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刘鼎病逝，临终前致信中央：33年前给我的处分该说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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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政治风暴开始后，时任三机部副部长的刘鼎，尽管小心翼翼地接受着考验，但最终还是未能幸免遇难。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接踵而至，刘鼎不但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同时也失去了自由。

在失去自由的7年时间里，没有人提审刘鼎，也没有人知道他是为什么进来的。眼看着别人进来又出去，刘鼎自己却不着急，也不到处打听，就那样一天天挨着，一年年过着。

在那个十多个平方的小房间里，刘鼎每天不知疲倦地走来走去，他还自编了一套拳术，每天坚持打拳，保持自己的体力。可惜的是，由于没有人和他说话，他的声带发生了退化，等他重获自由的时候，已经几乎发不出声音来。

由于不能读书看报，刘鼎有了充分的时间来回忆往事，来思考和总结自己的一生。早年间他留学欧洲，经介绍加入共产党，回国之后加入中央特科，工作中充满了惊心动魄。

1935年“一二九”运动之后，国民党大肆搜捕革命者。为保安全，刘鼎被外国友人送到了宋庆龄家躲避。不久，张学良托李杜将军到上海寻找中共关系，刘鼎成为宋庆龄心目中最合适的中共代表。

刘鼎到达西安的第二天，在张公馆秘密会见了张学良。刘鼎对局势的透彻分析，深深打动了张学良，使张学良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更确切地了解，增强了张学良联共抗日地决心。

很快，张学良和周恩来在陕北肤施（即延安）举行了正式会谈。会谈结束后，刘鼎被中央正式委派为驻东北军代表，公开身份是张学良的秘书。

自此，刘鼎和张学良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同时刘鼎也利用自己的身份，帮助不少民主人士进入陕北，给红军输送了大批的医疗器械和药品。

对于刘鼎在东北军中的工作，毛主席也非常关注，经常给刘鼎写信指示。

西安事变发生后，刘鼎第一时间发电报向党中央报告。随后张学良指示刘鼎，让他邀请中共派代表火速前来西安，并让刘鼎乘坐自己的专机去接中共代表。在飞机上，刘鼎向周恩来汇报了西安事变发生以来的情况，对周恩来日后处理西安事变有着重要价值。

那一段时间，刘鼎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既要保卫中共代表的安全，又要联络协调各方关系。因此，在西安事变妥善解决后，毛主席曾多次指出：

“西安事变，刘鼎同志是有功的。”

到了七十年代初期，刘鼎的孩子们有机会回家看看。住在刘鼎家附近的胡耀邦当时虽然赋闲在家，但仍保持着团中央书记的作风，喜欢和青年人聊天。通过家里的保姆，胡耀邦和刘鼎的几个孩子有了见面的机会，才知道刘鼎被关多年无人过问。

邓小平复出回到工作岗位后，开始落实干部政策。胡耀邦就给刘鼎的孩子出主意，让他们给毛主席写信，并且叮嘱信封上一定要写上“毛主席亲阅”几个字。

胡耀邦这一招果然灵验。刘鼎的几个孩子将信直接送到中南海的传达人员手中，没过多久毛主席就作出批示，要求将刘鼎放出来。有了毛主席的亲自批示，刘鼎终于重获自由。

刘鼎生前曾经多次说过，他这一生主要就做了两件事，一是参加西安事变，二是组织军工建设。

早在1933年的时候，刘鼎途经闽浙赣苏区时，就被方志敏留下担任政治部组织部长。当时闽浙赣苏区的条件十分艰苦，红军甚至连一门小炮都没有，刘鼎又受命担任兵工厂政委。

由于兵工厂没有技术人员，刘鼎就既当政委又当技术员，带着工人们亲自设计研制。经过几个月的奋战，终于制造出我军自己设计制造的较早的火炮。

抗战爆发后，刘鼎出任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组织技术人员从实际需要出发，设计出了能与日军步枪相抗衡的新标准步枪，这种步枪后来成为太行地区的“制式”步枪。

此外，刘鼎利用缴获的日军火炮，根据太行根据地的特点，研究出了能与日军装备相抗衡的50掷弹筒，成功让根据地的军工生产有了重大突破，从制造枪支为主转向了制造火炮了炮弹。

到了抗战后期，太行军工在刘鼎的带领下，基本实现了“敌人有什么，我们也有什么”的目标。

抗战胜利后，刘鼎率领大批干部和技术人员赶赴东北，由于道路受阻，刘鼎留在晋察冀解放区，接管了张家口、宣化一带的重工业。内战爆发后，刘鼎组织建成了生产82毫米迫击炮的大厂，发动群众日夜突击生产。

不久，我军被迫从张家口撤退，刘鼎又组织将技术人员和设备撤到晋察冀后方，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一个体系完整的军工基地就建立起来。在刘鼎的带领下，基地生产出的武器和炮弹，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48年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刘鼎担任公营企业部副部长，继续领导兵工生产和科技发展。

朝鲜战争爆发后，志愿军急需军火供应，兵工生产压力很大。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刘鼎很少到部里办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兵工局，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不敢稍有懈怠。

正当刘鼎全身心投入军工建设的时候，却突然遭到了撤职查办处分。而处分的原因是“对抗美援朝任务不负责任，思想消极，妨害兵工建设”等等。刘鼎的一些老战友和老领导对刘鼎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是了解的，但组织上已经有了处分决定，他们也只能按照上级决定执行。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意识到刘鼎的这次处分来得突然，又有些莫名其妙。而这一处分的包袱，刘鼎一直背了30多年，直到1986年他病重住院。

1986年，刘鼎在住院期间，撰写兵工史的同志前来探望，说到刘鼎在抗美援朝期间被处分一事，谁也说不清来龙去脉。在大家的鼓励下，刘鼎提笔给胡耀邦和陈云写信，对1953年所受处分提出申诉。

中央领导对刘鼎的申诉十分重视，指示中组部和中纪委负责复查。经过与和刘鼎共事多年，以及了解当时情况的老同志座谈，大家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朝鲜战争爆发后，兵工业一时无法满足需要，责任不在个人，而是由于解放后军工生产改革，生产人员解散之后，大批量军火任务突然下达，导致军工生产一时难以恢复。

大家一致认为，当时把军工生产中的问题看重了，把问题的性质搞错了，对个人责任追究过头了，刘鼎一案是一起错案。

很快，中央作出撤销刘鼎1953年所受处分的决定，肯定了刘鼎在兵工建设上的成绩和贡献。中办主任杨德中亲自来到医院，向刘鼎通报了中央的这一决定，消除了也在他心头30多年的一个包袱。

就在处分撤销一个多月后，刘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终年83岁。当时正在外地出差的胡耀邦，听说刘鼎病逝的噩耗后，毫不犹豫地指示将遗体告别仪式推后，等他回来亲自参加。

1986年9月2日，中央在八宝山为刘鼎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仪式上，胡耀邦走到刘鼎遗孀面前，紧握她的手说道：

“刘鼎同志是个好同志，他为我们党的事业做过很多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