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立刚历数蔡澜三宗罪，瞬间把吹捧他的文化人，脊梁骨戳得生疼！

6月27日，84岁的蔡澜在医院静别尘寰，作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独居两年的酒店生涯为传奇人生写下了终章，家人依照蔡澜遗嘱，在社交平台发布简讯：“先生已于6月25日安详离院，遵照遗愿，不设仪式，不邀宾朋，骨灰归尘。”

就在他离世后的第三天，却有人用一篇尖锐的却让蔡老先生的最后“体面这荡然无存一，项立刚毫不留情地批评蔡澜的“文化人”标签，直接戳破了围绕蔡澜的美丽泡沫。

蔡澜一生走得非常“洒脱”，这几乎成了他最为人称道的特点，无论是在情欲的世界里，还是在美食的海洋中，蔡澜都过得极为放纵、极为自由，但自媒体人项立刚在他的文章中提出，“蔡澜所谓的‘洒脱’，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

撕掉文化人的外衣

在公众的集体记忆里，蔡澜是那个笑眯眯的美食家，是挥毫泼墨的文人雅士，是金庸先生盖章的“世间第一等”潇洒人物。

然而，项立刚的第一刀，就精准地捅向了这身光鲜的外袍，他毫不留情地指出，蔡澜“文化人”身份的起点，并非来自书斋里的墨香，而是源于上世纪香港电影片场里，一种混杂着荷尔蒙与商业算计的气味。

他监制的《灯草和尚》等影片，为他赚得了丰厚的原始资本，并且项立刚的逻辑很残酷，也异常清晰：一个人的底色，往往由他的第一桶金决定，这笔钱若是沾染了别样的色彩，那么无论日后如何漂白，那抹底色始终都在。

从那时起，蔡澜便是一个商人，一个极其成功的商人，他后来的“美食家”身份，也被项立刚解构为一种更高级的商业模式——将个人品味打包成产品，将散文式的点评转化为流量密码，他不是在传承中华美食文化，他是在消费它，用个人品牌为食物镀金，再让大众为这份“权威”买单。

这套逻辑下，“文化人”成了一个精心运作的品牌，“才子”则是一个被资本吹大的泡沫。

风流是艳遇还是浩劫

蔡澜一生最引以为傲的标签，莫过于“潇洒”。

他曾公开宣称，自己交往过的女友超过六十位，更令人咋舌的是，他与妻子方文露早有约定，允许彼此在婚姻的框架内，保留各自的“自由”与暧昧，在崇尚自由的现代人看来，这似乎是通透与坦诚的极致。

但项立刚将这块“潇洒”的招牌，翻了个面，背面的字，写着“消耗”与“不负责任”，他认为这种关系模式本质上是将女性物化为旅途中的风景，是满足个人欲望的消耗品，看似前卫的契约，实则是对家庭责任的巧妙规避。

而这份“潇洒”最阴暗的角落，被投射在了一个叫陈宝莲的女孩身上。

项立刚的檄文中最致命的一击，便是重提旧事：他指控蔡澜，利用其在圈内的影响力与“导师”身份，将年仅17岁、对未来充满懵懂幻想的陈宝莲，一步步引入情色电影的深渊，他甚至被指亲自下场，指导一个未成年少女如何演绎最露骨的媚态。

这种行为，在项立刚的笔下，是“文人皮囊下的冷血算计”，他将陈宝莲29岁纵身一跃的悲剧，与蔡澜当年的“引路”直接挂钩，在这里，“潇洒”不再是文人风度，而是一种对他者命运可以造成毁灭性打击的、极度自私的自由。

心口不一

蔡澜曾给过年轻人一个非常入世的建议：“先努力赚到一百万，再去谈你的自由和理想。”这听起来，像是一位饱经世事的前辈，对后辈最真诚的忠告，然而，他自己人生的终章，却走向了一种极致的“出世”。

妻子去世后，蔡澜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变卖、捐赠名下大部分资产，然后带着一个庞大的护理团队——文章提及有八九人之多——搬进了月租高达五十万港币的豪华酒店，他用一种近乎仪式感的方式，将自己与凡尘俗世彻底隔绝开来。

在项立刚看来，这并非什么勘破生死的豁达，而是精致利己主义的终极体现，一个鼓励他人投身社会洪流去赚钱的人，自己却在终点选择了一种与社会责任感完全背道而驰的、纯粹的个人享乐。

他用尽一生积累的财富和名望，为自己打造了一座金碧辉煌的“空城”，在众人的簇拥下，安静地、奢侈地等待终点，从鼓励他人赚钱，到自我极致消费，形成了一个冰冷的闭。

三观对冲

为什么项立刚的批判如此不留情面，甚至不惜违背“死者为大”的传统人情？或许，这根本不是一场简单的个人恩怨，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坐标系，发生了一次剧烈的对撞。

项立刚是谁？他出身普通家庭，凭借苦读考上名校研究生，在通信行业白手起家，一步步打拼到今天的地位，他的人生轨迹，是典型的中国式精英叙事：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崇尚奋斗，强调社会责任与进步。

蔡澜呢？他生于新加坡的富裕之家，父亲是诗人，母亲极度开明，他从小就展现出对传统教育的叛逆——13岁敢在报纸上匿名发文批评父亲的诗，他的一生，都在追求个人兴趣与感官的满足，视规则与束缚为无物。

一个是在体制和规则内力争上游的实干家，另一个是游离于体制和规则外的自由派，他们的冲突，几乎是宿命，项立刚审视蔡澜，看到的是一个被时代过度美化的投机者，而如果蔡澜能回应，他眼中的项立刚，或许是一个被成功学绑架、不懂生活情趣的“乏味之人”。

这不再是对错之争，而是两种价值观在互相审判，拷问着同一个问题：怎样的人生，才算“活过”？

结语

蔡澜先生已经化为一缕青烟，遵其遗愿，骨灰归于尘土，但他身后这场巨大的舆论争议，却留下了一面镜子，映照出众生百态，有人指责项立刚冷酷刻薄，不懂得对逝者的基本尊重，也有人赞赏他提供了另一种视角，认为戳破虚伪的偶像，比维持虚伪的和谐更重要。

项立刚的矛头，甚至指向了那些跟风悼念的“文人墨客”，讥讽他们不过是借机表演，用几句不痛不痒的缅怀，来证明自己是“圈内人”，以彰显自己的品味与地位。

这面镜子，让我们看到了“死者为大”与“事实真相”之间的永恒博弈，看到了文化圈层中可能存在的“抱团取暖”与“虚伪的深刻”，更看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对于“偶像”的定义是多么模糊和矛盾，最终，我们讨论的早已不是蔡澜，而是我们自己，以及我们渴望相信一个怎样的时代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