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提巴·普勒：挑战种姓压迫的社会改革先驱，如何改变印度的未来

乔提巴·普勒以反对种姓压迫以及长期致力于为低种姓、不可接触者和妇女服务的开创性工作而闻名，他是十九世纪印度社会改革运动中的重要人物。

乔提巴·普勒的个人经历

乔提巴·普勒1827年出生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浦那地区，是马里（Mali）种姓，马里种姓属于昆比亚种姓（kunbisubcaste）。

马里种姓在西印度以种植和售卖水果、鲜花和蔬菜为生。马里在种姓制度中被认为是首陀罗，但这个种姓充当了当时印度西部农村地区和不断增长的城市中心之间的交往媒介。

当时乔提巴·普勒的父亲开了一家杂货店来出售农产品，所以他有经济条件被送进学校学习。1834年到1838年期间，他就读于浦那郊外的一所马拉地乡村学校，但乔提巴·普勒的父亲受其婆罗门员工的劝导，迫使他离开学校。

他在家帮助他的父亲打理业务，并且听从父亲的安排结了婚。但乔提巴·普勒从没有放弃对书籍的热爱，他们的邻居说服了他的父亲让他继续读书。

1841年，乔提巴·普勒被浦那的苏格兰教会学校录取，并于1847年毕业。他的入学反映了苏格兰教会学校的社会异质性，学校接受不同种姓和宗教的学生入学，自然会引起不同学生之间关于种姓、宗教等的辩论，这些争论对乔提巴·普勒具有启发意义。

在这所学校，乔提巴·普勒首次接触到了社会改革和宗教激进主义的新思想，这是他社会改革思想的重要来源。

在学校里，乔提巴·普勒阅读了有关希瓦吉、华盛顿的事迹，受到他们的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和远大抱负的激励。

他还广泛阅读了印度教经典，如吠陀经，摩奴法典、往世书等。此外，还有巴克提教派的中世纪圣徒以及佛陀、巴萨瓦纳（Basweshwer，印度教）、提尔塔哈拉（Tirthakars，耆那教）等宗教改革家的著作，接触到了印度早期的平等思想，乔提巴·普勒同时也受到穆斯林和基督教的影响。

他尤其深入研究了托马斯·潘恩（ThomasPaine）的激进民族主义和自然神论等思想，从中获得了对自由、人权、平等的感悟，人权思想成为乔提巴·普勒社会改革思想及活动的根本遵循。

在佩什瓦统治期间，尤其是在最后一个佩什瓦巴吉劳二世时期，种姓制度变得更加僵化，“纯洁”与“污染”规则受到严格执行，所有特权和慈善救济都是属于婆罗门。

婆罗门出身的罪犯不受法律的极端惩罚，婆罗门的土地对比其他阶级的土地只征收一半或更低的税，甚至在饥荒期间，巴吉劳二世只救济婆罗门。

所以当巴吉劳二世失败后，普通人不仅没有不满而且还很乐见，甚至到十九世纪后期，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普通民众还对巴吉劳二世的黑暗统治印象深刻，这是乔提巴·普勒的反婆罗门思想和非婆罗门主义形成的社会基础。

十九世纪，受西方教育影响的年轻一代婆罗门虽然否认印度传统价值观，但由于种姓和阶级的局限性，他们并不想跟传统完全割裂，而且他们一般也接触不到下层群众，更不可能体会到他们的痛苦。

所以他们的社会改革范围和程度很狭窄，主要是革除印度教的一些令人诟病和不人道的习俗，同时他们在女性教育、寡妇再婚等方面也做出了贡献，但这主要针对的是高种姓出身的女性。

低种姓和不可接触者受压迫的问题却很少受到关注，尤其是受压迫最严重的不可接触者几乎完全没有被提及，他们倡导的印度教改革运动只是有利于高种姓和中产阶级。

在当地的社会中，马里种姓的社会地位大致相当于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农民，但他们也同样受到正统婆罗门的歧视。

乔提巴·普勒曾被邀请参加一场婆罗门朋友的婚礼，但他被正统婆罗门认为是首陀罗种姓，根据当时的习俗，低种姓是不允许参加婆罗门的婚礼和其它社会活动，婆罗门严厉谴责他参加结婚仪式。

这一事件对乔提巴·普勒产生极大震撼。他不明白，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并有较高的素养，都是印度教教徒，为什么婆罗门会认为自己不如他们呢？是什么让他们这么做的？

他意识到是印度社会落后的社会制度，它严重阻碍了印度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因此他将关注点转向社会改革，决心将下层种姓从种姓奴役中解放出来。

十九世纪，西方的思想文化和宗教观对印度社会产生了冲击，但印度教和种姓制度在当时仍有巨大影响力。英国政府统治下印度社会的种种变革和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使乔提巴·普勒有机会接触到新思想并有可能站出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传教士的活动、公众关于印度社会和宗教问题的辩论以及印度教改革运动都是促成乔提巴·普勒参与社会改革并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

他的不同种姓和宗教的朋友以及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人民起义也给予他一定的启发，另外他从传教士的工作中也获得了灵感，他认为传教士为大众服务和传播教育的行为值得效仿。

印度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和种姓压迫使他决心要建立一个基于理性、自由和平等的新社会。

普及初等义务教育

乔提巴·普勒相信提高人民道德和才智的最好办法就是使人民接受教育。教育既是社会改革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促进改革的手段，现代教育的实施会带来人们思想和认识上的改变，从而带来“文化变革”和技术进步，他认为普及教育是社会改革成功的关键。

“全民教育”思想

乔提巴·普勒认为教育和知识是人们提高认知能力的关键，他强调教育的普及化，即“全民教育”，他不认为一小部分人的经济或教育进步会带来整体进步，因此他倡导大众教育。

他希望通过教育，让人们可以理性地明辨是非，促进权利意识的觉醒。他特别强调不可接触者、低种姓和妇女的教育，他认为只有促进低种姓和不可接触者进步，印度社会才能真正进步，社会拯救只能在妇女和下层种姓的教育中找到。

乔提巴·普勒倡导义务教育、普遍教育和创造性教育。他认为，教育不应该只被视为培养有能力的公务员和忠诚军人的工具，而应该从更广泛的人类活动角度来看待。

乔提巴·普勒是主张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先驱，他认为普及初等义务教育是实现大众教育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

他呼吁政府应该为12岁以下的儿童提供初等义务教育，强制要求在一定年龄之前必须上学，为增加出勤率，学校应该为学生免费提供书籍、石板、食物和衣服。

在初等教育还未普及的阶段，政府应该收回对高等教育的资助。教育委员会应该制定规则，规定小学要根据人口比例招收不同种姓的学生，如果不实行，那么学校就应该被关闭。

乔提巴·普勒认为小学教师在教育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小学教师应该专业化。政府应该支付教师足够的工资，同时实行绩效工资，高效的小学教师应该比普通教师得到更多工资。

1848年8月，乔提巴·普勒在浦那开办第一所现代女子学校，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又相继开办几所学校，他还为低种姓学生开设了第一家本地图书馆。

为保证课堂出勤率，乔提巴·普勒向学生提供免费的水和食物，甚至是衣服。1852年他成立低种姓教育促进协会（SocietyforPromotingEducationforMahar,Mangs），以促进下层种姓教育的发展。

1855年，他在家里开了一所夜校，他和妻子每天在家为农民和他们的妻子提供免费教育。他还写了许多文章，宣传教育的重要性。

乔提巴·普勒主张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强调要优先考虑对低种姓、不可接触者和妇女的教育。他认为教育既是激发被压迫者进行“社会价值观转型”的一种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与印度教斗争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