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五日，河南巩县（今巩义）知县接到上谕，慈禧太后与光绪的圣驾不久就要抵达巩县，让当地安排好接驾事宜。
这可把知县老爷给愁坏了，因为他听说此前同属一省的汲县知县，因为无力筹集到足够的接驾银子，又不忍再搜刮民脂民膏，竟在绝望中上吊自杀了。
巩县本来就不是一个富裕的地方，按照清代的县等制度，巩县属于简缺，每年上缴国库的赋税也就三万多两。这样一个贫困县，要接待两宫一行数千人的开销，衙门指定是拿出不银子来。
而且与汲县知县一样，巩县知县也是一个爱民如子的好官，然而他又比汲县知县要幸运得多，不仅没有上吊自杀，而且由于接待有方，得到了慈禧的提拔重用。那么这位巩县知县，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情况下，又是如何创造奇迹的呢？说起这，就不得不提到巩县的一个超级富豪，他的名字叫康建德。
巩县康家的名气，就好像山西乔家、王家、徽州鲍家、胡家一样，都是清代最著名的超级富商。据康氏族谱的记载，康家祖籍是山西洪洞，明初洪武年间大移民浪潮时迁居巩县。
这个家族在明代时已经十分富裕，到了第六代康绍敬时，他利用其曾任地方水陆交通和盐业、税务等方面官职的便利，组织家族子弟把河南的粮食、棉花等运销山东，又把山东的盐以及海产品运销河南，由此开始发家。
康家鼎盛的时期还在清代，康熙时期，康家利用漕运、藩镇等信息，毅然改变传统在洛河做生意的习俗，大河行船，开辟山东基地，“先有康大勇，后有兰水城”，使康家的经济势力范围，由中原扩大到鲁南广大地区和江、淮沿河一带。
嘉庆朝爆发白莲教起义后，康家贿通清廷百万大军的将领勒保等人，供应全军棉花、布匹，发了十年横财，开辟了三原、泾阳、富平等棉花基地。
经过数代人的奋斗，康氏家族广泛涉足航运贸易，经营盐业、木材、粮食、棉花、丝绸、钱庄、药材等，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成为富家鲁、豫、陕三省的显赫家族，这种兴盛的局面一直持续了400余年12代人。
直到现在，当地还流传着“马跑千里不吃别家草，人行千里尽是康家田”的民谣，足以说明康家之富。
这样的大富之家，自然也会向其他富商巨贾一样，会花钱捐上一些虚衔。但康家人知道作为商人，排在四民之末，即便银子再多地位也不高。然而，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种局面到了清末时被彻底改变了，在两宫回銮这个特殊的年份，一份特殊的荣誉不经意间降落到康氏家族的头上。
早在慈禧太后在西安发布回銮上谕之时，巩县知县已经做好了接驾的准备。知县衙门发动当地的士绅民众，赶工为慈禧修建了一座临时的行宫，虽然谈不上富丽堂皇，却也颇为体面，只待慈禧驾临。
可不巧的是，天公不作美，巩县这年夏天发生了数十年不遇的大洪灾，一场大水不仅冲垮了民房、田地无数，还冲毁了行宫。眼看圣驾就要进入巩县境内，财政已经枯竭的知县衙门别说重建行宫，就是最基本的供应也成了问题，这让知县老爷如何不发愁呢？
上吊自杀这种事肯定是知县老爷不愿意看到的，于是他厚着脸皮来到了康家，请求当时康氏家族的掌门人康建德施以援手，让他出资修建行宫。
康建德有的是银子，面对这样百年不遇的机会，他爽快地答应了下来，承诺独自修建行宫并包圆了所有接驾的费用。
财大气粗的康家不但斥巨资修建行宫，还将沿途的官道修整一新。重建的行宫比原先的规模更大，也更富丽堂皇。当慈禧太后驾临巩县时，目睹这座豪华舒适的行宫，连声夸赞地方官差事办得好。
康家既然接了这个差事，便决定要送佛送到西，为了表达对慈禧太后的忠心，康家又另外向朝廷捐了100万两银子。慈禧听说了康家的壮举后，决定亲自召见康建德。
为了报答慈禧的隆恩，在觐见时，康建德又进献了一份精心准备的大礼，他让开封城著名的金店师傅打造了一幅皇清舆地图，这幅图用黄金装饰成高山、丘陵，用珍珠摆成河流，在北京城的地标上镶嵌了一颗夜明珠，象征着“一统江山”。
这份大礼让慈禧大开眼界，不禁脱口而出：“不知此地还有百万富翁！”不久，朝廷赐康家“神州甲富康百万”金匾，从此康家便有了“康百万”这个名号。
巩县这次接到工作做得很好，慈禧十分满意，据说她离开巩县时，还特地下令将轿帘掀开，任沿途跪送的百姓们一睹其尊荣。还别说，慈禧从西安这一路走来，这还是头一遭，这对巩县百姓来说，也算是一种莫大的恩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