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官”精通所在国的语言,无疑是外交官的一项基本技能,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总有些奇葩不这么想,他们觉得这有损国体,这些声音人如果来自不学无术的人,倒也罢了,偏偏说这些话的是那些饱读诗书、满腹经纶,一肚仁义道德的士大夫阶层。
这究竟是何原因呢?是人们的愚昧,还是其中另有隐情?答案或许可以从余靖这个人身上找到。
余靖,字安道,他在宋朝天圣二年中了进士,年仅24岁便与宋庠、宋祁、郑戬、叶清臣、尹洙等北宋名臣同窗共读,起点可谓极高。然而,他的仕途并不平坦,直到34岁才在京城谋得一份文书类的官职。结果因在景祐三年声援范仲淹,抨击权相吕夷简,被贬到地方。这一去便是十年。
庆历二年,42岁的余靖重返朝廷,第二年擢升为谏官。他直言敢谏,积极支持“庆历新政”,甚至在谏言时激动得将唾沫星子喷到仁宗皇帝的脸上。这一系列举动让他得罪了不少人,为后来的祸患埋下了伏笔。
宋庆历三年,余靖出使辽国。由于他精通契丹语,受到了契丹国主的热烈欢迎。第二次出使辽国时,他更是用契丹语当庭朗诵了一首祝寿诗,辽国国君听后开怀畅饮,使余靖的外交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
然而,余靖没有想到的是,这首祝寿诗却给他带来了麻烦。朝中许多士大夫纷纷指责他用《胡语诗》巴结虏主,有损国体,结果一场愚昧加权斗的闹剧堂而皇之的上演了,余靖被贬到吉州。
一国的使节到邻邦去庆贺对方国君的生日,说一些赞语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余靖却因此受到了贬职的处分。这一切看似荒谬至极,但背后的推手却是那些满腹经纶的士大夫。难道他们真的愚昧到这种地步了吗?难道他们不懂得“外交官”必须精通所在国的语言才能做好工作的道理吗?
当然不是。余靖被贬后写了一首《子规》的诗,揭示了自己被贬职的真实原因。
原来他并非因为写了那首胡语的贺寿诗而被贬,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支持朝政推行的新政而得罪了保守势力。那首胡语诗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
这就是现实。余靖被扣上莫须有的帽子。并非因为士大夫们愚昧无知或不懂其中道理,而是因为他们太聪明了、太懂得权谋、懂得专营了。在历史上,总有一些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甚至在权斗利益面前不惜牺牲国家利益。
这些人往往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将黑暗伪装成光明去吞噬阳光,为恶毒披上伪善的外衣去摧毁善良。
可怕的是他们往往能够成功达成目的!可悲的是很多人会被这些人的言论所蒙蔽欺骗,对他们的言行信以为真,甚至心甘情愿地去助纣为虐!
这样的悲剧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比如民族英雄袁崇焕被凌迟处死时,京城百姓不但不为其鸣冤叫屈,反而争相辱骂他,抢他的肉,可见人是多么容易被蒙蔽,被蒙蔽的人之愚昧是何等的可怕!
那么在现代社会,我们是否还能见到这样的悲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