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书生百无一用？文字亦能建奇功！

去年读许知远的《梁启超：亡命（1898-1903）》，印象最深的，是梁启超流亡海外性命都朝不保夕的时候，还接二连三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而且，都成了爆款。

许知远书中引用了他的好多文章，即便今时今日读来，依然是扑面而来的汪洋恣肆，极具煽动性。

黄遵宪评价说，梁启超的文字“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文字，竟可以有如此之大的力量！

所以，当看到又一本关于梁启超的书，书名就叫“文字奇功”的时候，我很快被吸引住了。

——顺便说一句，作者上一本写严复的书名是“笔醒山河”，亦是爱极。

这本书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大学问”品牌出版，全名《文字奇功：梁启超与中国学术思想的现代诠释》。

作者黄克武，牛津大学东方系硕士，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博士，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自1992年开始研究梁启超，旋即以《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受到学界瞩目。

《文字奇功》是黄先生三十余年潜心研究精髓所在。

全书一共八章，第一章为导论，先抛出关于梁启超学术思想的一个争议，第二章以“铸造国魂”为切入点，总述梁启超的“中国不亡论”，第三至七章分别阐述梁启超在不同领域的学术研究：阳明学、墨子学、康德为代表的西方哲学、中国史学、对科学宗教与迷信的思考，第八章是结论。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永远也绕不开的一个名字。

从学术研究这个角度，对他的评价，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声音。

一种极力盛赞他的博学，认为他的作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在国人的思想启蒙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相反的意见则认为，恰恰因为梁启超的“博”，导致他思想驳杂，没有深入而有价值的思想内涵，只能算是一个宣传家，称不上思想家。

黄克武先生在第一章便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两个观点：

第一，我们不宜将梁启超一生在学术上与思想上努力的成果视为肤浅、驳杂而不够深刻的，我认为梁启超的学术思想表现出他个人的学术风格以及前后的一贯性，他是一位既博学又敏锐的思想家。

第二，梁启超的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有内在的关联，这是源于中国“学术与政治一以贯之”的传统。因此把学术与政治割裂开来，是不能正确地评价梁启超的。

书中所提及的这些领域，梁启超既能“入乎其中”，也能“出乎其外”。

正如作者所总结那样：

“梁启超的思想一方面固然在某种程度上离开了儒家传统，接受源于西方有关国家、国民的新观念；但是另一方面，在1903年之后，梁任公思想与传统之间仍然有很强的连续性。”

最典型如他对“自由”的看法，从西方观念那里，他深刻理解到“个人自由”的重要意义，因此才会批判俄国的劳农政府“平等算平等极了，不自由也不自由极了”，但他并没有因此滑入鼓吹极端个体自由的境地，而是融合传统，提出了“群己并重、群己平衡”的观点。

在这一理念之下，个体当然要“自由”，但并非毫无限度，“人民皆自由于国家主权所赋与之自由范围内，而不可不服从主权”“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

梁启超的学术研究固然庞杂，但贯穿其间的，是一条鲜明的主线，那就是在当时外辱内困的情形下，他要“铸造国魂”，要唤醒并造就一代“新民”，理论也好思想也罢，只要有益于此，他均可“拿来”，标准是“淬厉其本所有而新之，采补其本所无而新之”。

胡适给他的挽联说：中国新民，平生宏愿；神州革命，文字奇功。

他不但能“坐而言”，又能“起而行”。

谁说，书生百无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