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向何处去？ - 历史| 天天要闻

2022年09月30日21:41:02 历史 1722

在中山市田野调查了两个多月，听到了三个故事。

中山，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

1988年，有一位人大经济系研究生班毕业的江西年轻人，南下来到了广东。次年3月份，这位年仅28岁的年轻人被中山市怡华集团看上了，聘任为属下的日华电子厂厂长。工厂挺小，坑却很大，他看着亏损了200万的厂子发愁。

他决定做电子游戏机，取名“小霸王”。这个年轻人，叫段永平。

五年时间，段永平将小霸王从负债累累的泥潭中拉出，变身营收十多亿的国民游戏机。

面对地方企业的体制激励机制落后的问题，段永平提出了“改制”。但是，思想略显保守的怡华集团高层，拒绝了这个要求。

段永平便于1995年离开小霸王，离开了中山。

他来到东莞成立了步步高，又孵化出vivo和OPPO，成了名副其实的人生赢家。

这是个企业的故事，也是中山错失“英雄”的故事。

段永平

第二个故事

中山大学不在中山，对外地人而言这是个疑惑，而对中山人却是一种尴尬。

但其实，中山大学最早的异地办学就在中山。

1986年，中山大学孙文学院在中山成立。这是由中山籍美国华侨在80年代初倡议，并在1984 年由海内外热心教育人士成立筹委会，陆续开设了中文、英语、管理、计算机、应用化学、食品包装、农学、文秘、旅游英语、工商管理等专业，基本形成文理兼备的综合性学院，成绩合格修满规定学分者，由中山大学颁发专科毕业证书。

90年代是中国大学改革最为激进的时候，很多名牌大学开始异地建设分校，中山大学也想在中山拿几千亩土地建一所分校。

但后来的事情是，9年后，中山大学退股，孙文学院由中山市政府全权管理。

又4年后，1999年中山大学与珠海市合作建设中山大学珠海校区，校区三面环山，一面向海，总占地面积为5300多亩。

2015年，寸土寸金的深圳，在光明新城给了中山大学4700多亩的土地，成为中山大学第三个分校。

环顾左右邻居，目前中山市没有一所综合性大学，也因为知名高校的缺失，国父故乡的魅力少为人知，经济乃至城市的发展亦缺乏充足动力。

这是个文化的故事，也是中山错失“人才”的故事。

中山大学孙文学院，摄于1987年 | 图源：中山市档案馆

第三个故事

1987年，新华社广东分社记者王志纲和他的同事在珠三角跑了一圈，写出一篇题为《广东跃起四小虎》的报道。这篇报道犹如一颗惊雷炸响了。从那时起，中山便和顺德、南海、东莞并称为“广东四小虎 ”，名震全国。

那时候四小虎还都是县级市，东莞属于惠阳地区，而中山、南海、顺德都属于佛山市。时过境迁，四小虎的身份发生了变化。东莞和中山于1988年成为了地级市，而且两市都不设县，成为了全国少有的“直筒子市”。而南海县和顺德县在1992年设为县级市后，在2002年左右撤销县级市，成为了佛山的市辖区。

看看如今四地的GDP，就会发现有趣的地方。

东莞还是那个最强的东莞，2021年GDP破万亿，为10855.35亿元，这意味着东莞成为全国第15个GDP过万亿元、人口超千万的“双万城市”，跃升“新一线城市”。

顺德、南海、中山和东莞的差距不小，顺德GDP为4064.38亿元，南海为3560.89亿元，而中山为3566.17亿元。

东莞已然成为“大虎”，但并不是说成为了地级市实力就是最强的。作为市辖区的顺德和南海，看看2021年的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相对独立发展的市辖区，也不含直辖市的市辖区）榜单，位于第一名和第二名的就是顺德区和南海区，“小虎”的威名依然远扬。

然而对于面积相当于顺德加南海之和的中山，不得不说处境十分尴尬，一个地级市比不上佛山的一个区，在广东省的城市排名中2021年中山位列第九，但2022年时间过半已经被湛江超越，滑到了第十。

这是个经济的故事，也中山错失“地位”的故事。

孙中山故里 | 图源：中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中山为什么一再错过？

在中山调研，我听到了太多的声音，说中山错过了这个，错失了那个……有说是观念的、有说是胆魄的、有说是土地的、有说是政企关系的……

一个城市的发展，只有放到历史的大周期中，才能真正发现问题的一点端倪，获取发展的一些规律。

中山，三个时代

中国的城市发展都深深地烙上了时代的烙印，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其特殊的发展背景，以及不同的发展动能，受政策引导和产业规律的影响，也造就了不同的城市发展模式。

对于中山来说，引领了城镇化，错失了城市化，迎来了区域一体化。

智纲智库（ID：wzggzswx）总结中国的城市有三个发展阶段：城镇化阶段，城市化阶段，以及区域一体化阶段。

第一、城镇化发展阶段，最主要的发展动能是“开放”。特别是依托港澳，形成了“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发展模式，通过初级工业化拉动了城镇化的发展。

1978年12月下旬，刚开完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久，霍英东先生就带着儿子霍震霆到了中山，并联合澳门的马万祺、何鸿燊先生投资4000万港元，在中山三乡兴建了我国第一个外商投资项目——中山温泉酒店。

中山温泉

中山因为邻近港澳、有土地、工资低廉，具备“三来一补”的优势，所以也是最早一批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区域。

1979年7月15日，中央正式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

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没有资金、没有设备、没有技术的沿海地区企业而言，“三来一补”意味着不需要支出昂贵的设备、资金，只需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转化为产品，就能创造经济价值。

通过大力发展“三来一补”业务，中山企业白手起家，掘到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桶金”。

20世纪80年代中山岐江桥

但这个时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具有“先天不足”的特点。

一是产业发展具有偶发性，一定程度上是中山乡亲把自己在港澳从事的产业带回了家乡，因为门槛不高，示范效应引发大量类似企业出现，产业上下游链条很短，造成同质化竞争严重，劣币驱逐良币时有发生。

二是城镇发展具有散乱性，由于这个阶段最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村镇成为发展工业的主战场，大多数的企业都是乡镇企业，村村点火，户户冒烟，造成城镇建设发展的无序化和土地资源的碎片化。

所以时至今日，曾经城镇化阶段发展最好的地区——东莞、佛山以及中山，城镇建设的无序化和土地资源的碎片化依然是困扰和阻碍区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是乡镇企业和集体企业的企业经营形式大大限制了企业发展的格局，段永平离开中山，很大原因是因为企业经营的体制和机制问题。

在城镇化阶段，一个地方发展得好还是不好主要看开放，主要依托于区位优势和敢为人先，这一时期中山无疑是引领者，也造就了“广东四小虎”的江湖地位。

第二、城市化发展阶段，最主要的发展动能是“投资”。

通过招商引资和投资拉动，让很多区域的产业先天性的嵌入到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而且通过投资拉动城市化有序的建设，不断地反哺和赋能产业化的升级。

在完成初级工业化之后，产业发展从“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这个时期，招商引资成为一个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头等大事，谁能利用好投资，谁就能取得发展的先机。

投资带来产业最大的变化，是从生产“消费品”升级到可以生产“资本品”。

三来一补模式其实就是直接生产消费品，也就是实现比较初级的组装生产模式。

中山纸箱厂附属电子车间为中山电子制造行业“三来一补”首家企业

当一种生产活动的直接目的不再是生产消费品时，而是生产中间产品甚至是生产资料时，这就是一种更高级的生产方式，在经济学上，就叫做“迂回生产”。

比如你要生产一个手机，就要迂回生产屏幕、电池、传感器等，再倒退一步，就得迂回到玻璃、LED、锂电技术等，再倒退一步，就得迂回到材料技术、光刻机等，再倒退一步，就得迂回到人才培养和理论研究。

迂回越往上游，需要的投入周期越长，需要的资本投入越多，所以只有积累到一定的资本量，才能展开迂回生产。迂回生产是产业升级的关键，是取得高价值的生产方式。

对比广东和江苏我们会发现，两个省都是外资利用的大省，都有很强的产业配套能力，但是在产业发展的方向上却不相同，广东省偏重于发展规模化生产，发展以贸易为拉动的终端消费品；而江苏省有一大群企业以生产“资本品”为主，如在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领先，这种生产模式与贸易的区别在于，它的投入要更大，回报时间更长，投入风险更高。

在投资拉动的时代，需要大的资本介入到产业链中，就意味着必须要在稳定预期的社会环境中才会大量地出现，而且必须本着长期主义的思路来发展产业，也就意味着对政策的长期性连贯性、对生产要素和环境的可靠性，以及对资本和财产保护的安全性，都需要较高的要求。

所以，“园区经济”、“城市赋能”和“资本驱动”成为城市化发展阶段最显著的特点。

以政府为主导推动的园区经济，如高新区、经开区、主题产业园区等等，往往有产业政策、有资金保障、有连片的大规模土地资源，更为重要的是依托产业发展迅速集聚人口，并有序规划发展新城和新区，又通过资本驱动城市建设和城市功能配套不断地完善，赋能于新产业的发展，形成产城良性互动。这就是过去二十年，投资拉动带给很多城市和区域发展的普遍规律。

显然，对于率先崛起的广东四小虎来说，由于自身起步早，市场意识强于政府规划，土地碎片化严重，难以发挥出政府和资本在新一轮城市化和产业化的影响力。

这一点上在中山表现得极为突出。中山绝大部分面积在10亩以下，5亩和10亩以下的零碎用地占工业用地的60%以上，而且很多权属是私人和村集体等。

政府不能成体系的规划建设新园区和新城市功能区，资本不能对产业进行大规模的升级和改造，造成现代“园区经济”在中山发展极其落后。比如目前中山经济排名第一的小榄镇，没有一家省市级园区和平台，就更别提国家级园区；另外优质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以及良好的宜居环境和城市环境也无法跟全国同样级别的城市相比。

因此，对于中山来说，表面上看似是土地因素制约了发展，本质是在城市化发展阶段，没能利用好政策来解决投资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

而反观东莞、顺德和南海，都是通过拿到“试验区”等先行先试的政策，不断解决困扰城市发展和产业发展的问题，更多的撬动资本的力量来实现升级。

有一个数据可见一斑：在2008年，国家出台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政策，佛山借贷了1200亿，东莞借贷了800亿，而中山只利用了300亿。

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山市错失了城市化发展的阶段。

中山南朗镇榄边茶东村，电视剧《破冰行动》“塔寨村”取景地

第三、区域一体化发展阶段，最主要的发展动能是“创新”。

不是所有地区都适合创新，但通过区域融合，发挥出创新高地的辐射带动作用，通过区域一体化建设，实现在一定区域内的创新联动发展，特别是创新带来的产业变革对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

比如在机械化引领的时代，芝加哥、底特律就成为美国发展最快的城市，而在最近的四十年美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有65%是由高科技经济活动的地区差异引起的，今天美国排名前50的城市几乎都与信息化带来了产业变革相关。

再看看日本，日本经济失去的30年是“产业断代”和“动能消失”，未能挂挡新经济，产业结构落后和关键领域错失机会的30年。

最近30年，日本几乎没有产生任何一家伟大的企业，甚至在独角兽领域都远远落后于中国和美国，甚至包括印度。

我们曾经耳熟能详的企业：索尼、日立、三洋、夏普等等都已经没落。日本在过去20年的整个IT信息化时代，从电脑和互联网，再到手机，都已经输给中国，甚至是韩国。

现代产业的核心领域是：新能源、新一代智能终端和半导体技术，日本均已经落后。

所以，对于一个地域而言，产业必须跟得上时代变革，否则时代抛弃你都不会跟你打一声招呼；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品牌也不是万能的，失去了创新能力也就失去了一切。

城市的发展都离不开时代，这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来自于时代所带来的产业动能的转变，谁能挂挡上产业的新动能，谁就将在新一轮的城市和产业竞争中获得先机。

过去中山的产业崛起是因为时代，因为地处改革开放的前沿，以及中国高速城市化带来的巨大产业关联，房地产作为一个高峰期达20万亿的龙头产业，带动了中国三十年各种产业的高速发展。看中山的产业结构：小榄的五金、古镇的灯具、南头和东凤的白色家电、大涌和三乡的家具产业等等都是房地产业的关联性产业。

而中山今天面临的困境也是因为时代，当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需要新经济引领和带动的时候，中山没能及时挂档新经济、新动能。

比如就中山GDP排名第一的小榄镇，自2010年引进LED企业木林森之后十多年的时间，小榄镇就没能再引进一家有规模的、拉动性强的龙头企业和新经济产业。

小榄

今天小榄镇纳税前三名，依然是二三十年前就功成名就的企业：建华、乐百氏、榄菊。现在小榄镇有9万多家企业主体，99%是中小企业，而且大多数是传统产业。

缺少龙头企业带动，缺少新经济新动能的注入，不仅仅是小榄，更是整个中山也面临的产业困惑。招大商没土地优势，培育产业缺乏政策和耐心。

然而，时代还是眷顾中山的，大湾区一体化和深中通道的即将打通，让中山全面迎来了深圳，这个全球创新中心城市，将是带领整个大湾区产业升级的“芯片”和“发动机”。

区域一体化，不是打造某个城市，而是打造生态型城市群和产业群。

在区域融合的过程中，每个城市都将有核心的功能区去融入到整个区域的产业体系中。在区域融合中，功能新城将成为大湾区深度融合的主要承载区，这是中山最大的机遇。

深中通道的打通，对于中山的最大价值是产业升维变革的价值，珠江东岸的广深科技创新产业带将更有效的赋能于珠江西岸的珠西先进制造业产业带，这是中山全域的战略机遇，这类似全球产业链分工，最主要看能否成为产业核心节点。

当前，中山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能否产业挂档新动能，面临的最大机遇是能否全域全面对接深圳（不仅仅是翠亨火炬而是全域），通过科技创新来实现现有产业的升维变革。

大湾区一体化深度融合发展，已然是一座“超级大城市”，环湾入圈，这是中山绝地反击最后的机会，不容错过。

中山，三个出路

当历史将中山重新拉到了时代的聚光灯下时，中山将必须面对三个方面的突破：

一是看产业能否挂档“新动能”，产业平移升级传统制造业。

全球产业链重构与产业分工深化，中国经济下半场已然开启，从“追求速度”到“追求质量”；从出口和投资拉动，向创新拉动；从城市化红利带来的房地产相关产业，向新能源、新基建和新消费转变。中山的产业不是缝缝补补的问题，而是必须全面迎接数字化、智能化带来的产业挑战，这是产业转型绕不过去的坎。

对于深圳的创新产业来说，也需要中山制造业的结合和支撑，这将为中山传统制造业提供赋能，中山的传统企业必须找准新产业方向，甚至从一个订单、一个配件来着手，通过产业平移（产业平移就是把 A 产业链的中小企业的生产能力平移到 B 产业链），挂档新经济。

中山产业特别是要挂档“三新”：新能源、新基建和新消费。

整个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将超过10万亿，成为最有希望替代房地产的领域；此外光伏发电、储能产业、电力设备等都将成为能源革命的产业爆发点。

新基建包括：科技新基建（工业互联网、5G、数字孪生及元宇宙等）、乡村新基建（民生、社保、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制度新基建（发展资本市场、减税降费、保护知识产权等）。

新消费主要面向Z时代、新中产和银发族的壮大，对应宅经济、元宇宙、新国潮、追求消费的即时、便捷、智能化和高品质。

二是看能否政企联动，把“地域品牌”变为“企业品牌”。

2019年，广东企业500强中，中山企业只有10余家，甚至没有一家企业进入前100强。

十多年前，中山的经济可与顺德、东莞齐头并进，诞生了很多优秀企业，如威力、小霸王、固力门锁、乐百氏、华帝燃具、长青集团等，特别是小榄镇在高峰的时候有150多个全国知名品牌和商标，一度成为全国乡镇的标杆。

但是后来由于企业体制机制的问题，很多发展受到了局限，造成了中山逐渐留下了“专业镇”的品牌，而失去了企业品牌的优势。

企业是支撑一个区域持续长久发展的核心，德国因奔驰、宝马而闻名，美国因苹果、亚马逊、特斯拉而强大，深圳有华为、大疆。

顺德和中山比较，起步大家都一样，但最终90年代初乡镇企业顺利实行了改制，成就了美的、碧桂园等世界500强企业。

中山古镇灯饰产业世界闻名，但数不出来一家全球知名的企业，当灯饰产业下滑时，造成整个区域产业的塌陷。

对中山而言，政府必须有孵化龙头企业的机制，不仅仅是招外地大商，更重要是孵化本地龙头。

这其中有三个需要特别提示的：

一是政府营商环境的打造的问题，包括政府的产业引导能力，以及城市建设规划和运营水平。
二是集中土地资源的条件，也就是能拿出成片的大规模的土地来吸纳新龙头、新产业和新城市功能发展的空间。
三是能让企业发挥真正的市场竞争机制，以现代企业的管理方式和激励机制，来促进企业和产业的发展。

三是看能否发挥出中山的“人文优势”，培育“隐形冠军”。

对于企业而言，要想基业长青有两条路径：一是成为“龙头企业”，另一个就是成为“山基企业”，龙头企业掌握市场话语权和行业标准，而山基企业掌握技术话语权和供应链核心环节。

日本有一位学者渡边幸男教授讲：生产成品的大企业相当于山脉的山峰，而处在上游的中小企业则是山脉的基底。虽然营收规模不及大资本企业，但是一旦掌握技术优势，这些山脉的基底可以连接每一座山峰，让大量的大企业不得不成为自己的客户。

对于90%以上的企业都是中小企业的中山而言，培育“山基企业”应该是一条可行之路。

山基企业在德国叫“隐形冠军”，在日本叫“利基企业”，在中国叫“专精特新”和小巨人企业。共同特点是：

体量小：属于中小企业，可能也是家族企业；

小市场的大占比：执着于切口小的细分市场中，并占据高份额；

技术领先：具有工匠精神，追求产品品质，自身技术优势明显；

不断创新：不断进行创新和研发投入，以质量创新提高产品价值，增加利润。

注：1986年，德国著名经济管理学家赫尔曼·西蒙第一次提出“隐形冠军”的概念，提出这个概念是为了回答“为什么联邦德国的经济总量不过美国的1/4，但是出口额雄踞世界第一，哪些企业对此所作的贡献最大”这一问题。赫尔曼·西蒙对“隐形冠军”的描述用较为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在某行业内占据了领导地位，拥有该行业绝大多数份额，在行业内很有影响力，但是在社会上却没有多少知名度的中小企业。

而培育发展隐形冠军，不是所有区域都适合，文化在产业演进的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要具备深厚的理性与感性并重的人文底蕴。

比如德国有黑格尔、尼采这些思想巨匠，也有歌德、海涅、席勒等写出浪漫诗篇的伟大诗人。有着优雅的品位，又有严谨、执着的品质追求，注重培育人才，注重实践转化，看重企业长期可持续运营，并不青睐于上市融资等象征着企业成功与否的盲目扩大。正是这些感性与理性并存的文化基因为德国培育了大量的隐形冠军企业。

中山是制造业为重的城市，而且大多是中小企业，这很容易忽略中山的文化气质。中山是在珠三角这些城市中最有品位的一个城市，特别是小榄，表现得尤为突出。

小榄镇八百年的历史传承，形成深厚的理性与感性并存的人文底蕴，小榄的甲戌菊花大会每逢60年才举办一次，这种长期主义的价值观，贯穿在小榄生活和生产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