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委为解决定西、平凉等地区干旱少雨、植被稀疏、苦瘠异常等生存问题而上马引洮工程。
该工程被称为“样板水利工程”，有“银河落人间”、“高山运河”之称。1958年6月开工之际曾被宣传为“共产主义的工程，英雄人民的创举”。然而这项工程历时三年多，耗费几十万民力，最终却以惨淡的结局收场。
洮河属黄河上游支流，发源于甘肃省碌曲县境西部的西倾山东麓，流经甘肃省碌曲、夏 河、卓尼、临潭、渭源、临洮、永靖等县，全长673.1公里，流域面积25527平方公里，年平均径流量53亿立方米，河水资源非常丰富。
1957年冬，甘肃省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兰州召开。在制订了“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全省面貌”、“六年实现农业四十条”的全面规划。会议期间有人提出从南部的洮河入手，以 “引洮济渭”的方式解决甘肃东部的干旱问题，在省委支持下，水利局、铁道部第一设计院、西北水利勘测设计院、定西农建局等单位联合派出工作人员一同实地勘查。然而，查勘队伍尚未归队，省委便在1958年2月会议结束时决定实施引洮工程。
1958年3月，勘查人员提出引洮工程的雏形，即 由岷县龙王台引水，沿洮河左岸经岷县的梅川、会川的中寨集到靖远新堡子川，长达760公里，加上从月亮山引到董志塬，长约350公里，共长1100公里。这一线路几乎横跨整个甘肃东部，仅从规划就可想见其难度。 时人已意识到渠道所经地区全是黄土高原，高山土壤颗粒稀疏、含有盐碱、空隙很大，一旦水流侵蚀易渗漏，容易引起渠道底层塌方和下沉，这一攸关渠道质量的土质问题在世界上尚无有效解决办法，渠道途经很多高大的分水岭，需穿越许多工程量大而复杂的水洞，无论是技术还是资金要求都完全超出了当时的负担能力。
但引洮工程计划引水30亿公方，流经陇中十多个县市，灌地700多万亩，“每亩增产300斤，即可增产21亿斤粮食”，这一巨大的诱惑使得甘肃政府喊出了 “只要能把洮河引上山，要什么我们就有什么”、 “水不上山不结婚”等口号。
然而采用“边测量、边设计、边施工” 的三边政策、勘测未完成就仓促上马的引洮工程，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失败隐患。要求用三年甚至两年时间， “民办公助、就地取材” 的兴办方针意味着国家投资为辅、人民群众支援为主，工程所需的劳动力、资金、粮食、物资远远超 出省委最初的预计，随着工程的持续和难度的加大，工地所需物资大大超过百姓的承受能力。甚至工程最终产生的灌溉田亩数 ，也不过是向渠道所经地区 行政领导简单询问其辖境内耕地面积的结果，根本没有勘测并确定渠道的具体流向以及渠道流经地的实际情况，潦草程度可见一斑。
工程开始不久，种种实际困南就让无数民工萌生离开的念头：极少蔬菜
供应，食盐匮乏，没有房子，只能住在潮湿的窑洞里，由于缺乏燃料开水供应极少，更无法烧热炕，施工点道路不通，只能靠人力往山上背粮食，没有机械化施工工具，只能靠人力肩扛背背，工时间长，“两头不见太阳”，动不动搞“夜战”等等。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要在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上修建一条“山上运河”，所遭遇的抵制与质疑可想而知，民工的怠工与逃跑从未停止。据统计开工半年共有约9000余人逃跑，有约1000余人又被遣返工地，4000余人跑回原籍，2000余人在兰州、白银、玉门等城市打工，近1000人逃往青海、新疆等省外谋生，还有约900余人下落不明。1959年3月中旬引洮工地实到民工16．9万人，到7月初为止 已就逃跑2万多人。
引洮工程的渠首设在岷县古城村，在此修古城水库以抬高洮河水位，使它经过修好的导流槽，流向所设计的渠道，因此其修成与否对整个工程休戚相关。1958年8月，引洮工程局提出 《古城水库规划设计要点(草案)》，9月1日正式开工，2万民工先后在此劳动。1959年4月8日，古城水库实施强制截流，14日围堰龙口合龙。但由于导流槽工程还没开挖到设计断面，致使导流能力不足，加之洮河水势凶猛，冲垮决口，截流失败，损失麦草80万斤、 铅丝7．5吨、麻绳3．5吨等。7月1日古城水库再次截流。但8月11日突降大雨使洮河水位骤升，12日再次决口，损失惨重，冲走木料约1500公方，炸药70多吨，粮食17000余斤，其他物资价值约38万元，淹死抢救物资的民工3人，毁民房1300间，田禾3800亩，受灾居民4000户20000多人。古城水库的再次决口打断了“七一”通水大营梁的计划，严重影响民工情绪，逃跑现象更加严重，天水工区一大队一夜就逃跑了39人。
1959年7月15日甘肃省向中央报告称：“严重缺粮地区的人口共有154万，这些地区一 般吃不到半斤粮，全省浮肿病96000多人，据初步统计因缺粮和浮肿病致死的有2200多人，非正常流入邻省的人口约60000多人，本省境内各县互流的还有10000多人。有些地方生产陷于停顿状态。”然而庐山会议后风向急转，呈交这份报告的甘肃干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形势又成“一片大好”， 而当时由于粮食及副食品阶段性匮乏，个别工段先后发生浮肿病及死亡现象。工程局卫生处副处长经过细致调查，认为是营养缺乏所致。但 此类言论立即被视为“右倾言论”，卫生处大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主观主义错误观点”。“反右倾”运动使得人人自危，民工们连一句“吃不饱饭 、活儿太重”之类的话都不能说，一旦被听到，都会遭到批判斗争。
但随着灾情的进一步加剧，甘肃省每日口粮在7两(16两秤)以下的就有510万，其中约80万人左右每天只能吃到2两。甘肃的饥饿和人口外流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最终工程与1962年3月8日正式宣布下马。
引洮工程历时三年多，期间国家投资1．5亿元，花费劳力6000多万工日，以及难以计量 的水泥、钢材和木材，加之2418人死亡、400人伤残。大量劳动力投入引洮工程建设，挤掉了提供粮食的受益区民众的口粮，加剧了粮食的过量消耗，破坏了相关区域农业生产的正常秩序。由于大刮“共产风”，工程无偿调拨了旱塬百姓的物力、财力，工程下马时统计共 计平调4314万元。洮河沿岸大量的原始树木，在“就地取材”的方针指引下被大量砍伐用来制造木制工具、烧饭、取暖，极大地破坏了当地生态环境。高山断崖、滚滚洮河以及用简单工序制造出的炸药、绳索、手工工具等增添了施工的种种危险，政治运动所带来的改造、灾难 斗士挨打 、自杀的人数骤升，简陋的医疗卫生条件导致伤病员难以得到有效医治，亦有因阶段性缺粮、缺副食品而带来的浮肿病甚至死亡。 另外伤残民工也较难得到有效的善后抚恤， 如榆中县1万民工陆续开赴引洮工地进行施工，“因工牺牲300人”，但“抚恤情况无考”。
