023年底高达7900万人，这里还不算大量吃财政饭的临聘和劳务派遣“临时工”们。

但随着我国人口持续减少的趋势继续，政务需求和税收来源只会相应减少，相应的政务支持人员也必须跟随减少，像是因为财政困难自下而上的进行机构合并精简人员只能是治表，真正改变现状需要自上而下的机构改革，我国这两年其实也有类似行动在进行之中了，而且伴随着科技的进步，ai政务的兴起和普及正在孕育之中，最近全国学杭州和deep seek的风潮也进一步推动了这件事情的发生，全球各国和历朝历代都难解的冗员问题，也许在未来会被科技所打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