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者不能不争，曲者不能不讼”：论宋代女训教育价值

引言

女训大行于世，是在两宋时期，且多数出于名公巨卿、宿学硕儒之笔，如北宋的司马光、张载、郑侠，南宋的赵鼎、袁采、刘清之等。这一时期的女训发展开启了亘古未有的新篇章，可谓浩瀚如烟、历代之最，可以说是我国传统女训的繁荣期。

一、 心地犹脸面，不得行妄欲

这些女训著作在大体主旨上强调女子应知礼崇法、循规蹈矩，主张女子应接受符合家庭伦理精神等礼仪规范，与自我修养之道的教育内容，相较以往女训更成体系化。另外，还出现了诗文结合、图文结合等一些新的表现形式。

宋代学者们在继承前代女训思想的基础上，撰写了众多传世的女训作品。影响深远且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司马光《温公家范》、《居家杂仪》，余靖的《女训约言》，郑侠《示女子》，梅尧臣《寄别陈氏妹》等女训作品。

在女训体现的教育价值取向上来看，儒学的复兴以及理学的发端为北宋女训提供来源与依托，是一种以儒家家庭伦理道德为核心，以女子修身、养性为目的的教育。

纵观这一时期的女训，大致有两个方面的特点。首先，产生了针对女子修身、治家等多方面进行全面论述的女训。《示女子》这首五言律诗选自《宋诗钞·西塘诗钞》，这是郑侠写给爱女的一首家训长诗，从“吾生鲜儿女”到“临期一杯缶”。

这字里行间中不仅流露出为父在对其爱女远嫁他乡依依不舍之情感，同时也强调爱女无论在立身处世、待人理家上，都应当遵循封建伦理道德规范。

作为女子，应存柔惠慎言之行；作为妻子，应视丈夫为天，行顺服依从之德；作为妇人，应像孝敬父母一般孝敬公婆，不失礼节；作为母亲，善于育子教子；最重要的还应懂得持家理财之道、读书要深味其理，遇事要慈善和平。

这种针对女子修身、治家等多方面的教育内容，既体现了作者对于宗族礼法和传统道德的遵守和维护，同时也表现了封建社会家庭对女性成员的教化和关爱。

余靖将《女训约言》分成了“女德篇”与“女戒篇”，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女子应当涵养的德行。“女德篇”从正面落笔，提出女子立身治家之法，细致周详，教育女子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应当秉承孝顺和慈、恭敬贞淑、勤勉节俭之德。

二、面有尘垢丑，心有妄欲痴

“女戒篇”则从反面着手，从言谈举止、品性作态、为人处世等方面训诫女性不要自损德行。其次，史料丰富，体现出宋代文人博学的特点。在《温公家范》中，司马光以儒家之德性伦理为核心，具体阐述了家族内部成员应遵守的各项道德准则。

该书首论“治家”，征引《周易》、《大学》、《尚书》、《孝经》、《诗经》等经典中的格言，包括历史案例和行为规范，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再辅之以典型示范，条理清晰、史料充实，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如司马光在论述“女人不妒品自高”之命题时，曾将揭示《樛木》、《螽斯》、《桃夭》、《芣莒》等传统诗歌的深刻内蕴作为开篇引例，以期来推崇“妇人之美，无如不妒矣”的良好品质。

《居家杂仪》中规范的具体内容，除了对《周易》、《礼记》、《仪礼》等经典的转述之外，还有在其基础之上进行的创新之处。

三、女知饰其面，不防妄欲迷

这一时期是女训大量涌现的时期，宋代士大夫们通过总结前代及父辈们的女子教育经验，从遵守伦理纲常、整肃家风家规等方面劝诫女子行修身齐家之道。由此可见，北宋时期的女训大多数是对前代的女训作品进行整合而成，使其更加体系化。

南宋在内容和文体上，除继承北宋女训的之外，还呈现以下新拓展：首先，出现了“治生”、“制用”的女训文章。宋代商品经济极为发达，已经与国计民生联系在一起，对当时的个体、家族以及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一时期以“治生”为核心的家训层出不穷。

叶梦得在《石林治生家训要略》中，一方面突出强调封建社会家庭中“治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另一方面还制定了关于“治生”的基本行为规范和准则，一字一句都凝结了他对家族子弟的关心和教诲。

宋代女训在数量上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众多数量表现出丰富的教育内容，承载这诸多教育内容、诸多教育精华的体裁形式也表现得灵活多样、不尽相同。刘清之作为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家，他著书立说，为其家族刘氏“墨庄”在南宋的复兴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结语

在宋代女训的发展历程中，由于两宋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的差异，使其在形式、内容中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与特征。北宋女训的出现为南宋女训的发展提供了历史经验和宝贵经验，而南宋女训则是北宋女训的完善与拓展。

参考文献：

《示女子》

《温公家范》

《居家杂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