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武装保卫秋收
七月,早稻登场。根据地里呈现出一派紧张、繁忙的景象。
这时,党中央已经向全党提出了半年内完成大反攻准备工作的问题。这个准备工作,主要的有两条:一是巩固与扩大现有根据地,加强自己的力量,特别是加强武袋力量,以便迎接大反攻、大发展形势的到来。一是加强大城市,交通要道和铁路、水路及伪军,伪政权的工作,准备将来夺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这是多么的令人振奋啊!在讨论中,我们谈到了一个重要的情况,那就是日军正在宁波近郊的庄桥赶建一个新的飞机场,在慈溪到象山一带山区挖坑道,构筑大型防御工事,妄图阻止盟军在我东南沿海登陆,阻止中国人民的反攻。可见,日本帝国主义还要作垂死的挣扎。不过,他们的末日快到了,好比是秋后的蚂炸,再蹦跶,也没有儿天了。随后,我们又接到华中局来电指示“目前我在敌后的主要任务是扩大与积蓄力量,与争取时间进行整风及整训部队,更加发展游击区与根据地和更加发展我党我军力量,以准备将来反攻。”要发展游击区与根据地,发展我党我军力量,都离不开发动群众、保卫群众利益。当前,用武装保卫秋收,是我军刻不容缓的任务。
形势发展得好快呀,工作很多,简直是千头万绪。可同志们又都是越忙越兴奋。同过去一样,区党委依旧要我抓军事斗争。具体地说,就是要带领部队坚决打击武装抢粮、征粮的日伪军,武装掩护、保卫群众秋收,保证地方政权机关完成征集抗日爱国公粮的计划,保障“二五”减租的顺利进行。区党委认为,这是全休党政军民的中心任务,只有圆满地完成这个任务,才能增强我们的力量。不然的话,扩大武装、扩大根据地、巩固发展抗日民主政权、开展城市工作等等,都是不可能的。
应该说,保卫秋收的工作,我们是很熟悉的。自从进入敌后抗战以来,年年都要保卫秋收。对此,广大指战员也有丰富的经验。当然,每一年的情况又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今年的情况是,日伪军抢粮特别频繁。以三北为例,从七月二十二日刚刚开镰收割的那一天起,到七月三十一日止的十天中,我们鱿已经打了四仗,战斗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激烈的程度,也是一次胜过一次。情况与区党委所判断的完全一致:今年的秋收斗争,是浙东敌后军民与日伪之间的一次生死存亡的斗争。
这里,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据调查,那时三北平原的稻田,平均亩产干谷一百五十公斤左右。抗日民主政权规定,每亩征收抗日爱国军谷十三公斤,约占农田收获的百分之八,但这只是根据地的情况。到了游击区,每亩田的负担,至少要增加一倍。而在敌强我弱,靠近日伪军据点的地区,每亩田要负担四十五公斤左右的谷子也就是说,农民有三分之一的口粮被夺走了。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人民不堪负担的地区,是属于国民党政权、军队、“游击队”与日伪军共同控制的地区,平均每亩田要交谷约九十四公斤,而且还有其他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和意想不到的敲诈勒索,致使很多人家成年挣扎在死亡线上,生活根其艰难。尤其不可忽视的是,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第七个年头,浙东地区也已经沦陷三年多了,连年的战祸、灾害,早把这些地区的群众的血汗榨干了。他们真诚地称呼我们的三四五支队为“救星”、“菩萨兵”,请求我军去解除他们的苦难.
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决定了我们必须关心人民的疾苦。好在这时候国民党的主力部队撤走了,留在敌后的国民党政府机关、军队、“游击队”,慑于我军的军威,也不大敢制造摩擦了。他们在自己控制的地方,不但不敢再煽动群众不给新四军交粮,而且还派了人来同我们商量“怎样一起向民众摊派”的问题,有的还要求我们允许给他们一些收粮收税的权利。本着团结抗战,减轻人民负担的原则,经过商谈,同他们划定了征粮的地域,并且希望他们参照抗日民主政府制订的征粮标准,体恤敌后人民的困苦,适当减轻人民的负担。我们还严肃地提出,要多做一些保护人民利益的事情,切切不可只向老百姓征粮收税,对日伪军的抢粮不闻不问。事后证明,这对他们多少也有一点约束,对群众也有一点好处.
对于日伪军和伪政权,那当然只有坚决地斗争。伪军的士气本来就不高,如果吃不饱饭,那就更加难以维系。所以,他们在内部进行反复的宣传,说是三四五支队一心要饿死他们,企图以此激起士兵对我的仇恨。同时,日伪军也从往年抢粮屡遭打击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采取了突然行动、就近抢掠的手段。章马家桥战斗来说,伪十师三十九团三营出动了两个连,开始时,我们并没有发觉。因为敌人很小心,虽然脱离了“乌龟壳”,却又只限于在河头市与沈溪两个据点之间的地段上骚扰。那马家桥,离河头市只有一公里多路,抬头就能看到碉堡,离坟瞬稍远一些,也只有三公虽多路。很明显,如果一旦受到攻击,或是逃跑,或是待援,邻比较方便。果然,战斗一打响,敌营长便下令原地抵抗,说是用不了几分钟,增援部队就到了,要叫三五支队好着。那一天,我们方面刚巧也是两个连即三支队的第一、四两个中队,敌我兵力相等,火力也差不多。但是敌人士气低落,经我正面阻击、两侧紧逼,特别是敌人在发现退路被我切断时,便无心抵抗了,只顾着各自逃命。
前后一个小时,被我打死十二人,活捉四十人,缴获机枪三挺,步枪、短枪三十九支。近在咫尺的河头市据点,始终未敢出动一兵一卒。
战后,纵队司令部特向参战的第一、四中队传令豁奖号召全体同志学习他们“坚决、顽强,英勇、果敢的战斗作风”,学习他们“为人比利益而战的革命精神”。半个月前,也正是这两个中队,以神出鬼没的动作,奇袭了镇海县城郊的洪桥镇,一举歼灭伪舟山警备司令部第四总队部,俘其上校总队长民文达以下官兵二!八人,还活捉了日军少佐军事顾问吉永久寿秀。
为人民利益而战,这在保卫秋收的战斗中,可以得到最为生动、形象、具体的休现。有个名叫顾佐劳的战士,给《战斗报》报社写信说,他在村子外面放哨,看见溪岸两边的稻田里一片金黄,心里又是高兴又是着急。高兴的是眼看着老百姓就能吃到自己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喷香的新米饭了,着急的是部队一走,日伪军要来抢粮。他引用房东的话说“就怕新谷登场自己吃不到。据点里的敌人天天都在动抢粮的脑筋。”他表示,“我们的队伍是为老百姓谋利益的,也是靠老百姓才能生存的,老百姓的损失就是我们的损失,决不能让老百姓的稻谷叫敌人抢去。我们要多捉俘虏多缴枪,武装保卫秋收,有了空就去帮助老百姓割稻,军民一条心,完成秋收任务。这样,我们才真正是老百姓的队伍。”
这番话.说出了干部、战干共同要说的话。也正因为这样,在保卫秋收的战斗中,各部队涌现了许多抱病参战、轻伤不下火线的范例。参加马家桥战斗的三支队四中队战士王根法,一人缴了一挺机枪、六支步枪,外加一支短枪,背的、扛的、提的、腰里插的,浑身都是枪。当同志们见到他的时候,全都惊呆了。因为他是个病人呵,已经三餐饭没有吃了。可他却笑着说,“小病小痛算什么,老百姓还等着我们消灭了敌人好割稻呢l”是的,缴枪、捉俘虏的战斗胜利是肴得见、摸得着的,保卫人民的利益又何尝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直到今天,黄还是要经常想起当年在浙东敌后所进行的保卫秋收的战斗。什么叫人民的军队,什么叫为人民的利益而战,又为什么说.为人氏的利益流血、牺牲是最光荣的?这些,都可以在保卫秋收的牛争中得到生动的、正确的回答,那是用不着讲多少道理的。因而部队思想政治觉悟的提高,也要比平时来得快。
马家桥战斗后,伪军第十师内部矛盾加深。师长谢文达责令接连打了几次败仗的三十九团团长宋志辉赔偿损失的人枪.
慈溪城里的汉奸头子宋清云,乘此机会扣留了三十九团留在城中的人员,总数有几十个。消息传来,大家都觉得好笑,巴不得他们狗咬狗似的去打闹,闹得越凶,垮台就越快。对此,日军很是恼火。他们虽然知道谢文达的部队不是三五支队的对手,但自己也是力不从心,只好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下令三十九团换防,渡过甬江,去往我们力量比较薄弱的庄家溪、大雷一带。值得一提的是,这股伪军在换防途中逃了不少人,其中被我鄞慈自卫队收容的就有十四人。另有两人带着枪支潜逃,隐伏于山林中,后来主动向我投诚。
我们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在马家桥战斗中俘虏的伪军士兵,并对他们进行了必要的教育。当场就有十二人要求参加我军,表示令后要以坚决抗日的行动来弥补过去的罪过。对其余的人,一律发给路费,释放回家。临行前,部队领导还特地备了酒莱招待他们。其实,这些人大都是贫苦人家的子弟,有的是被抓去当兵的,有的是为生活所迫。他们指着自己瘦骨嶙峋的身子说,干伪军,当汉奷,众人骂,万人厌,还落得一身的疥疮.
日军头目恼怒了,严令汪伪军精锐主力中警团向我慈北根据地进犯,妄图实现其所谓的第二期“清乡计划”。‘清乡”既是原定的,却又是根据抢粮的需要而重新修订的。敌人使出了恶毒的一手—增设据点,扩大占领区,以逸待劳,就地抢粮。
这当然要比来了就抢,抢了就走厉害得多。就我们方面来说,根据地的缩小,无疑便是人民痛苦的加深,而且一旦安了据点,要打的话,也要比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困难得多。敌人的目标是东埠头和鸣鹤场.七月二十八日,中警团调集将近两个营的兵力,分头出发。去往东埠头的一路从姚北樟树庙出发,是由主铁时率领的中警团教导第一总队一营,计四百多人。另一路从慈北观海卫出发,是中警团教导第一总队二营,计一百多人。这一路很是骄狂,由伪营长麻应理亲自率领。我们决定先打这一路。那一天,隔着老远,便已看到一匹高头大洋马,敌营长耀武扬威地骑坐在马背上,真有一点如入无人之境的架势。经过我们猛烈打击,毙伤敌五十余人,迫敌逃回据点。王铁时见势不妙,也就缩回了据点。
敌人受到惩罚以后,依然不肯放弃原先的意图。他们迅速调兵遣将、纠集力量。前后只隔两天时间,至三十日夜晚,己在历家据点内集中了中警面七个连的兵力,并于三十一日清晨,再次扑向东埠头。
尽管敌人的行动相当诡秘,但也嘴不过群众的眼阶。三十一日凌晨,厉家的敌人起床了.起床后就赶着催要民伏。这当中有个雇态悄知敌人要出动,便偷偷地摸出据点,向我们作了报告。当他往回走时,天已拂晓,不等他回到厉家,远远望见敌人已经出动,正迎面朝他走来。他又立即回头,跑步前来报告。这样一个与我们素无来往的人,却又如此真心真意支持抗日,不顾白己会有什么危险,实在令人感动。战后,我们的《新浙东报》报道了这件事,可惜没有留下他的姓名。
这一仗,从早上打到傍晚,战斗持续十四个小时。上午,我们在洪魏、东,头一线展开阻击,敌人在火炮与轻重机枪的掩护下,组织了几次冲锋,但均未得逞。下午,我方发起反击,经激烈争夺,攻占敌凭坚固守的五神堂、清隐寺等要点,并击退了从厉家据点出援的敌人,取得了毙伤敌营长以下官兵百余人,俘虏十九人,缴获轻机枪四挺、步枪三十余支的故果,粉碎了敌人企图在东埠头,鸣鹤场两地修筑据点的阴谋可以说,这是一九四四年三北地区反抢粮斗争的决定性一役.从这以后,三北的日伪军未敢轻举妄动。
战斗的第二天—八月一日,也就是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十七周年纪念日(那时还没有定为建军节),纵队领导同志发表了一道命令,嘉奖参战的第三,五支队全体指战员,高度赞扬他们在这次战斗中表现出来的“勇猛顽强、迅速敏捷”的战斗作风,表彰他们“为人民利益奋斗不懈的英雄主义精神”。
每一次战斗,都会创造出英雄的业绩,但每一次战斗又总会有自己不同的特色。让我们听听俘虏们的谈话,那是很有意思的。有个很有战斗经验的伪军老兵告诉我们说,当发现情况以后,他所在的连队奉令原地散开,抢占坟包,他听到自己的营长大声叫喊:“三五支队只会进攻,不会防守,他们做不来工事,快把火力组织好,一冲就冲垮了!”这话不无道理,我们的确没有工事,游击队嘛,就连圆锹、十字镐一类的工具也没有有一件,多数午部战士部不懂得土工作业。但是,我们的部队很沉着。仍是这个伪军的老兵说,他夹在进攻的队列中,一边端着枪射击,一边前进。起初还有点畏畏缩缩,后来见四面没有动静,胆子便放大了。再加上又听到他们的长官说,“三五支队溜了”,便直起腰来跑步前迸。不料,突然上来了几颗手榴弹。没炸着的赶快卧倒,偏又打来了机枪。再一抬头,明晃晃的刺刀已经戮到眼前。他说对了,东埠头阻击,我们主要是靠沉着,靠近战。应该承认,中警团的战斗力不弱,攻击精冲不错,火力组织得也好。但是,双方的刺刀见了面,掩护火力就不起作用了。
伪军中有个湖南籍的老兵,是在我们出击的时候被俘的。他的帽子上留有一个弹孔,耳朵上擦破了一点皮。他没有参加过攻击,在侧翼担任警戒。下午,当发现我们的出击部队朝他所在的阵地迁回过来时,他们的连长发出了冷笑,说是定叫这批穿灰军装的人有来无回。那连长也不是完全吹牛皮的。因为地形确实对我们不利,出击的道路上横着两条小河。当时是三伏炎天,渡河没有太大的麻烦。但是,两次下水,两次上岸,很容易暴露目标,受到敌人火力的杀伤。而且敌人已经调集了四挺机枪等着我们渡河,不管有无目标,一直拼命地打着。当时,这个湖南老兵伏在阵地上,望着飞速运动过来的穿灰军装的新四军,心里倒是有些得意,以为被他们的连长料到了。谁知道,我们方面负贵掩护的轻重机枪突然发扬了火力,他的头一低,想着隐蔽一下。照他说来,最多才隐蔽了一分钟,穿灰军装的人却已经渡过河来了。穿黄军装的当然要还击,四挺轻机枪又一齐打了起来,那火力也是够密集的。可这个老兵说,他的心就在这时候“被吓碎了”。为什么?是他亲眼看到三五支队的人照样往前冲,他还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不怕死队伍。于是,他动摇了,掉转屁股逃跑,先是觉得有一股热辣辣的风从耳边凉过,紧接着帽子穿了个洞,一头栽倒在地…俘虏兵的话可能有些夸张。可我们的出击部队打得勇猛,这是事实。
战士祝德富的英雄事迹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当他冲近敌人的阵地时,猛听有好几个人的声音一齐朝他叫喊:“你来l你来!”乖乖,原来是有三四个端着刺刀的敌人正摆开了架势,要与他格斗。这时,只要祝德富稍有犹豫,或者是侧过脸去看一眼近旁有没有自己的同志,敌人的刺刀就戳到他的身上来了。祝德富眼明手快,腾出一只手,拔出手榴弹,高擎起来,迎着敌人冲去。敌人慌了,一齐转身逃跑。正好,祝德富投出的手榴弹赶在敌人的前面开了花,三四个敌人死的死、伤的伤,一个也没逃掉。要说勇猛,这是一个典型。
守阵地沉着,打出击勇猛。这是参战部队共同的特点。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五支队第七中队。这个中队,自始自终参加了东埠头战斗。他们刚一进入阵地就打响了,连早饭也没来得及吃,上午,顶着酷热的太阳打了四五个小时的阻击,不说流血牺牲,每个人淌下的汗水,总有几大碗呢!出击时,我和五支队长王胜等领导同志都不想叫他们参加了,要他们休息。可他们的中队长观杰同志一再要求领受任务。那种战斗的积极性着实令人感动。他说,打了几个小时,敌人的脾气摸着了,对面敌人阵地上的情况和地形也看得清清楚楚,兄弟部队往两边一打,七中队从自己的阵地上朝敌人一压,可以加快解决战斗。我们知道,他还有话没有说。那就是:如果调别的中队来接替,进入阵地的和撤出阵地的队伍,都难免会有伤亡。而这也正是我们所考虑的。所以,我们就同意了他的要求。
后来,他们在配合兄弟部队出击时,迅速从正而突入敌人的阵地。作为注伪军主力的中警团,在遭到我奋勇出击后,并未立即溃退,而是收缩兵力,凭坚顽抗。这样,七中队便碰到了一个硬钉子,被敌人阻止在五神堂前。五神堂是一座砖墙结构的小庙,又是敌人全力固守的清隐寺的一个重要支撑点。第一次冲击失利,排长徐强同志负了重伤,另有数名战士牺牲。
在场的王胜支队长立即调来两挺重机枪作掩护,命令观杰再次组织进攻。观杰便亲自率领一排的两个班,向五神堂发起第二次进攻。不幸,观杰中弹牺牲。此时,五支队政委邱相田指挥七中队二排部分同志爬上屋顶,在屋脊上架起机枪,压制敌人的火力,并将第一、三排人员合成一个突击队,指定一排长计金根统一指抨。同志们打红了眼睛,高喊着“为烈士报仇”的口号,踏着烈士的鲜血,一股作气攻克了五神堂,当场刺死了几个敌人,有的在逃跑途中被我打死在河中。乘势,七中队夺取了清隐寺前沿阵地,并迅速突入寺内,与敌人展开巷战。最后在兄弟中队的配合下,完全占领了清隐寺。英雄的七中队,在东埠头战斗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战后,经过群众性的评议,纵队司令部、政治部特授予七中队为“观杰中队”的光荣称号。
我永远记得,这一命令是在八月十三日签署、颁发的命令中说:
“东埠头战斗中,我五支队第七中队扼守正面防线。在敌优势兵力与猛烈的火力下,不但胜利地坚持了阵地,井且能坚决执行命令,连续夺取敌固守之坟包及清隐寺阵地,并歼灭敌人一部,完成了上级交给他们的任务。”
“七中队在历次战斗中都能完成上级交予的战斗任务,攻无不克,守无不固,勇猛顽弧,沉着果敢。这与该中队全体同志的努力和观杰同志的模范领导是分不开的。”
“观杰同志在平时能够努力学习,在工作上能深入下层,与战士打成一片。,“他获得了七中干部战士的真诚爱戴”,
“曾经获得模范干部的光荣称号”,“是我浙东全军优秀干部之一,他领导下的七中,是我浙东全军优秀连队之一”。“浙东人民将永远记得观杰的英名,将水远铭感他。”
如此高度的评价,观杰同志和他的中队是当之无愧的我来到浙东已经两年多了,可以说,一直就和观杰同志以及他所领导的连队战斗在一起。打过仗的人都知道,一个战士,总是特别珍爱他手中的武器的,尤其是用熟了的,深知它的性能的武器,那是爱不释手的。长时期来,对于年仅二十四岁的观杰同志(我们相识时,他才有二十二岁)和他的连队,我总是把他们作为一个铁拳来使用的。不打则已,打了出去就要解决问题。所以,我不太轻易使用这个中队,要用就用在刀口上。
我第一次与“观杰中队”接触,是在两年前消灭伪军一个营的那次伏击战中。打完仗,部队胜利转移。途中,有人告诉我,说是特务大队一中队主动把自己缴到的一部分枪支弹药送给了五支队。这事,使我非常高兴。到达日的地以后,我去到了特大一中,问他们为什么会想到这样做的。他们说,仗是大家打的,今后也还是要齐心协力打胜仗,缴来的武器应该大家有份。好极了,我叫他们集合站队,当场在队前表杨了他们这种可贵的全局观念。也是这一次,我又了解到,他们原先属于淞沪五支队第五大队(辖一个中队),建立于一九四二年春,是由第十四、十五两个常备中队改编的,中队的成员多数是浦东地区的青年农民,也有上海的工人,虽然还缺乏战斗锻炼,但吃得起苦,群众纪律很好,称得上是一个朝气蓬勃的连队那时,他们的中队长叫黄玉,指导员是吴锡钦八月,三北游击司令部成立后,五支五大改编为司令部特务大队,该中队成为特大一中。在浙东第一次反顽自卫战斗中,特大一中先后参战十数次,无论是担任主攻或追击,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
在攻打小越伪军据点、聚歼逃入据点的顽固派艾庆璋残部时,特大一中除俘敌二百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以外,还缴到了许多钞票、手表、金戒子,金笔等贵重物品,同志们做到了点滴归公,取得了军政全胜。这件事,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何克希司令知道了,也曾经热情地表扬了他们特大一中改编为五支七中,是一九四三年十二月间的事情,那时正是浙东第二次反顽战役最为艰难的日子。在这以前,一九四三年夏天,观杰同志调入特大一中。算起来,他在七中(包括它的前身)担任中队长的时间刚好一年。
前面在讲到前方战斗和茶坑战斗的时候,我曾经提到过七中。这两次战斗,有进攻有防御、有撤退有追击,他们都打得很顽强。前方战斗是一次失利的战斗,在危急的时刻,正是观杰同志主动提出,由他们掩护纵队转移,为全局承受了重大的牺牲。他们有一个排打得只剩下三四个同志。另有一次,我们在四明山的南黄、韭湖一带陷入了突击营的包围。当时,天已傍晚,阴云密布,朔风凛冽,眼看就要下雪,但部队如何行动,一时还难以委决。我考虑到,部队突围好办,纵队司政后领导机关却是个问题,无论如何应该确保他们的安全,可在这时,四周好几个制高点已被敌人占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到了七中,找观杰同志商量,要他们夺回一个最高的山头。这样,部队的突围、转移就有了保障。他赞成我的决心,认为只有采取积极进攻的姿态才能迷惑敌人,并能为全纵队赢得时间。兵贵神速,连饭也没来得及吃,他们就出发了。是晚,雨雪交加,天气十分恶劣。英雄的七中不但一鼓作气夺回了一个重要的,对我们来说是生死枚关的制高点,而且还打退了顽军的几次反扑。为纵队领导机关和部队的安全转移作出了重大贡献。第二天早晨,当找看到观杰和七中队的同志时,只见他们每个人的棉衣上都已挂满了冰凌,有的人冻坏了手脚。我紧握着观杰间志的手,好久才说出一句话来:“辛苦了,谢谢你们!”
观杰同志在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优秀品质是多方面的。也是在第二次反顽自卫战役中,我们曾经两次跳出根据地,长途奔袭挺五纵队的后方,两次都打到了观杰的老家—虞章镇。观杰同志做到了两过家门而不入。他原名石子英,十八岁离家,投奔新四军,先在军部教导团学习,之后调到苏北,又从苏北调来浙东,整整五年没有见到亲人了。他的家庭比较富裕,部队的生活却是那样的艰苦,无疑这也是一种考验。是的,他对自己很严格,平时吃苦在前,打起仗来冲锋在前。他的眼睛高度近视,夜晚行军很困难。他让通信员在背包上挂一块白布,走在他前面,替他“引路”他还叫通信员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别人。眼睛高度近视,打靶有困难,可他的射击成绩却很好。他说,当中队长的打不准枪,怎么能要求战士们提高杀敌本领。有一次,他的左臂在战斗中受了轻伤,可他一声不吭,直到战斗结束被卫生员发觉了,才扎上绷带。这些都是小事,可也不难看出观杰同志的品性。
我还很赞赏观杰的机智灵活,对于一个军事指挥员来说,这是不可缺少的。依照区党委“分散游击,长期坚持”的方针,七中队也曾单独行动。每次出发,观杰都亲自掌握前卫排,以便临事机断处置。有一天晚上,他们正走着,忽然听得右侧方有响动,再一听,是部队行军的脚步声。什么部队呢?脚下是敌占区,白天并未得到过任何有关自己部队的通报。当下,前卫排的同志早已原地卧倒,作好了战斗准备。排长也悄声催促中队长下令开火。可不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嘛。这时,观杰同志一面摆着手,示意大家再等一等,一面又把耳朵贴住地面细心辨听,并迅速作出了判断:对方行进速度很快,步子很急,不可能是敌人,因为这一带是敌人的老窠,敌人用不着走得这么急。次日查明,果然是自己人,是我们五支队派出的一个中队,特地来联系和接应一七中队的。这是多么的机智呵!倘若稍有莽撞,打了起来,后果不堪设想。
噩耗传来,开始时我还不大相信呢,因为这实在太突然了,又因为我们常在一起,他那精明强悍的身影,老在我的眼前闪动。只是半个月以前吧,七月十三日,我与张文碧同志赶到了四明山区某地,参加五支队的英模大会。我看到观杰同志站立在战斗模范的行列中。当时,有着多少双敬慕的眼光望着他们,爆竹的纸屑在他们的头顶上飞扬着,又是献花,又是鼓掌,又是授奖,观杰的脸孔羞得排红,手脚都不自在。会上,有人介绍了七中队和观杰的模范事迹,许多内容,我都是熟悉的,但也有一些是我第一次才听到的。譬如说,观杰同志和七中队的文化教员,合编了一本有图画、有文宇的小册子。那上面,记载着全队在八个月自卫作战中的全部经厉,到过哪些地方,打过哪些仗,打得怎么样,创造了什么英雄事迹,涌现了怎样的好人好事,又有哪些同志牺牲了、负伤了,都写得清清楚楚,成了一本非常形象、生动、实际的好教材。他还要求文化教员根据这卜小册子编写识字课本,组织战士学文化。有时,他就坐在炊事房的门口,拉住进来打菜打饭的同志,考考他们是不是把当天教的生字学会了。
我和张文碧同志听到这件事,都高兴得合不拢嘴。张主任俯过身来对我说,“老刘啊,观杰同志真有头脑。”是的,他的这种教育方法是有创造性的。战斗行动如此频繁,但还能这样重视部队的文化教育。这说明他不只是看到眼前,他还看到了将来。是的,我们的部队应该是一支有文化教养的部队。
接下去,我还听到介绍说,凡是部队驻到一个地方,只要不是睡一个晚上就走的,他都要领着人在驻地挖好几个土坑。他规定,土坑要挖成一米深,一米宽,人人都得全副武装从土坑上跳过去。不用说,这是为了提高部队的作战技能。
作为纵队的参谋长,搞好军事训练,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是我的重要职责之一。听到这样的事,我能不高兴吗?那天,散会以后,我还拉住他说了好一会。有的军事干部,片面地强调没有整块的时间,没有必要的器材,没有一定数量的弹药,很难进行军事训练。照他们的想法,似乎只有休整下来才能搞军事训练。比比观杰同志,难道不能从中受到启发、教育吗?
这又说明,观杰同志对于革命事业具有高度的负责精神。就在这次,我跟他约定,将来全纵队会合了,要请他给全体干部讲讲这些事......
如今,观杰同志已经离开我们了,不能给我们大家上课了。想到这些,我感到特别的悲痛和惋惜。
观杰同志的一生是短暂的,但他留给人们的值得思念的东西又是很丰富的。
以观杰的名字命名的中队,必将继承先烈的遗志,去为人民创造新的战斗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