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结束，周总理向卢绪章宣布组织决定，卢委屈：比要我命还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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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抗战胜利的消息传遍全国，举国欢腾。

然而，在重庆红岩村的办公室里，卢绪章却委屈得像个孩子。

“周副主席，当资本家真比要我的命还难受呀！”

他委屈着说道。

八年浴血抗战，他本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卸下伪装，回归党组织。

但组织却让他继续以“资本家”的身份，在上海继续从事隐秘战线的工作。

这一决定，让一心想要投身光明战斗的卢绪章几乎崩溃。

但他最终选择了继续忍辱负重，为革命事业潜伏在敌阵之中。

白手起家创业经商

1911年，卢绪章出生在浙江宁波的一个小商人家庭。

然而，随着家道中落，他不得不被迫辍学，提前步入社会，承担起家庭的经济压力。

失学的卢绪章并未因此意志消沉，而是凭借聪明才智和勤奋吃苦的精神，在商界逐步摸索出一条生存之路。

1933年，年仅22岁的卢绪章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上海合伙创办了广大华行，主营进出口贸易，尤其是西药生意。

由于他精明能干，诚信经营，不久后，广大华行便在上海商界崭露头角，成为一家小有名气的西药贸易公司。

彼时的卢绪章，已然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青年企业家。

然而，这位年轻的资本家将目光投向了国家民族的命运。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全面抗战正式拉开序幕。

10月，卢绪章在上海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中共地下党员。

自此，他的身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再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人，而是肩负革命使命的隐蔽战线战士。

入党后，他立刻将广大华行变成了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重要活动据点，为党的情报传递、物资供应和经费筹措提供支持。

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广大华行的存在，为中共地下工作者提供了一处可靠的掩护。

通过与国民党高官、商界人士周旋，卢绪章巧妙地掩护了许多共产党员的活动，使其免遭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迫害。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成为中共在国统区的领导机构。

同年5月，南方局指示中共江苏省委，从上海挑选干部前往重庆建立党的秘密工作机构，卢绪章成为首批受命前往重庆的地下党员之一。

1940年，他带着广大华行的一部分业务来到重庆，并迅速恢复了公司的经营，同时秘密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图前排左起：吴雪之、张平、郑栋林、田鸣皋、卢绪章

筹措巨额革命经费

在重庆，他的身份更为复杂，一方面是知名的企业家，另一方面却是南方局地下经济工作的关键人物。

他深知，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可能引起怀疑。

因此，他在生意场上表现得极为精明圆滑，与国民党高官、军界要人建立联系，逐渐在国统区商界站稳了脚跟。

在这段时期，卢绪章的工作直接受到周总理的领导，他与周总理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严格执行党的指示。

在一次谈话中，周总理特别叮嘱他：工作环境险恶，‘资本家’可一定要当得像呀，得出淤泥而不染，像荷花一样。

这句话深深地印在了卢绪章的心里，成为他隐蔽战线斗争中始终遵循的信条。

1940年后，卢绪章继续扩大广大华行的业务版图，在昆明、成都、贵阳、西安、衡阳等多个城市设立分支机构。

他甚至在纽约设立分行，与美国资本家展开合作，成为美国第二大制药公司施贵宝在中国和东南亚的总代理。

同时与杜邦、摩根等财团建立进出口贸易关系，采购化工、钢材、五金等商品。

随着生意的迅速发展，广大华行在国统区的资产一度高达119亿法币，成为国统区知名的西药贸易公司之一。

然而，在这些表面风光的商业活动背后，卢绪章真正的使命是为党筹集革命经费。

从1942年起，广大华行正式承担南方局地下党的资金筹措任务，并通过各种隐秘渠道，将大量资金安全送抵中共中央。

据统计，从1937年至1948年，卢绪章累计为党筹集近400万美元。

为了保证资金的安全运输，卢绪章经常采取极为谨慎的方式。

例如，在1942年春，南方局指示卢绪章向韶关地下党机构提供8.5万元法币。

由于银行转账风险极高，他只能化名“重庆老孟”，亲自护送资金到目的地。

然而，就在他返回重庆后不久，接收资金的联络员遭到敌人逮捕并叛变，敌特带着叛徒四处搜捕“重庆老孟”。

卢绪章得知消息后，立刻与助手舒自清商议对策，最终决定利用自己国民党“第二十五集团军少将参议”的身份，买通关系逃往昆明，随后辗转成都，才终于躲过一劫。

渴望摘下“资本家”的面具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迎来了抗战胜利。

卢绪章听到这个消息时，内心无比激动，他觉得自己终于完成了任务，可以回归真正的革命战场了。

他向周总理请求回延安，希望能加入战斗前线。

然而，他的希望很快被现实击碎。

周总理耐心地对他说：你要从党的事业需要出发，继续当好红色资本家。

党组织认为，他在商界的身份已经深入人心，换人不仅难以取得敌人信任，还可能断送党在上海地下战线的重要经济命脉。

上海即将成为内战的主战场之一，党需要一位有经验、可靠的地下工作者，而卢绪章无疑是最佳人选。

听到这个决定，卢绪章情绪崩溃，他流着泪说：

“又是当资本家，这比要了我的命还难受呀！

不过，深明大义的卢绪章很快就调整了心态，开始为新的斗争做好准备。

他深知，地下工作的复杂性不亚于正面战场，甚至更具风险。

由于此前他在重庆的业务布局已相对成熟，他决定将广大华行的总部迁回上海，为即将到来的国共内战做好准备。

与此同时，他在纽约成立分行，购买大批西药，准备抢占上海市场，以维持广大华行的经济来源。

在战后的动荡环境下，卢绪章的“资本家”身份成为他保护党的经济战线的重要屏障。

国民党政府对上海市场的控制仍然十分严密，许多左翼企业家被清算。

然而，卢绪章凭借多年来积累的人脉，与国民党高层保持着表面上的友好关系，使他的企业得以继续运营。

他通过与美国施贵宝、杜邦、摩根等公司的贸易往来，为党的地下组织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

上海解放后，卢绪章终于可以摘下“资本家”的伪装，光明正大地为新中国服务。

他先后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贸易部副部长、外贸部副部长、国家旅游总局局长，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外贸事业贡献了巨大力量。

然而，他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的本色，从不贪恋权势和财富，直到1995年去世，他仍然过着极为节俭的生活。

参考文献：

总理叮嘱我要像八月风荷，出污泥而不染.卢绪章.人民网.2020年11月03日

讲红色故事 讲革命精神|卢绪章：家财万贯的无产者.重庆日报.2019-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