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孟超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肝脏外科的开拓者和主要创始人之一，被誉为“中国肝胆外科之父”。他曾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医学界获此殊荣的区区几位科学家之一。
他还是作者的领导和老师，无数次为作者及同学们授业及解惑。为撰写《吴孟超传》，作者也曾多次采访他，听他亲自讲述自己的故事。
今年是吴孟超诞辰100周年，分享他生命中的若干细节，借以追忆缅怀，也期待给读者以启迪——
1936年，吴孟超以好成绩升入本校初中。此时，吴孟超自己做主，把名字由“孟秋”改为“孟超”。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从他内心发出的第一个渴望自强的信号。
那时，从国内又来了一位新校长。新校长经常给学生讲国内的形势。吴孟超和同学们得以知道，日本早在1931年就侵占了中国的东北……从五岁离开家乡来到南洋，吴孟超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家人，关心的只是吃饭、穿衣、挣多少钱，没想更多。1936年的光华学校校长像一盏灯，点亮了初中生吴孟超的心，在他的心里装进了一个“祖国”。从此，他开始关注祖国。
1937年到来，新校长陆续告诉同学们——
国内发生了“西安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扣押了蒋介石，逼蒋抗日。
卢沟桥事变，日军侵占华北。
日军攻占了上海。
南京陷落，日军屠杀几十万中国军民。
……
听到这些国内的消息，以“光耀中华”教育学生的光华学校沸腾了！对日寇蹂躏我国土、杀害我同胞的罪行，师生们都非常愤怒。在学校大会上，校长讲到激动处声泪俱下。学生们振臂高呼：打倒日本侵略者！还我中华！
昔日宁静的校园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吴孟超15岁了，15岁的初中班长热血澎湃，积极投入其中。许多时候，他的眼前会浮现出舅舅，会联想到日寇在家乡土地上蹂躏的场景。他学唱了几首抗日救亡歌曲，又在班里传唱，振奋别人也振奋自己。
吴孟超
马来西亚的抗日救亡氛围已很浓厚。
有一天，老师在课堂上告诉大家，侨界领袖陈嘉庚先生来诗巫了。同学们都很兴奋，想去看望他，但老师没有同意。因为陈先生很忙，不便打扰他。吴孟超后来才知道，陈嘉庚作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的主席，来诗巫的分支机构指导工作，并亲自宣传抗日，开展募捐活动。陈嘉庚的宣传和动员大大激发了侨胞的爱国热情，他们纷纷行动起来，以各种方式支援祖国。光华学校也喊出了一个口号：跟着陈嘉庚走。
吴孟超没有见到陈嘉庚，但听老师讲了陈嘉庚的故事，知道了陈嘉庚说过的许多话：
“做人最要紧的是诚实与正义，要明是非，要为社会做事。”
“凡真诚爱国者，视全国当如人一身，拔一毛而知痛。”
“爱国始于爱乡。”
这些话，吴孟超都记取一生。
陈嘉庚
吴孟超和同学们关注着国内的局势，听到的是一个个让人悲伤的消息，会战一次次失败，国土一片片沦陷。中国军队就这么不堪一击吗？中国真的要亡国吗？
新校长告诉同学们，“朱毛”领导的八路军在平型关打过一个大胜仗，一次歼敌1000多人。“朱毛”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北上抗日的，他们从江西瑞金走到了陕北延安。
吴孟超最早听说“朱毛”这个词，是与“共匪”联系在一起的。他听到的是国民政府的说法，说那是一帮与政府作对的“匪”，并不清楚“朱毛”指的是朱德和毛泽东。新校长的到来，才让他知道了很多关于“朱毛”的消息。
陈嘉庚来诗巫搞募捐，吴孟超突然想，我为什么不可以像他一样搞募捐呢？他想组织一个演出队，用演出的方式进行募捐。想到了就干，吴孟超征得了校长和老师的支持，在班里组织了一个演出队。同学们都乐意为抗日救亡做事，纷纷报名参加。他们先编写了几个与抗日救亡有关的节目，又抓紧时间排练，不等熟练便迫不及待地背着道具和干粮，走进胶园和农舍，走上街头。
这些节目虽然不成熟，华侨们却非常感兴趣。到哪里都不缺观众。吴孟超明白了，这是因为在宣传抗日救国，每个华侨都很关心。演出的技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把华侨们召集到一起。看演出，喊口号，宣传抗日。演出后当场募捐，观众都踊跃捐款。
前面说过，吴孟超是班长，成立“抗日募捐义演队”后，他又被学校指定为演出队的主管。既当班长，又当主管，他忙得不可开交。一天，他很晚才回到家，父亲也没睡，就坐在房门口等着他。他看看时间，不到两个小时就该去割胶了。父亲对他说：“阿秋，你明天就不要去割胶了。”
他很抱歉地说：“爸，我明天晚上早点回家。”
父亲说：“没关系，你今后不用去割胶了。”
“你是说我以后都不要去割胶了？”
“别去割了，阿秋！我和你妈商量好了。你是读书人，把书读好，比什么都好！”
吴孟超心里一阵温暖，看到母亲也在屋里等着他。他进屋叫了一声“妈！”妈说，去洗一洗，早点睡吧，听你爸的。
他确实感受到了父母对他的看法在发生很大的改变。自小，他就感到了父母对他有很大的操心，因而也给了他更大的关爱，更多的鼓励。在他上学后，特别是他读到初中后，他感到父母从前对他操心的眼神消失了，变出了赞赏、信任，他自己也因此感到很温暖，没有辜负父母对他的爱。
有一次吃饭的时候，父亲当着全家人的面说，我们阿秋很会读书，我们全家人要供他一直读下去，读出大出息来，我们全家都有好日子过。
这时，吴孟超尚未意识到父母对他已经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期望。他一门心思在“抗日募捐义演队”里，当这个义演队的主管不是轻松的事。剧本要自己编，节目要自己排。节目排好后，还要组织下乡演出。道具虽不复杂，但背着、抬着走路，也累得够呛。演出期间，饿了吃一些自带的“士莪”，渴了向村民要些水喝，夜晚就宿在村民家中。这些困难都好说，最难的是要对付“红头阿三”。他们禁止学生们搞这种演出，经常蛮横地制止和破坏，有时还棍棒相加。演出队的好几次演出都被他们冲散了。作为“主管”，吴孟超把大家聚拢来，又继续演下去。就这样，义演队走遍了方圆几十里的乡村，募捐到了不少款项。每次义演回来，吴孟超总是和副班长林文立一起，把募捐所得逐一登记造册，悉数交给陈嘉庚的“南侨总会”诗巫分会，再由他们设法转送延安。
1939年，抗战已经两年了。这年夏天，吴孟超要毕业了。
光华学校没有高中，同学们初中毕业后，不管是升学还是就业，都将离开这所学校，各奔东西。因而学校有个惯例，毕业前学校和家长一起出资，让即将离校的毕业生聚一次餐。
钱很快凑齐了，聚餐的日期也确定了，吴孟超却不想吃这顿饭了。他想，好久没有出去募捐了，好久没有为国内的抗战做事了，随着毕业临近，义演队也将解散，如今有这么一笔钱，能不能捐出去呢？他找副班长林文立商量：“我觉得，聚不聚餐并不重要，这笔钱可以花得更有意义！”
“做什么用呢？”
“我们，还是把这些钱捐给八路军吧！”
“好啊！”
在第二天的班会上，吴孟超把倡议一说，全班同学一致赞成。除了聚餐费，同学们又各自捐了点钱，以“北婆罗洲萨拉瓦国第二省诗巫光华初级中学39届全体毕业生”的名义，捐献给了陈嘉庚的“南侨总会”诗巫分会，并特别请陈嘉庚先生送给延安。
陈嘉庚
校长听说这件事后很高兴，亲自到班上看望大家。吴孟超感到很光荣，更令人振奋的还在后面。
（摘选自作者与王宏甲老师合作撰写的《吴孟超传》华文出版社2012年2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