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往事｜回忆毛泽东主席第二次出访苏联

本文收录于《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二辑（1991年出版）。作者李越然，1946年从苏联学习回国。1948年在中苏友协工作。建国后到北京，至1965年，为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外事活动及各种重要会谈、国际会议做译员，并长期参加党中央、国务院重要文献的中、俄文翻译、审订工作。

1957年11月2日至21日，毛泽东主席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同行的有宋庆龄和郭沫若等许多重要领导人。

一 启程前

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对这次访问非常关心，差不多每天都要询问代表团行程等有关情况。就在这时，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要我即刻约见尤金，向他转告毛主席的个人请求：要苏联方面把机场的迎宾仪式统统去掉，来接的人不要多，不要仪仗队，最好是一下飞机就离开机场。请他报告苏共领导，希望理解。我觉得这恐怕不行。杨尚昆说，你去谈谈看，有什么结果，我再报告毛主席。接着，杨尚昆还讲了一些毛主席生活方面的习惯，要我顺便告诉尤金，请他向苏方再打个招呼。

我到了苏联驻华使馆，尤金见到我就问：“怎么！行程有改变吗？”我赶忙说，不，没有。他放了心。可我一讲毛主席的请求，他为难了。翻来覆去只是一个意思：“唉呀！这可不好办，我做不了主，我立刻报告”，“至于生活安排，莫斯科已有准备，毫无问题。”为了更好地完成翻译任务，中央领导同志要我们事先尽量熟悉毛主席的言谈特色和日常生活习惯。毛主席讲话从来不是八股套，言语生动形象，遣词造句独具一格，深入浅出，往往很少几句话却囊括着多层次的含义。在杨主任的安排下，常年工作在毛主席身边的叶子龙同志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便利，让翻译人员平时在中南海院内直接接触毛主席。

某日，我们随在毛主席身后，一起到外院走走，他看到我，问道：“唉，李银桥呢？”银桥同志是卫士长，将随同出访。银桥走过来说我在这儿呢。毛主席看了看我们，微笑着说：“你们这二李，一个管说话，一个管安全，这次一道出去，我看也算得上是哼哈二将了。”把大家都说笑了。过一会儿他对我说：“伏老（指伏罗希洛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来的时候，我看到大半个翻译都是你，你帮了我好多忙啊。”我一时想不出如何回答，窘住了。他接着又说：“伏老劝我戒烟，这怎么办，只好说点起一支，看着冒烟，不吸。”“他要我早起早睡，这个意见很好，可我已多年不这样了。不过，如果真能按太阳的规律去作息，倒是件好事。”还有一次，他问我：“你见过几次赫鲁晓夫？”我大致讲了一下当年随同周总理、彭真同志出访时接触过他几次。他又问：“你熟悉这个人吗？”我回答：“不熟悉。”

毛主席在年高多事的情况下还请了林克同志担任他的英文教员，学得很认真，想达到自己能够阅读西方报刊的程度。他问我纸老虎俄文怎么说？我刚说完，他老人家也兴致地用英文讲出“拍拍，太根儿”。他的发音乡音很重，可我不敢笑出声来。

毛主席平时的饮食、穿着都很简单，吃饭菜不多，一身灰颜色的中山装，几年前的一双胶底皮鞋一直穿到莫斯科。

二 旅途中

飞机是苏联派来的“图-104”客机。上午8时过从北京起飞，莫斯科时间下午3时多就到了。上飞机前，塔斯社的一位记者很想请毛主席讲几句话，但没有成功。记者都有一个职业习惯，得不到什么是不肯轻易离去的。最后得到了一句话：“我要说的，等到了宾馆后再讲吧！”毛主席除了同斯诺、斯特朗有过谈话，建国以来一般是很少答记者问的。

毛主席平时事多，难得休闲，可坐上飞机倒是轻松了。机舱里布置得很得体，一切都很方便。机组人员自然是第一流的，机长和助手都是经验丰富的飞行员。空中乘务员个个热情、庄重，显然是经过挑选和培训的。但她们都没有学会讲几句普通话。有几位乘务员是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争着握手，还不想放开，尤金只好过来解围。

银鹰腾空，不一会儿就上升到几千米的高空，机身平稳得连铅笔都能立住。毛主席把尤金大使请到对面就坐，带着玩笑的口吻对他说：“你是位哲学家，又是老朋友。”“是的，我是研究哲学的，也够得上是老相识了。”尤金点着头。“那么，我给你出个题目怎么样？”尤金摸不着头脑，表示说：“那好吧，争取及格。”主席说：“方才我们在机场，现在上了天，再过一会儿又要落地，这在哲学上该怎么解释？”尤金：“唉呀，这我可没有研究过。”“怎么样，考住了吧！我来答答试试看，请你鉴定鉴定。飞机停在机场是个肯定，飞上天空是个否定，再降落是个否定之否定。”毛主席话音一落，旁边的同志都随着笑了起来。“妙，妙！完全可以这样说明。”哲学家服了。

我国著名摄影家侯波同志的一幅作品就是这时拍摄的：毛主席在机舱里坐在写字桌旁看文件，右手握着一支笔。他审阅的文件，是我送上去的在莫斯科机场的讲话稿。当时，他看了看，把尚昆同志请了过来，以商量的口气说：“在机场还必须讲话吗？要讲不念稿子行不行，临时说几句。”杨主任表示，“这只是做个准备。”毛主席思索了一下，慢慢地把这份稿子装进了上衣口袋里，还要我带上一份备用。

苏联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波斯别洛夫和副外长费德林等重要官员专程到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来迎接。

费德林是位著名的汉学家，精通中文，操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上来之后，飞机里的气氛更活跃了。他不需要翻译，随时可以同我代表团的任何一位同志交谈，许多同志又同他是老熟人，谈起来自然不会没有话题了。毛主席要喝茶，一位服务员很麻利，不到一分钟，盖碗茶就送上来了。费德林一看，糟了！特级龙井漂在上面。他赶忙走了过去，轻轻地对这位服务员说：“姑娘，你把操作程序弄颠倒了，要先放茶叶，后倒水，开水要滚烫才行。”

波斯别洛夫是位很有声望的理论家，曾辅佐苏斯洛夫（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主管意识形态工作多年，他银发蓬松，一副不浅的花镜时而搭在鼻梁上，说起话来慢条斯理。一路上他恭敬地与毛主席、小平同志寒暄交谈，向尚昆同志介绍莫斯科会议的筹备情况。

飞机上安放了几张床位，每当建议毛主席去休息的时候，他都过去看看其他领导同志，很关心宋庆龄副主席，问她累不累，请她休息。宋副主席总是谦让，请毛主席先去休息。

当天下午能见度很高，在2000米高空，莫斯科这座大城市就以微缩的全景映入了人们的眼帘。我们的座机即将在伏努科沃机场降落。

三 在克里姆林宫

莫斯科下午3时过，毛主席走出机舱，赫鲁晓夫等苏联党政领导人都来了，还有胡志明主席。迎接者约有500多人，仪仗队整整齐齐。

礼宾仪式过后，赫鲁晓夫与毛主席同车前往下榻的克里姆林宫。毛主席说：“我不是请你们不要搞什么仪式，少来人接吗，怎么还这么隆重。”赫鲁晓夫作了解释：“是啊，我们收到了尤金的报告，说您有这样的请求。我们讨论了，大家认为不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来了都是照惯例办的。您这样的客人，礼遇是不能简化的。”毛主席说：“谢谢你们的盛情，我看共产主义实现了，这一套也就都没有用了。”到达寓所后，双方在前厅里同饮了香槟酒。

代表团一到，苏方的查哈洛夫少将，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舍尔巴科夫陪着尚昆、子龙等同志把首长们的住处都看了一遍。果然，毛主席的寝室里布设着木板床，卫生间里的设施也按照毛主席的习惯做了必要的改装。

一切安排均已停当。毛主席慢步通过走廊，来到楼下看了看我们住的地方。我和李医生住在一起，房间不大，但一切都很方便。毛主席上下左右打量了一番，没有说什么就回去了。过了一个时辰，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这样仔细地观察我们的住处。毛主席把我找到寝室里。进去一看，他老人家独自一人，静坐在床边，双手放在膝上。我站在三米左右远的地方，听候着。怎能想到，此刻我们的领袖似与你朝夕相处的青年朋友一样，用手势把我唤到他身边，悄悄地轻声对我说：“请你帮我办件事，成了更好，不成再说。你去告诉苏联同志，说这间房间太大，请他们给调一下，你们搬上来，我下去住到你们那里去，好不好。”我顿时愕然了，心想这怎么得了，随口就说“这可不行。”“你看，你还没去讲，也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想的，就说不行，主观主义。”说着还催我快去。我不知道怎么办，立刻跑去报告杨主任，几位领导同志一起来作解说，毛主席总算未再坚持。

代表团的团长都有单独的餐厅，可是毛主席还是喜欢请些同志，包括工作人员到他这里来一同就餐，有时多达十来位，古今中外谈笑风生。

陪同毛主席饮茶或者就餐，你得有准备，他随时都可能给你出个题目要你回答。有一次，他与郭沫若同志兴致勃勃地谈起古代历史，讲了许多战例，说诸葛亮用兵固然足智多谋，可曹操这个人也不简单，戏台上总是把他扮成个大白脸，其实这个人也了不起。说着说着，突然问我：“你讲讲看，这两个人谁更厉害？”我哪里能回答出来。他便接着讲：古时候打仗没有火箭和原子弹，刀枪剑戟打了起来，死人也不见得少。现在有人很害怕战争，这一点不奇怪，打仗这东西实在是把人害苦了。为什么要打仗呢！应该防止它，打不起来再好不过。可是只顾怕，这不行，你越怕，它就越要落到你头上。我们要着重地反对它，但不要怕它。聆听着这些论述，我脑子里一直在考虑，如果毛主席向外国朋友讲这些思想，翻译应该怎样去翻。我的准备对了。毛主席与苏共领导人或与其他党的领袖交谈中都讲过这些观点，只是内容更加扩展，言语更加生动，加大了口译的难度。

某日，毛主席一面品尝一面夸奖苏方厨师长伊万·伊万诺维奇做的烤鹤鹑，一面考问浦寿昌同志：“你在美国多年，请你把美国的主要经济情况给我介绍一下可不可以，它的现状和前景。”从毛主席的表情看，浦寿昌的答卷是及格的，有必要的数字和说明。同毛主席对话，不论所谈问题大小，不论你谈的多少，只要你能讲出点自己的见解，他的神情和目光会告诉你，他喜欢这样的谈话。接着他又问我们读过哪些古书，我们两个人回答得都不理想。于是，他说：“三国、水浒这些好书，至少要读它三遍，不要去注意那些演义式的描绘，而要研究故事里的辩证法。”

根据毛主席的口述，乔木同志整理了一大段关于辩证唯物论的文稿，建议写进会议文件。苏斯洛夫来交谈的时候表示：“这是大家都熟悉的道理，不添进去好像也可以。”毛主席就讲：“说大家都熟悉，不见得。如果说有人知道，那必然也就有人不知道。”苏斯洛夫表示赞同这个观点。后来这段论述写进了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党代表会议的《莫斯科宣言》。

苏共中央还为毛主席安排了一次与苏联各界代表人士的会见。他同出席会见的几名哲学界名流交谈兴致尤高。他问尤金和米丁，“你们有什么办法把哲学变成普通人手上的武器，而不只是在学者们的脑袋里打转转？”对话者表示的意思是这样的：“工人和庄员们总结他们的实践活动，学者可以帮助探讨事物的规律。”毛主席说：“这还是你们自己的嘛！人家呢？”接着他又说：“我不大想当什么主席了，我倒愿意到大学去教书，当个教授。我很愿意和青年们多谈谈，他们的思想很活泼。”这时，敬酒的，握手的，一个一个都过来了，话题也就中断了。

一天，午夜2时，毛主席把我叫到寝室。他躺在床上，指着圆凳，要我靠近他坐下。他从床头柜上拿了一个长方形中号的苏联信封，又递给我一支红蓝铅笔，接着说请你写“赫鲁晓夫同志：我已经睡了，关于文件的事（指我们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提纲），请你明天与邓小平同志谈谈，我不参加了，好吗？”我写完了他一看说：“不是写中文，我是请你直接写俄文。”我又写完后，他叫我翻译给他听后说：“好，就这样行了。”就在信封上签下了毛泽东三个字，并叮嘱我请苏联同志即刻转给赫鲁晓夫。第二天，苏斯洛夫来同小平同志会面时，说他们已收到了毛主席写的这封信。

各国党的代表团纷纷抵达莫斯科，彼此之间的互相拜会、会谈、宴会等活动很多。中国代表团的驻地每天人来人往。有一次费德林来见毛主席，说苏联有关方面想借这次机会为郭老祝寿。毛主席说：“郭沫若同志本人不同意，我也不赞成。”礼貌地婉拒了这一提议。

随着十月革命40周年大典的临近，莫斯科的节日气氛日益浓厚。毛主席每逢乘车从克里姆林宫出来路过大街的时候，很留意市民的面貌和情绪。他的印象是：“从人们的精神面貌看，他们生活得都很愉快。人们的穿着都不错，看得出，这几年来这里的事情又有很大进步，成就不小。”

四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

毛主席第二次出访苏联，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自第一次访苏以后，苏联的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53年3月，斯大林与世长辞。这件事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苏联一党一国的范围。赫鲁晓夫继而在苏联执政，他很懂得在当年的历史环境下，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的支持，在国际事务的全局中是十分重要的。而支持苏联，巩固和发展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也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的对外方针。

1954年5月，赫鲁晓夫率领苏联第一个最高级代表团来中国，当时就曾提出邀请毛主席访问苏联。毛主席在与赫鲁晓夫的交谈中向他表示：“感谢苏联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的无私援助。”赫鲁晓夫回答说：“不，不能说是无私的，而应当说是有私的，援助中国实际上也是帮助我们自己，中国强大起来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毛主席表示：“我们应该相互支持，只是我们还很穷，想多办点事，还力不从心。总的来说，还是你们帮助我们的多一些。”赫鲁晓夫这次来，还办了几件重要的事：移交中长铁路、旅大港和新疆的几个合营公司；还请中国派遣工人到苏联去工作。我们对苏联代表团的接待也是高规格的。赫鲁晓夫等取道东北回国，由朱德同志和师哲同志陪同在旅大、鞍山等地进行了参观访问，并给予了最高礼遇。

1956年下半年，在东欧发生波匈事件的时候，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派我们党的领导人在不同的阶段先后到莫斯科与赫鲁晓夫等领导人进行了重要的会谈，就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磋商。

1957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来中国访问时又一次邀请毛主席访问苏联。

1957年毛主席讲过，赫鲁晓夫有胆量，敢去碰斯大林，尽管他们采取的方法不好，可是揭了盖子，这确实需要有点勇气。同时认为，赫鲁晓夫这个人也能捅娄子，多灾多难，可能日子也不太好过。毛主席这次出访莫斯科，在各种大小不同的场合，同赫鲁晓夫的交谈是比较多的。他从历史的需要出发，站在各国人民利益的高度，对赫鲁晓夫既有适当的支持，也有中肯的批评。

在60多个国家党的代表会议上，毛主席即席讲话。他说：赫鲁晓夫这朵花比我毛泽东好看。可是，中国有句古话，叫作荷花虽好，也得绿叶扶，我看赫鲁晓夫这朵花是需要绿叶扶的。一个和尚两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通过这种生动形象的语言，阐明内容深刻的思想，受到与会代表们的高度重视。他赞扬苏联科技成就说：“苏联又发射了一颗卫星上天。美国吹得神乎其神，为什么连一个山药蛋都没有抛上去。”

毛主席应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哥穆尔卡的邀请，到他的别墅去，双方进行了友好而又坦率的交谈。哥穆尔卡是不赞成提“以苏联为首”的。毛主席讲：“要不要有人为首，这不是我们单方面的事，帝国主义有个头，我们也要有个头，一旦有了事，总得有个人来召集一下，就拿这次开会来说吧，苏联不出来，我们怎么办。苏联有多少力量，你我有多少力量。”我无法知道哥穆尔卡心里是怎么想的，但当时他却也表示：“这个道理是讲得通的。”

哥穆尔卡有话不但愿意讲而且也敢讲。他直截了当地说，他不同意纸老虎这个观点，认为“这意味着对帝国主义的力量估计不足”。毛主席也很坦率，他说：“谢谢你对我的批评，不过你的批评还不够。对于帝国主义我不是什么估计不足的问题，而是根本就要把它踏在脚下。”接着又说：“我们讲人民的精神状态，帝国主义天天在那里张牙舞爪，你怕它，它就老实了吗？所以我们说，在战略上要蔑视它，它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在一个个的具体问题上，必须认真对待，不容轻率，这就是要在战术上重视它。哪个讲，它就是个纸糊的玩艺儿，一捏就碎，这样还叫马克思主义吗？”从哥穆尔卡的反应看，他对事物的理解与原来是有所不同了。

南斯拉夫不主张讲阵营，他们不出席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代表会议。赫鲁晓夫对毛主席说：“我们给铁托发了邀请，他可能不来。”毛主席说：“要理解他们，斯大林整了人家，情报局把人家赶跑了，肚子里能没有气？”并问：“铁托不来，别人来不来？”赫鲁晓夫说：“有，是卡德尔，他是一个笔杆子，南共的重要文件，多半是出自他的手。”毛主席说：“那好啊，我倒很想会会他，听听他有什么见解。”60多个国家党代表开会的时候，卡德尔出席了。毛主席的席位正好同他斜对面。在讲话中毛主席面对着卡德尔说：“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起来嘛，有了什么事，还是朋友靠得住，我相信你们迟早是会回来的。”话说得很简单，可卡德尔受到了感动。

赫鲁晓夫向毛主席谈起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情况时说：斯大林当年对南方前线的指挥有错误，使得某次战役惨遭失败；又说某某元帅胆小如鼠，一见到斯大林，两条腿像麻杆，吃败仗就是由于这个人只会报告和俯首听命。而他自己又是如何如何的勇敢，向斯大林提出过妥善的作战方案，遭到拒绝，等等。每当他津津乐道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毛主席不是吃着点心不作表示，就是把话题引开。当年只是一员中将的赫鲁晓夫自吹他比斯大林还高明，竟在中国的领袖毛主席面前显示他个人的军事才能，确实很不得体。

一次，毛主席批评赫鲁晓夫说：“你这个人脾气大，说话伤人，这很不好，不能这样。”同时也说他自己有时也有这种情况。接着又说：“各个党都有他们自己的实际情况，有什么不同意见，能讲出来，不是坏事，要慢慢讨论，着急不行。”赫鲁晓夫没有把这些话完全听进去，但承认“我是有这个毛病，不过你要知道，有些事我很生气”。

毛主席告诉赫鲁晓夫，他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赫鲁晓夫问：“有人接替吗？”毛主席说：“有，我们党里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赫鲁晓夫说：“我们这里将由柯西金接替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可又情不自禁地补充说：“不过大家还是希望由我来掌管全局。”

赫鲁晓夫这个人给我们的印象是，他思想很敏锐，很精明，开朗、直爽。可他有时过于锋芒外露，作为政治家，对某些重大原则问题的思考，缺乏相应的深度。

毛主席和中国代表团在克里姆林宫19个昼夜，受到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盛情接待。毛主席和我们党的其他领导人除了参加苏联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庆祝大典的活动以外，还出席了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出席了68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两个会议中间，同各国党的领袖们商讨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做了大量的协商和团结工作。经过和各国党代表团的共同努力，两个会议都取得了圆满成功。毛主席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各国党的领袖们一起签署了《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

最后，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叶卡捷琳娜大厅举行宴会，招待各国党的代表团。毛主席祝酒说：“谢谢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邀请。谢谢今天招待我这么许多好吃的东西”；“我们开了两个很好的会，大家要团结起来，这是历史的需要，是各国人民的需要。”接着，他说中国有首古诗，大意是：

两个泥菩萨，一起打碎啰。

用水一调和，再来做两个。

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

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这次毛主席亲自率领中国代表团出访，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外交史上，是一次意义十分重大的国际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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