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的政治哲学——普遍确立最低生活标准和劳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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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05年12月，丘吉尔到殖民地事务部就职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在办公桌上摆放一尊拿破仑的青铜半身像，但他的帝国主义政策，远比这一举动所暗示的要温和。

1905年的最后一天，尼日利亚的孟希部族，烧毁了尼日尔公司在阿宾斯的车站，高级专员弗雷德里克·卢格德爵士，提议对他们进行惩罚性征讨。丘吉尔曾在印度进行过这样的远征，他认为这种征讨耗资巨大，而且往往收效甚微。

丘吉尔的殖民地政策

他在写给埃尔金勋爵的信中说：“长期的征战血染了西非的四季，非常令人憎恶、不安。此外，整个征讨大业很可能，会由不熟悉帝国律法和规定的人，来代表实施，这会导致谋杀当地人并窃取其土地的事情发生。”

埃尔金同意丘吉尔的说法，但这时远征军已经走出去太远了，不能再停下来。当年4月，丘吉尔再次采取了类似的立场，他谴责南非纳塔尔政府，在军管令之下对12名祖鲁叛军军人进行审判。他的殖民地政策经常同情帝国范围内的当地人，尽管作为次官，他并不总是能如愿以偿。

选举结束后，坎贝尔-班纳曼返回了唐宁街，丘吉尔也回到了殖民地事务部继续任职。他接手的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战败的布尔共和国。布尔共和国于1902年投降，到1906年时，似乎已准备好开始实行自治的责任政府制度。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未来两年内他需要回答，500个关于南非问题的议会提问。

1906年1月19日，他会见了扬·史末资，就是1899年他被布尔人抓捕后审问他的人。史末资离开了法律行业，成为一名成功的突击队将军，但他一直都是签署于1902年，并结束这场冲突的，《弗里尼欣和平条约》的支持者。“一个年轻而未经考验的大臣，会见这么一个可怕又阴险的人，官员们对此感到震惊。”

丘吉尔在半个世纪后回忆起，在殖民地事务部的那次会面时开玩笑地说：“所以，他们在房间的角落里竖起了一块大屏风，艾迪·马什就在屏风后面，意思就是，如果我说了什么不利于国家的话，艾迪可以否认我说过。”

丘吉尔和史末资一致认为，英国和布尔应该重新开始，但是这依赖于两国之间的公平政策。内阁接受了这一建议，两个共和国在一年内实现了内部自治。1910年建立的南非自治联盟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那是一片与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享有同等地位的帝国自治领土。

在对待非洲原住民的问题上，丘吉尔完全被《弗里尼欣和约》中的条款束缚了手脚。他对下议院表示：“毫无疑问，在我们首次将参政权延伸至任何非白人，或者有色人种身上时，布尔人会认为这是违反条约的。我们可能会为签订了这样的条约感到后悔，因为在开普殖民地这样做并没有任何害处，而德兰士瓦和奥兰治河殖民地，却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安排。但是我们必须接受条约的约束。”

尽管如此，丘吉尔还是确保了英国对，巴苏陀兰（现在的莱索托）、贝川纳兰（博茨瓦纳）和斯威士兰等大型部族地区的控制，这些地方的原主民得到了，比布尔人对他们更为仁慈的宽待。

尽管托利党指责丘吉尔对英国的宿敌表现出软弱，但这一和解被誉为告别1902年之痛的出色举动。南非在后来的两次世界大战中，都与英国并肩作战，这是对丘吉尔、史末资以及他们之间友谊的褒奖。

1942年10月，史末资对英王乔治六世回忆起相关的情况时说，温斯顿不明白，为什么之前的一个敌人，在被打败了仅仅4年之后，就来要求归还他的国家。他问史末资以前是否有过这样的情况，史末资回答：“我觉得没有。”

丘吉尔关于启动修正案的演讲

在担任次官期间，丘吉尔遇到几个有争议的问题，其中争议最大的，当属5万多名中国工人，在南非被矿主压榨的问题。问题如此严重，以至一些自由党报纸和政界人士，顺理成章地使用了“中国奴隶”一词。丘吉尔2月时对议会说：“把他们划归为‘奴隶’，并且欣然接受了这个词，这不会是陛下之政府的观点。否则，我们将会面临术语使用不准确带来的风险。”

丘吉尔坚持认为不应该称他们为奴隶，他毫不含糊地谴责了中国劳工在南非遭受的待遇，称这是“可耻、丑陋、可悲的，就像这个文明的基督教国家，在现代社会所做的其他一些事情一样”。当时的高级专员米尔纳勋爵，批准了对中国劳工实施体罚，雇主认为他们偷懒或有“违反自然的恶习”（即鸡奸）。

米尔纳争辩说，这是按照当地劳工法做出的合法行为，但是激进的自由党议员不这样认为，他们希望查办米尔纳。1906年3月21日，丘吉尔提出了一项政府修正案，要求“本议院强烈谴责违法鞭打中国劳工的行径，并进行了如实记录，但是为了南非的和平与和解，希望大家保持克制，不要将这种谴责转嫁到个人身上”。

丘吉尔关于启动修正案的演讲，是他的职业生涯中最具争议的演讲之一，尽管争议是他的职业生涯中早已司空见惯的事情。已于1905年4月退休的阿尔弗雷德·米尔纳，在布尔战争之前、期间和之后，一直都在一心一意地推动英国在南非的利益。

在许多联盟党议员眼中，他就是一位英雄。他们希望政府能够直截了当地为他辩护，使他免受激进分子的攻击。丘吉尔既要批评米尔纳的政策，又要为他本人辩护。他说：“他曾行使巨大的权力，而现在却不再拥有任何权力；他曾担任政府要职，现在却不再拥有任何职位；

他曾处理影响历史进程的事件，现在却不再能够，哪怕是在最低程度上，转变当时的政策……值得继续追究他吗？（他）看到了那些自己曾经勤勤恳恳努力追求的理想、原则和政策现在是多么名誉扫地……米尔纳勋爵已不再是公共事件中的一分子了。”修正案以355票对135票获得通过，米尔纳安全了。

埃迪·马什说，演讲前丘吉尔在办公室练习时，他（马什）“被演讲中那种慷慨大度的精神深深打动了！……但是到了议会，演讲的效果却大不相同——讲话的过程出了问题……丘吉尔似乎是在用一位名誉扫地的政治家，所坠入的不幸来嘲弄他”。

很难把马什提到的借口，同丘吉尔的实际措辞联系起来。联盟党人的愤怒达到顶点。温特顿勋爵回忆说：“他在保守党的许多敌人，都得意洋洋地宣称他完蛋了。”内政大臣的那位尖刻的妻子玛戈·阿斯奎斯认为，他的演讲“不够大度、傲慢无礼、很不得体”。

《国家评论》杂志曾这样评价丘吉尔：“他总是迎合那些旁听席里喊声最高的人，他是一个横跨大西洋的蛊惑人心的政客。”国王称他的行为“简直可耻”。约瑟夫·张伯伦的女儿希尔达当时正在旁听席，她向哥哥内维尔报告说：“丘吉尔的举止可能比他的言谈更傲慢、更无礼。”

在这种背景下，7月时，丘吉尔在争取跨党派支持，给予南非共和国自治时，遭遇惨败也就不足为奇了。他说：“作为多数党通过提案，那只能是来自一个政党的礼物，但是他们（联盟党人）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来自英国的礼物。”但是他们拒绝了。

丘吉尔的政治哲学

1906年，丘吉尔已经发现一个在未来几年里会变得越发严重的问题：联盟党主导的上议院，正在越来越多地使用，其对自由党立法的否决权。“我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8月时他在姑姑的庄园坎福德公园对观众这样说，结果却引起观众的哄堂大笑。他接着说道：“我们是不得已才与那些贵族，进行一场愤怒的争吵的，没有什么比这更让我感觉痛苦的了。”

他的“我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这句话之所以引来哄堂大笑，说明丘吉尔已经获得了一个好斗的名声，至少也是一个易怒的名声。11月时他在美国记者协会的晚宴上说：“就我个人而言，我一直觉得，判断一个政客的标准就是看，他在对手中激起了多少敌意。我总是让自己不仅要细细品味他们的谴责，而且要让自己完全值得被他们谴责。”

他开始喜欢带有正式公文味道的表演，尽管在关于米尔纳的案例中他开局不利。他对《威斯敏斯特公报》编辑J.A.斯彭德说：“我希望你能够欣赏，我在发表殖民声明时的大臣风度，空虚、晦涩、含糊和浮夸，这些词的使用并不比它们的反义词容易多少。”

丘吉尔是一名预备役军官，自1902年起，他就在女王牛津郡轻骑兵自卫队中担任军职。1906年9月，他在应德皇威廉二世之邀，参观德军在布雷斯劳的演习时，就穿着女王轻骑兵的制服。威廉二世会说英语，他们交谈了20分钟。丘吉尔对埃尔金勋爵说：“他非常友好，个性也非常迷人。”

德国军队的“数量、素质、纪律和组织”给丘吉尔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告诉他的姑妈利奥妮·莱斯利，他对“那支军队和英国之间，隔着一片大海这件事心存感激”。他在1906年以及随后的1909年与德皇有过两次会面，这帮助他避免了一些英国政客所犯的错误，即认为阿道夫·希特勒只不过是个脾气暴躁的皇帝的翻版。

1906年10月，在格拉斯哥的一次演讲中，丘吉尔讨论了他的政治哲学。他说，他一生都在反对社会主义，但现在他转向了这样一种观点：“对于那些劳动力来说，国家应该越来越多地承担起替补雇主的角色。”

他还支持“普遍确立最低生活标准和劳动标准，随着生产力的增长，还要逐步提高这些标准”。这个“最低标准”的概念后来演变成现代福利国家，当时，其他有影响力的自由党人，如大卫·劳合·乔治和查尔斯·马斯特曼也持这一观点。

为了安抚那些自由党议员对工党议员的担忧，丘吉尔将工党比作一个气球，“在一定距离内上升得容易，但是超过一定距离后就会拒绝飞得更高，因为空气太稀薄了，无法再托着它向上飘动”。丘吉尔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做过许多特别糟糕的预测，这一条就是其中之一。

《参考文献》
摩根，《走向失败》，第202页

1907年1月第287号，《国家评论》，第758页

考特尼，斯穆特维度，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